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在提升其话语地位与构建话语共识中不断定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立意高远、内容深邃，其话语叙事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三重表征样态，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方法论自觉。通过形塑话语共识、打造话语符号和拓展话语空间，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内话语走向和国际舆论，还充分满足了当前现实发展与理论创新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叙事表征，现实建构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话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动态秩序中不断衍化、重塑，进而生成隐含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特定话语意义体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放在全局规划的重要位置，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逐渐形成了意蕴深厚、系统完备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子集项”，其建构与完善既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社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同力，又有利于更加清晰、全面地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新图景。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多维境态、叙事表征和现实建构，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多维境态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作为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话语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关文化建设理论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的最新叙事，集中反映了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一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应对国际话语竞争和文明博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所需。
（一）理论之维：顺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创新的内在诉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叙事，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应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主导下的文化叙事体系，它既不是无边界无对象的纯粹想象，也不是机械的、脱离实际的话语表达。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发展现代化的更优方案，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科学建构。在承继、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主体性、实践性和世界性等层面出发，实现了对自身话语体系的科学塑造和型构。一是主体性叙事。与西方语境下将个人、自我视为“道德世界的中心和源泉的主体性叙事不同，马克思强调人民作为文化主体的作用。他认为希腊艺术的素材乃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从而肯定了人民在文化创造中的重要力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主体性展开更为深刻的诠释。面对“文化在整个发展格局中的价值排序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主体性叙事由“域内”延伸至“域外”，强调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和民族进步发展的内聚动力，更是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必然选择。文化主体性叙事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主体动力、价值原则，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二是实践性叙事。与西方叙事中“人把他的意志体现于物内”的物化逻辑不同，马克思强调要从实践的角度，即“人的活动”中去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甚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实践能力的水平。恩格斯亦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出的一切成果，二者互涵互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正是在实践性叙事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文化实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论断新观点，从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叙事的空间领域。三是世界性叙事。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展“迫使”那些非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落后的民族在文明形态上发生变革和解体，从而打破了不同文明间的壁垒，推动了局部、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全球文明也从“交往”转向“普遍交往”，这不仅实现了全球化的物质生产，也加速了世界性的精神生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在世界性叙事的引领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并在深刻把握世界文明普遍交往趋向中，不断型构自身的总体逻辑。
（二）文化之维：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客观要求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与世界文化激荡中逐渐积淀形成了特点鲜明、意蕴深厚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既面临在当代的激活与承继，又面临着一些现代化转换的困境。面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的时代性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本，以推进“两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蓝本，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新，激活其历史穿透力和表达活力。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表达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资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重要的语料库，赋予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独特的文化底蕴。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中，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俗文谚语来表达其执政主张和文化理念。比如，明代读物《古今贤文》中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被用来论证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晋代《文赋》中的“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被用来强调新时代文化创作的推陈出新精神，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中的“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被用来阐释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性，等等。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灵活化用，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话语生命力，彰显了其鲜明的语言风格和厚重的文化功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突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中所遇到的诸多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交织，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元问题域。要在这种元问题域中寻求突破口，既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的话语对立，协调文化话语传承中的延续性与同一性问题，又需要超越中国文化话语与西方理论叙事的对立，促进时代元素在文化代际链中的生产与表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深刻诠释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涵义和现代化表达，不断推动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此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还开辟了“第二个结合”的新话语空间，以面向中国问题为核心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深度会通。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中，不断实现其自身的体系建构，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三）时代之维：回应话语权竞争与当代文明间博弈的现实需求
