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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社 | 闫方洁:在辩证把握若干张力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发布者:解涛发布时间:2025-11-28浏览次数:10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这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近日组织评选出了2022—2023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2022—2023年度)是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闫方洁,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原文 :《在辩证把握若干张力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闫方洁

图片 | 网络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键在于坚守其科学性与人民性,同时积极吸收多种思想资源,回应现实问题,在对话与反思中推动理论创新。当前,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需直面若干深层张力。例如,如何更辩证地处理原著与原理、原理与时代、批判与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厘清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互动等。为此,应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问题意识、价值内核等层面的深度交融,以此开拓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原著与原理:从文本注疏到方法论自觉
       对待原著的态度,是检验一个研究者理论成熟度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原著与原理的关系,陈先达曾做出精彩比喻: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作珍贵的“宝石”,那么研究经典原著就是挖掘宝石的“矿藏”以及对矿石进行加工的完整过程。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原理生成的土壤,研究原著不仅让我们掌握最终的结论,更能让我们了解原理的诞生、论证与运用。深耕经典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立身之本,但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成为经典的诠释者,文本注疏固然重要,但若将其视为研究的终点,则无异于将马克思主义这座宏大的思想大厦,降格为一座仅供瞻仰的学术丰碑。不仅如此,当前研究中也存在将原著神圣化、语录化的倾向,即通过寻章摘句来为原理提供权威注脚,这种做法实质上割裂了文本与历史语境、问题意识的内在联系。因此,对经典著作的研究需要实现从文本注疏到方法论自觉的转向。

        原理并非悬浮于文本之上的现成结论,而是内嵌于经典作家分析现实、批判世界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之中。例如,当我们研读《资本论》时,除了理解其基本概念和结论,更要理解马克思如何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出发,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一步步地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运动规律。总之,回归原著是为了透过文本把握其内在的逻辑架构与问题意识,重演经典作家的思想历程。真正的原著研究,应该致力于“重现”理论生成的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重现”并理解经典作家面对特定问题时的方法论。唯有通过这种深度的“返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新”,使原理在当代语境下保持解释力与生命力。


原理与时代:从原理阐释到范式创新
         原理与时代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命题。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理论的最高成就在于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包罗万象的解释体系。例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宏大而精密,将整个自然、历史和思维描述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其内在联系。然而,在黑格尔那里,这个过程的主体是“绝对精神”,现实世界不过是其外化和显现。因此,他的哲学本质上是通过思辨来理解和调和现实。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这种对“理论实现”的强烈需求和根本定位,使得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要求自身与时代保持动态的、开放的对话。它不是一个一旦完成就永恒不变的封闭教条,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被运用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的开放指南。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存在”,诸如新的科技水平、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结构、新的全球矛盾等,因此,基本原理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必然随之改变。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对立表现为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抗;而在当代,其表现形式可能变得更加复杂、隐蔽和全球化。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身份政治等新问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回应。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代化阐释,就是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科学分析这些新形式、新内容,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完全不同的内容”的题中之义。


现代与传统:从概念比对到价值互鉴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在当前的研究中,一种常见且具有开拓意义的路径,是致力于在两种思想体系间建立沟通的桥梁,通过概念的相互参照来探寻彼此的共鸣点。例如,将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相互参照,或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与人民主体性的原则进行关联,等等。这类研究对于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话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要使“结合”真正走向深入,结出坚实的理论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或许需要超越这一阶段,推动研究范式从概念比对向价值互鉴升华。具体来说,研究重心要从寻找“它们说了什么相似的话”,转向探究“它们为何会提出这些深刻问题”以及“它们的智慧如何共同回应我们今天的困境”等等。而最具潜力推动这一深度对话得以展开的场域,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与悖论的共同反思。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根基性。它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如何导致人的异化、自然的枯竭和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丰富智慧。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理性膨胀提供了深刻的生态哲学观;“仁爱中和”的伦理观为对抗个体原子化、社会关系冷漠化提供了价值资源;“天下情怀”与“协和万邦”的政治观为超越霸权式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另一种文明逻辑。

       价值互鉴的精髓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取长补短,而是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共同问题导向下,实现创造性地转化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可以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超越性价值的理念,使其从古典的伦理规范,转变为批判现实、建构未来的积极思想资源。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平衡、内在超越的追求,也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在个体精神安顿、生态伦理建构等方面的理论空间,使其在中国语境下获得更为丰满的文化血肉与情感温度。唯有通过这种深层的价值互鉴,才能构建出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彰显中华文明特质的新理论。


批判与规范:从解构问题到建构未来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基因,但是批判的任务不仅是揭示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性及其内在矛盾,更在于探索超越现存秩序的现实可能性与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根本旨趣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它内在地包含着规范性的建构维度,前者是“破”,后者是“立”,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的理论任务主要是解构资本主义旧世界,揭示其内在矛盾、运行规律和必然被取代的历史命运,因此,其理论表达通常具有较强的批判性。诸如,“意识形态”常被阐释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资本”被剖析为一种带来异化和剥削的社会权力,等等。在当时语境下,这些概念以其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在唤醒阶级意识、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政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历史使命便从摧毁旧世界的“批判的武器”,转换为建设新世界的工具——即运用政权的力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来组织社会、发展经济、塑造文明。这种使命的根本性转换,要求理论本身必须随之完成深刻的范式升华:从以革命为中心的批判理论,发展为以治理为核心的建构性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关键任务,正是在于推动这一范式转换,即从那些经典的批判性概念中,发掘、提炼出其建构性维度,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规范性的理论指引。这不仅是避免理论与现实撕裂的必然要求,更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更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治学谈:我主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将基本原理置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此整体性视野下,我尤为聚焦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与新形态,持续追踪并反思全球化、信息化与数字化背景下文化生产、价值认同与意识形态建构的新机制与新挑战。我的核心学术追求,是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对话与融通。我努力探寻马克思主义如何能更有效地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关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重大问题,并致力于从“原理”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进行学理化阐释与体系化构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8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