张卫伟 王建新：美好生活的多重价值内涵及其现实构建

美好生活不仅是人们对“当下”较高物质生活水平及民主、正义、公平、和谐生存境况为现实支撑的生存境况的描绘，也包含广大人民在价值感知和情感体验上对这一生活境况自觉生发出的“美好”评价，体现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但无疑，看不到希望、没有“未来”的生活是谈不上“美好的”，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自信而生成的指向“未来”美好生活的积极信念共同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多重价值。架起美好生活的“当下”与“未来”，应当明确美好生活的多种关系性规定，从而生成以关系理性为价值依据并超越现代生活困境的全新生活样态。

美好生活首先标识了个体的生存体验，这也就是康德所言的“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于不断伴随着他的整个存在的那种生命快意的意识”。^[1]可以说，生活美好与否是一个理性的个体立足于其所体验到的生活境况而产生的“当下”美好性体验。

1．“当下”生存境况的积极评价

由于“生活”一词总是被拟人化地使用（如“生活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似乎生活本身成了一种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性存在从而主宰着人的命运。但实际上，离开了“人”就无所谓生活，生活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主体，而是由现实的人这一主体缔造的；同时，当生活被经营锻造之后，反过来就成为对人自我确证的影响因素，个体需要在感受生活、体验生活中求得生存并实现自己与生活的良性互动。正是在生活与个体的这种关系中，“美好生活”必然表现为对“当下”“生活的美好感受性”的真实体验与判断。

这就进一步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实存的美好生活是否必然产生个体的美好生活感受性？鉴于美好生活感受本质上是个体的主观性评价，因此个体积极的性格特质、合理的价值取向、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客观的认知方法等都是影响促成“美好生活”感受的重要因素；又由于“美好生活”感受实质上作为一种对比性的感受，它揭示的是个体对这种相对性的生活满意与否的体验与判断，因此对比视角也关乎美好生活的感受度。一般而言，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方式，对于感受美好生活最为有利。二是是否存在客观上的不美好却产生美好的生活感受的现象？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阿Q”不容忽视。其实质体现为阿Q对“当下”生活的虚幻感受，即“自我感觉良好”中透视出来的自我麻痹和自我欺骗。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好生活的感受”不同于“美好生活的言说”。

从本质上说，“美好生活”感受一定是主体“当下”基于现实主观上幸福喜乐的真实感受，与快乐具体且“得到即逝去”的瞬时性不同的是，“美好生活”感受因具有整体生活上的意义而具有持久性。它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事务都是美好的，逻辑上这种“美好生活”构建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更加深入的价值内涵上看，“美好生活”是个体在“当下”生活中不断地自我实现与自我满足，体现为个体能力拓展、生命丰盈以及精神安定而产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当下”美好生活的现实依托

尽管个体的主观差异使得“美好生活感受性”千差万别，但人们能对“当下”客观事实和共同生活境况作出某种共识性评价，这就意味着“当下”美好生活具有满足、改善和提升个体生存境遇与生命质量的确定内容承载。

同个体的美好生活感受的历时性向度相一致的是，美好生活的确定内容体现着具体的时代要求和客观需求，这也是美好生活发展的历史逻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2]也就是，人的生产生活受制于既有的历史前提和历史制约，特定时期美好生活有其特定的历史事实与历史期待。比如，上世纪最后的20年的“美好生活”追求与长期“文革”的破坏性影响相连，其现实内容只能是改革开放条件下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热烈追求以及个体自由的高扬；新世纪之初的“美好生活”则建立在市场经济浪潮引领下灵活就业与改善居住的期待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权利的彰显；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40年以及全球化向纵深的推进，使得“当下”美好生活要实现人民群众更高物质需求的有效满足、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以及生态环境的真正改善，即“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够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3]

这意味着“当下”的美好生活中具有个性化需求的异质性与社会需求的同质性的统一。由此反思“当下”的美好生活依托能否真正承载生命质量提升就显得尤为必要。当前，在西方消费型社会的影响下，及时消费、超前消费似乎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不二选择，但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消费型愿望却极易落空而陷入“消费陷阱”：当有限的消费能力无法抵抗无限扩张的消费欲望时，这种因消费主义带来的“美好生活”承载不仅会大打折扣、产生消费恐慌，更将产生消费不足意义上的“新穷人”，从而在根本上背离“美好生活”。鲍曼对这种在消费社会中产生的“新穷人”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在他看来，这种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无法获得生活所提供的事物”,^[4]从而无法真正快乐幸福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促进“美好生活”的方式需要从消费型回归生产工作范式，将劳动奋斗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个体美好生活具体谱系的生成，由此才能算作是“当下”美好生活的现实承载。同时，由于“美好生活”是一个社会性的现实感受，就“当下”而言，“阶层固化”、“新穷人”等语词表明“美好生活”需要回应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即要在主体构筑美好生活现实承载的同时构筑美好生活的空间正义，这构成“当下”现实美好生活内容的一体两面。