从文明论范畴来看，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掌握话语权，能否构建自身特色话语体系，往往取决于其所代表的文化和文明是否具有应对国际话语竞争与文明博弈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正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舞台。中国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及作出的文明贡献不断冲击着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为了继续保持对国际舆论和文明秩序的掌控，通过“文化殖民”的方式，“重新塑造‘他者’的偏好标准和制度议程，用其文化逻辑去替代‘他者’文化逻辑，将‘他者’文化导入自身的话语轨道”。具体来讲，他们一边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媒体优势，多维度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主张，凸显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不可超越性；一边将中国主流文化放在西方根据自身经验和意识形态需求所建构的分析工具和想象框架中，对其进行歪曲化、片面式的解读和诠释，“中国新殖民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意识形态回避论”等言论甚嚣尘上，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前处于“挨骂”“被描述”的境地，价值主张和文明理念难以得到全面、立体的真实呈现。这对我国文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构成挑战，迫切需要我们打破“西方中心”的逻辑陷阱，树立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提高中国话语的解释力、表达力，进而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将文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抵制西方文化话语的消解和侵蚀，创造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和话语范式。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讲道，要“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亦指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彰显和传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时代表达。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为了满足回应形形色色西方文明观挑战的现实需求，也是为了凸显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当前乃至未来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国际价值。
（四）方法之维：锚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应然化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动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议题。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应对和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问题。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对“高品质的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增长。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更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当前，我国经济仍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领域面临着许多难以突破的问题，如大众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增长缓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话语对接困难、文化实践发展与相应的文化话语建构不够匹配等等。话语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密码”。要持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破解既有的文化话语难题，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话语自信，就必须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使之既能顺应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和发展要求，又能充分阐释当前我国文化实践和发展道路，以全面准确的话语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机、新兴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故事。从问题导向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为什么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怎样的文化强国、如何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问题。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四个重要”的出台，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强国建设作为“新的文化使命”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他围绕着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从体系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建构不仅在学理层面系统科学地回应了文化强国建设所面临的历史性和时代性课题，而且围绕着文化强国建设的原则、策略、意义、目标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阐释。它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将文化建设与其他诸如经济、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等统筹起来，从而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有利的经济条件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总之，在“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下，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叙事表征
叙事作为一种认知框架，主要通过语言性、研究性秩序图式来呈现、阐发对象的逻辑表征与存在状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最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立意高远、内容深邃，其叙事贯穿着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三重内在表征，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方法论回应。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也是对党领导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凝练。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建构，既要在理论层面深度诠释其核心范畴与创新命题，也要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揭示和总结其现实遵循、发展规律及基本策略。与那些绝对化、抽象化的西方经院式文化叙事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的辩证叙事表征，在理论叙事中引入实践叙事，以实践叙事支撑理论叙事的科学性建构，以理论叙事规约实践叙事的合理性边界，形成了原则与方法、本质与现象的叙事张力。这不仅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征，也为其话语建构提供了科学的知识框架和叙事方式。