“未来”在哪里？“未来”会怎样？这是个体体验“当下”美好生活之后情不自禁的疑问。一个看不到未来、没有希望的生活称不上是美好生活，因此，美好生活必然指涉未来向度。

1．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美好生活的理论前提

何以由“已然”生活（不论美好与否）而确信“未然”生活（一定美好）？由于无法从微观个体那里找到答案，故应跳出“平面式”的讨论思维，而要从更深入的“立体式”层面上分析。而个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积极确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在黑格尔那里，“进步表现为从不完善到更为完善的前进”，^[5]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6]的内在进步样态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赞许。但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历史进步哲学的神秘魔咒，终结了黑格尔进步观上的“僵死”循环，而将历史进步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之上，揭示了“线性时间表”上历史进步的内在规律，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首先，具备自我选择与自我完善能力的现实的人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主体。而其中人的“生存需要的满足”构成了历史进步论的支点：“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7]由此，人的生存需要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源动力，在“需要-满足需要-产生新需要”的不断演进中使得历史进步成为现实，秉持“生存价值是支撑人类所需全部价值的‘始源性价值’或‘价值原点’”，^[8]这使得美好生活的追寻有了历史发展上的价值基础。

其次，生产力发展是历史进步的根本性保障。作为“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就是人的生命力、人的热情渴望、永恒的创造冲动以及所有这些东西的外显”^[9]的生产力，其成为历史进步的标志和根本性保障。有学者称之为“历史进步的生产力担保”，即“作为人的生产财富或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之所以有一种不断增强和提高的内在冲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每一时代的人都倾向于追求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10]由此生产力构成了历史进步的客观保证，从而在必然性上打破了被“英雄史观”笼罩的偶然主义的历史魔咒。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中“复归”的生活世界以其社会性与整体性护航。这不仅赋予生活世界理论以彻底性，并超越了西方近现代以个体理性为根基的现代性，且通过主体间的生产实践互动，通过人与社会的交互实现了社会共同利益的集结和融合。如果援用学者刘福森的观点，那就是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本能”促使个人的美好生活追求与社会公共利益统合在一起，“只有当这些个人的‘自觉的’特殊目的中潜在地包含着一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意识的’‘本能的’追求时，符合社会公共历史的‘社会历史总体’才会自发地形成”。^[11]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论在“预测”美好生活的“未来”走向、为人们提供“未来”美好信念支撑的同时，也为美好生活从“当下”向“未来”的连接提供了实践思路。正如马克思在1847年批判蒲鲁东的历史观时说：“只有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12]“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剧作者”承担起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责任担当，意味着美好生活是要靠奋斗得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13]立足现实的劳动实践是构成美好生活“当下”之维与“未来”之维的确切连接点。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好生活实现的信心支撑

作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的基本原则立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世界无产阶级争取美好生活树立了中国典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道路，这些历史“过往”和历史“实在”为“未来”美好生活提供了信心支撑。

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及勤勉务实的执政作风。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建立新中国”的美好生活信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过程中，立足百姓需求的不同土地政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改变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决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真实写照与最好诠释。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期待与畅想，正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溯革命和建设历程、回顾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决心和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4]从整体上看，人们以中国的历史过往和历史现实为参照，切实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因而对党领导下实现“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预见富有信心。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执政能力与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如果说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作风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定心丸”，那么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实力担保。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从温饱到全面小康，“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5]即使取得这样的执政成就，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知“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6]而不懈努力。

其三是中国共产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执政方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及西方国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国将何处去？在国内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用现实方案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013-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高于同期世界2.8%左右的平均增长水平。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物价、收入等民生指标表现不俗，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17]所有这些使我们避免了中等收入之后陷入停滞陷阱的危险。在对外交往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积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样的发展成果以及发展态势，在“中国为不安的世界注入正能量”^[18]的同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充分自信和美好前景。

可以说，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与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执政能力和执政方略上。这在谱画出“未来”美好生活图景的同时，其在精神引导的意义上更为珍贵。

美好生活的“当下”与“未来”体现了人们的客观感受与主观期待。问题是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无缝衔接？又由于“如果一个人的框架选择的合理性无法被另一个证明，那么，那个人就无法对他自己证明这种合理性”，^[19]因此，美好生活背后涉及种种关系性规定。这种关系理性在贺来教授看来是“一种在超越实体化、单子化个人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个体’的存在规定、生存意义和根据的理性”，^[20]建立在关系理性之上的美好生活实现着对现代性个体生活的超越。它既是美好生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价值桥梁，也成为美好生活构建的现实方略。

1．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价值及其建立

在黑格尔那里，家庭中“爱”的联系是个体最原始的关系；涂尔干以同事和同行之间形成的“有机团结”为社会进化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更揭示了人的关系性本质。和谐的人际关系既是美好生活的关系价值之一，又成为美好生活构建的首要方面。但人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背景下，在一定时期内追求相对有限的美好生活的机会和资源的过程中，人们之间是否也必然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呢？显然，只顾输赢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生还原到了适者生存的动物世界，从而消解了人类最珍贵的真善美和亲情友情，更误读误导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育”，^[21]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性关系是相对的和有限度的，它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如此才能称得上是美好的。

与此同时，人际冲突与人际冷漠等也有违生活的美好。人际冲突常基于个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或价值相异而以激烈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如何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来减少人际冲突，并在发生冲突后以最大的“同情心”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从而实现“共通感”，是美好生活价值及其建设的应有之义。通常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态度表征的人际冷漠，从表面上看，并不直接对他人产生物质损耗和利益伤害，但由于人际冷漠者本质上排斥他者的个人理性，不仅使社会失去温度，而且人际冷漠的辐射和扩散容易导致社会和谐度的下降，进而影响个体整体上的美好生活的感受性与构建。

2．人与社会良好的关系价值及其形成

由于“生活”一词的日常性用法，似乎生活只是个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无关社会；又因为中国“家-国-天下”的传统格局消解了社会在整体生活构建中的意义，再加上人们习惯以“黑社会”来统称为数不多但影响极为恶劣的破坏性势力的存在，使得个体生活与社会的关系显得虚幻甚至是消极。其实不然，早在古希腊时期，从家庭的私人生活与城邦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城邦善成为个体幸福生活的终极追求和实在保障，人们用民主决策和法律正义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由此实现着城邦对个体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的强大凝聚。城邦式的社会公共生活无疑成为确立良善社会秩序的典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金泰尔高度肯定了城邦善对个体道德生活的良性影响。而第一个较为完整地阐述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哲学家非黑格尔莫属。他既看到了个体自由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绝对地位，又强调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市民社会在实现个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中的过渡性作用。在操作层面上，黑格尔认为在“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22]的前提下，“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23]是最好的行动方案。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统摄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马克思指出，必须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与劳动实践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将“美好生活”拓展为“美好社会”的思路是二者价值关系的最好诠释。

正是因为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的紧密关联，因而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中，应着力实现个体美好生活构建与社会良好秩序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注重审视个体美好生活构建对社会治理及美好社会的积极推动，这就意味着个体美好生活的构建要有整体社会意义上的思考，而远离“小国寡民”式的“小圈子”或“小山头”抑或是暂时性的享乐；另一方面，注重美好社会对个人美好生活的美好供给，以良善的社会制度规制个人美好生活的总体框架，赋予个体美好生活的行为以合理范围和优化引导，并以良好的社会生态培育个人美好生活的土壤以及哺育美好生活的社会心态。

3．人与自然美好的关系价值及其实现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人与自然有着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有两种基本的认知表现：其一是认为追求美好生活与自然无关，即把人的生活发展追求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完全割裂开来，认为追求美好生活与保护和关爱自然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这主要源于生活秩序与自然生态伦理遵循着不同的法则；其二是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中，总是习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视为满足的人生存需要的工具。其结果是受制于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将人类的美好生活建立在对自然的极度消耗之上，并以人的“无限欲望”对自然的无限制征服作为人类狂欢式生活的有力支点。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于建立在资源消耗意义上的“增长的极限”清醒认知，美好生活构建中人与自然的以上两种观念已逐渐消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需要重新理顺人与自然的本真联系：自然生态是人们美好生活的目的式存在而非条件式存在，这要求将自然生态之于人们美好生活的意义从外在化的条件提升为美好生活的真实内容与内在目的。

对于执政党来说，美好生活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得如何已经成为判断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国际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引人瞩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智慧，将全球环境治理作为人类美好生活休戚与共的一个环节来对待；在国内政策上，“美丽中国”自从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就得到了人们的积极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是在发展的意义上正视了生态环境持久至上的效益；“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视为人的基本生命权并将其提升为民生的高度，这是史无前例的。

从整体上看，“当下”的现实承载和美好感受与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完整地诠释并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多重价值内涵。这决定了基于“当下”、连接“未来”的美好生活构建中的多元内容承载，以此保证美好生活不只是停留于动员口号和政策宣传上；这决定了在关系理性规定下的美好生活构建应超越现代文明的发展限度，这些构成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价值起点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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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