理论性叙事强调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创新性、文化建设发展的时代性维度来提炼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观点，因而呈现为学理化、系统化的话语样态，蕴含丰富深刻的文化意旨。一方面，概念范畴是理论性叙事的立论基础，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的基本元素。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基于文化发展现实，提出了一系列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例如“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文化生命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等。这些概念范畴并不局限于对文化建设的经验概括和事实描述，而是在对新时代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机理、社会机理准确把握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实现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高度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以一系列概念范畴为支撑，通过明晰不同文化概念彼此间的逻辑关联，逐步实现文化建设领域的知识再现和话语升华，从而厘定自身话语体系建构的真理性和规范性边界。另一方面，文化创新理念和观点是理论性叙事的内容呈现，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的重要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中所包含的一系列论断、观点与理念，不仅有对文化事业的统筹规划，还有对文化思维、文化规律和本质的深刻认知。如为应对传承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的内在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原创性表达顺势而出，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基于对文化产业的充分关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事业与产业“共同繁荣”论，提出既要以文化事业教育人民、汇聚共识，也要以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创见使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性叙事更具引领力、说服力和洞察力，同时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关键且有力的支撑。
话语因理论而拥有灵魂，因实践而获得生命。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强调理论性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实践性叙事的展开，这使得其话语叙事既有深度，又有力度。具体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实践性叙事涉及对文化事业的战略部署、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文化工作的具体落实等内容。就文化事业的战略部署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实现了对文化发展定位的叙事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前，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辅助性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为政治稳定、经济进步提供支撑，地位往往次于政治和经济建设，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资本化”倾向。新时代以来，文化事业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被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文化建设成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强国目标则成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关键支点。围绕着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立足不同节点、不同角度对其展开概括和总结。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九个坚持”，内容涉及文化自信、“两个巩固”、文艺创作等多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近平对文化领域的实践及经验进行总结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这被总结为“十四个强调”。同年10月，习近平再次提出“七个着力”，强调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根本要求。这些话语表达的依次出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叙事的实践序列，反映了其对文化现实及规律的基本把握。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叙事还涉及文化工作的具体落实层面，如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作导向、文明协调发展、核心价值观工程等等。这几个层面各有侧重、彼此相异，但叙事内容上互为关联，共同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实践性叙事理路。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辩证叙事体系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在理路和构建方式更加清晰，不仅凝练了新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遵循和策略。
（二）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
作为新时代我国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一方面对当前文化虚无主义的种种论调进行批判，对原有理论体系中思想文化内容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其作用与功效，形成了批判性话语叙事；另一方面，则在既有文化理论基础上，对一些重要主张或思想观点展开再诠释或显性化阐释，并对该领域的叙事体系进行整合与重构，提出许多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新观点新表达，形成了建构性话语叙事。两种叙事方式相互耦合、互为补益，不断优化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话语表达，实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容供给和科学建构。
批判性叙事主要是从反向维度折射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在意涵和时代图景。一段时间来，蔓延成势的文化虚无主义试图以污名化、低俗化的解读，逐渐消解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致使文化西化论、劣质论、等级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扰乱了多元开放的思想文化空间。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叙事对这些错误言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批驳。一是破除那些散布华夏民族劣等论、中华文化无根论，极力造成中国道德失序、文化失意、价值失落等的妄想。习近平强调，我们既应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要注重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促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不断续写中华文脉的时代新篇章。二是批判那些假借文化反思、沟通之名，实则宣扬推崇“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甚至轻视和摒弃传统文化等言论。习近平强调，如果热衷于“‘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精神命脉”“文化根基”，乃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以批判文化虚无主义为叙事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回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诠释了中华文化对当前建设事业的理论意义，指明了中华文化助益于未来发展的现实路向。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还将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贯穿于对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总体思考和阐述当中，强调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离不开主体的高度自觉和文化创造，“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通过否定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自我的消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跳出了西方文化霸权宰制下的他者叙事，明确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在强化中国文化主体叙事的基础上，寻求中华文化的独立体系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的充分融合，以实现新的文明创造。由此，批判性叙事既革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因果链条和逻辑理路。
建构性叙事主要从正向维度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结构样态与价值指向。理解并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除了从时代特质、内在思维等方面着手外，更需深入探索其在叙事结构、价值维度上的创新。从叙事结构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在拓展原有叙事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理论展开时代化、显性化诠释，对该领域的叙事体系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创新性建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两个结合”的提出。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被遮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事体系中，并未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炼。习近平在2021年庆祝党成立百年的大会上，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并在次年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此展开深入阐释。这一命题的明确，使得以往理论与实践的“二维叙事”转向理论与实践、文化的“三维叙事”，叙事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新的增长点，有力促进了我国文化理论创新、文化自信提升；从价值维度来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中多次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极富永恒魅力的思想与观念。如2014年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中总结了至今仍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七个传统文化理念；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十个重要元素。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还从价值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了“两创”与“高度契合性”两方面的话语叙事。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存在应然性契合，是一种正向维度的价值判断。由此，在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辩证叙事体系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内在规定和现实样态得以呈现，既引导当前文化发展趋势，也指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方向。
（三）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指南，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文化动力。要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国内外双重场域中的科学认知与合理推介，既要在整体性维度使其与国际接轨，塑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明叙事，又要在具体性维度使其与时代同步、与现代化实践对接，展开“走自己的路”话语建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呈现着整体性与具体性的叙事表征，一方面，它突破了近代以来资本话语主导下西方文明观的历史困境，重思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提出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理念新范式；另一方面，它将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置于本土问题语境中进行深度考量，明确中华文化发展的新使命，推动传统文明的赋活新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重要的文化基因与话语基石。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之所以注重对整体性叙事的把握，原因在于这种叙事跨越时空的限制而坚守对宏观秩序、规则和范式的追寻，是一种典型的元文化叙事。它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民族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建构，是生成共识性、合法性与推广性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诸多方面彰显着对整体性叙事的遵循。从话语建构的文明取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主张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习近平指出，“世界是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文明都无法完全与外界隔绝而孤立自存，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交融碰撞，不仅有助于展现、确证和传承各自的文明特质，也通过认识和学习其他文明而促进文明创新。交流互鉴理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对文明发展样态和文明交往范式的宏大构想与全球构建，凸显了整体性叙事的话语本色。从话语建构的价值表达来看，作为一种深度嵌入共识的符号系统，这一思想的话语超越了西方文化价值秩序的虚假性与非正义性，从人类实践过程中精准提炼和总结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共识转化为话语优势，不仅满足了各国对“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的现实要求，也为推动各国人民在追求共同愿景基础上相互尊重包容提供了基本遵循。从话语建构的逻辑意旨来看，在人类文明面对严重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力图科学应对“文明冲突”，推动全球文明走出封闭隔阂的“十字路口”，塑造合作共赢与交流交融的国际文化语境。这种整体性的政治言说方式，蕴含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在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中的权威化、真实化与合法化的本质性特征，为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实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
与整体性关照的宏大叙事相比，具体性叙事更多地从微观、局部入手构建与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强调“中国化”的对象规定、“现代化”的知识赋能和“具体化”的叙事方略。从话语叙事的对象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展开了以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的民族化叙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通过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承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不仅打破了中华民族在时空上的界限和心理上的隔阂，筑牢了承继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根基和价值同构，还建立起中华民族在文化建设上的情感共识，形成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性确证，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凝聚力量。从话语叙事的资源来看，新时代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应对多元思潮的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具体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提供了现实资源和实证支撑，使其不仅满足了话语叙事具象化的要求，还回应了实践个体对话语的微观诉求，从而提升了话语的认同度。从话语叙事的策略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具体性叙事克服了宏大叙事中的抽象化、理论化倾向，注重话语构建和传播的大众化、区域化和全球化，从而打破了思想理论与民众、国际社会间的藩篱，实现话语叙事与现实的有效对接。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之所以能够解决好用“中国文化之道”应对“挨骂”困境、塑造中华民族“全球形象”等问题，与其宏微兼备、中外互通的叙事策略密不可分。正是基于整体性与具体性互相建构的叙事表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感召力得以不断提升。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现实建构
“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需以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境态与叙事表征为基础，进一步探索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不仅系统阐明了核心要义及深刻内涵，也详细解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和具体规划。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期的多重形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通过形塑话语共识、打造话语符号和拓展话语空间，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内话语走向和国际舆论，还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切实提高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引领力、阐释力和传播力。
（一）把握文化自信话语主线，形塑新时代的使命意识和话语共识
习近平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主线。作为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的时代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深入阐释和应答文化强国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部署规划和使命担当，凝聚了最为广泛的价值共识和话语共识。顺着文化自信这一话语主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由深层向外层的理论表达和意义整合。这一方面体现在践行使命意志、培育时代新人的话语认知突破上。在“两个大局”下，习近平从当前的文化现实出发，提出“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强调我国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为使命任务，文化育人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育人的过程中，文化的化育之力并不局限于为个体带来创新能力、实践精神的提升，而是积聚为社会群体的文化内能，构成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动因。同时文化内能的外在转化，造就了个体的文化创造能力，推动了文化自信的正向增长，从而构建了践行文化使命的主观意志和实践条件。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将文化自信与文化育人的期待相互联系，从而在回应时代发展趋势、凸显文化使命中实现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在强化“第二个结合”，构建“新倡议”的话语共识塑造上。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核心表达，“第二个结合”话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机理，反映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为进一步把握时代动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元素，拓宽“结合”话语生长点，还积极融入人民群众的文化智慧，提升大众对“第二个结合”的话语认同，擢升“结合”话语覆盖力和影响力。此外，面对多元复杂的国内外文化环境，习近平还从文明视阈出发，阐释了新时代语境下的社会文化现象，提出了“新坐标”“新倡议”等新的话语表述，并由此构建了反映中国思维方式、理解结构和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为指引当代文明实践、凝聚人心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立足融合创新话语高地，打造新时代的文化符号和叙事体系
所谓符号，绝非抽象、空洞的存在物，而是对其所承载的思想理论意涵的真实表达。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符号，并成为该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和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融合创新的高度上，通过符号选择和话语表达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习近平认为，文化符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民族和价值意蕴，“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既是文化传承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国文化叙事体系的重要基础。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进行话语体系建构时，尤为注重打造彰显新时代文化特色的话语符号。一是打造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内容的话语符号。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传承和发展，它包括了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凝心聚力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人民至上的文化创作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创性内容。对这些核心内容的话语释义和符号凝练，是支撑起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建立起勾连文化建设规律与大众对文化发展期待的符号表征，用以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象征性形态”，还为不同理解水平下的民众造就了一个符号共享环境，使其准确认知话语符号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二是打造与当下文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话语符号。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进行符号选择和体系建构时，往往与当下的文化现实联系起来，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高质量文化供给等具体议题展开。这样不仅能够讲清楚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具体规定，也有助于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实践方略。当然，语符背后隐含着“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和机制”，因此文化符号和叙事体系的打造，既要考虑文化实践过程中的符号建构，也要注重思想理论本身的符号创新要求。三是打造为大众所熟知的，有“共同意义空间”的话语符号。符号之所以区别于“记号”，就在于它能够协同群体内部的认知、情感和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不仅打造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语符号，更促进了这些符号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同，实现了话语内部的深度协同，从而制造出更为广泛的话语认同和价值认同，最大程度地提升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当然，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间的多重张力之下，打造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叙事框架并非易事。面对文化软实力较量和话语权竞争的复杂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注重将其蕴含的理论自觉、历史传承与中国本位意识，融入形象具体的文化符号之中，转化为真实可靠的文化叙事，为实现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赋新和丰富助力。可见，坚定不移地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不仅有助于形成更为广泛的文化辐射圈，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塑造共识、凝聚人心的功能属性，还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提供生动注解，对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以及文化强国建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塑造世界文明话语格局，拓展新时代的话语空间和传播版图
“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必然要考虑到传播实践的维度，即如何拓展话语空间的问题。话语空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中影响力与实力的具体呈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的空间被不断挤压，话语局限性不断显现，这使得资本主义文明话语“一家独大”的垄断秩序被打破，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文明话语格局也随之发生变革。新时代以来，围绕着文化建设与文明新形态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提出了“多向度、全方位的科学指导理念”，并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为展现中华文明的话语价值，拓展其话语传播空间发挥着关键性的引领作用。从国内与国际的话语空间来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内与国际舆论互相影响持续加深，如何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成为新时代话语体系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从“中国—西方”“中华—世界”多重空间维度上选择话语传播的策略，运用政治传播与情感沟通的平衡来调整话语结构，构建出良好的话语传播范式。对于国内受众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注重以解读、教化与指导为主，并辅以情感沟通来促进思想交流，避免矛盾冲突，实现了国内话语空间的相知相通；对于国外受众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旨在告知、讲明和解释，这种传播成效虽受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大打折扣，但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增加了社会情感沟通的部分，从而扩大了对话语“共同的意义空间”建构。从网络与现实的话语空间来看，伴随着各种信息共享与话语交流平台的不断出现，网络话语空间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站在网络时代和融媒介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在深入了解网络舆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仅从“叙、事、理”三个层面构建线上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完整逻辑，还通过系统规划、全面推进线上传播工作的具体策略与方法路径，从而打破了网络空间的话语隔阂和文化壁垒，为自身的传播逻辑增添共识性、可理解性元素，增强了在网络话语空间的主导权、解释权。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改变了以往的文明话语格局，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影响力、引领力，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和构建更好的国际文化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