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将五卅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和国耻事件来纪念，时间持久，内涵丰富。五卅纪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既可以重申反帝爱国精神，也可以根据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演进和中共自身发展的现实诉求赋予五卅纪念新的政治意涵。五卅纪念成为中共解析革命形势、宣传政治主张、塑造政党形象、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场域。
学界围绕五卅运动的来龙去脉、中外关系和历史意义等议题产生了大量成果，但对五卅纪念的研究略显薄弱。现有研究多从国民党或国共博弈的视角切入，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对中共与五卅纪念的关联有所涉及，还有学者梳理了1926年中共策动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领导人及示威的时间、地点和人数。1926年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与五卅惨案仅时隔一年，国人对惨案的事发场景记忆犹新，且当时政局复杂多变，使得该年份的纪念活动显得更加重要。上海作为五卅惨案的发难地和五卅运动的起源地，关系尤为密切。基于此，本文拟利用多种史料，以上海为中心，兼顾考察全国其他地方，围绕中共对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发起原因、组织筹备、革命实践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此揭示五卅周年纪念丰富的政治意涵、中共政治动员的运作模式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
一、五卅运动的影响与五卅周年纪念的发起
作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重要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都是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且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进程，时常被人相提并论。不过，两者除事件起因、领导者、斗争目标的显著差异外，历史影响亦有很大不同。总体来说，“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后根本的转折在于国民革命的爆发，这时“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进入“行动时代”，“五卅就像分水岭，把五四推入了历史”。换言之，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而五卅运动则是大革命高潮的开端，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开始在中国广泛展开。
其实，两者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历史影响的深度上，还体现在历史影响的广度上。早期中共党员李一氓认为：“早些时候的五四运动，一般地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觉醒，范围主要在青年学生。而五卅运动，就它的规模和性质而论，则一般地促进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觉醒，但更多地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阶级觉醒。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对这个运动起了领导作用，而运动的影响，又波及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主要促进了青年学生的民族觉醒，而五卅运动除继续唤醒广大青年(不仅青年学生)的民族觉醒外，还大大增强了工人乃至农民的阶级觉悟。
虽然说五卅运动是由五卅惨案直接引发的，但五卅运动的发生与中共在工人中间长期活动紧密相关，并非完全是偶发事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指出：“五卅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共产党几年努力工作结成的果实。”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共成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发动者、决策者和组织者，而国民党实则处于辅助地位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据张国焘回忆，在五卅运动中凡事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然后在国民党内部“作形式上的决议”，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确是“一个主角”。五卅运动是在中共的实际领导下一步步发动起来的，更多地体现了中共的革命意志和政治主张。
五卅运动对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共革命有着深远的影响。五卅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共组织的发展壮大。1925年年初全国只有中共党员994人，到了10月间迅速增加到3000人，及至年底上升到1万人。中共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与五卅运动的发生关系密切。郑超麟表示：“五卅运动失败了，帝国主义没有答应任何条件。但就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说，五卅运动仍可说是成功的，它动员了全国人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卅运动前中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更像知识分子组成的宣传性团体，而在五卅运动期间随着大批工人、农民的加入，中共才迅速转化成为群众性革命政党。
更进一步讲，五卅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中共在四大之前领导的工人运动成效相对有限，特别是上海的工人运动“做几次，失败几次”，但五卅运动后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逐步高涨起来。正如瞿秋白所言，五卅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执行新的历史使命，领导“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上海总工会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挂牌成立，截至1925年7月28日，其下属工会组织从五卅运动前的20个增加到117个，会员人数从2万人增加到22万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通过五卅运动，“上海第一次成为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五卅运动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同时也促成了各阶层的广泛联合。更重要的是，五卅运动后工人罢工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之前单纯的经济性罢工向革命的政治性罢工转变。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邓中夏认为：五卅运动后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再只是提出日常生活的经济要求或普通自由的政治要求，“而已走上了革命的大道”。这表明，中共开始深度介入工人罢工，并真正将工人罢工引向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上来，五卅运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分水岭。
五卅运动给在华西方列强势力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一壮举“使帝国主义者异常地惊惧……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甚至是“帝国主义对华统治之终结的开端”。五卅运动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和对列强冲击力之大，一度成为诸列强难以抹去的伤疤。“五卅惨案像一场恶梦留在外国人的记忆之中”，比如“一个英国人打了人力车夫一记耳光。新鲜的是，一些外国人围住了那个英国人，使他很尴尬。‘您忘记五卅事件了！——他们就是这样对他说的’”，所以在华外国人不敢再轻易欺辱中国人，害怕“新五卅事件的危险”。
五卅运动的影响并非局限于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就连偏远的城乡亦有波及。五卅运动发生后，浙江的小城镇义乌、双林等地也起来响应，在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张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唱歌颂五卅的歌曲，该事件成为“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灯”。正如毛泽东所强调：五卅运动是“空前的反帝”，“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地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五卅运动后“反帝”已成为国人的重要共识和自觉行为。
五卅运动还直接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大革命期间，中共发动的工人运动是以支持和配合国民革命而展开的，而五卅运动更为重要和特殊。1925年7月19日，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的罗亦农在致陈乔年等人的信函中表示：“五卅沪案发生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开一新纪元”。邓中夏也指出：“‘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起端。”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宗旨不谋而合，相互激荡。
五卅运动给中共革命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政治遗产，为中共领导民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之源。1925年10月，时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主任的赵世炎将五卅纪念与双十节纪念作了比较，肯定了五卅纪念的价值。他认为：“在今年双十节前五月之‘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潮流突然高涨的表现。拿‘五卅’运动之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看起来，辛亥革命之完成，将是最近时间内的事。忘却了今年‘五卅’运动的纪念，便不能纪念今年的双十节。”这是因为，“自‘五卅’后，各国劳动阶级，特别是苏维埃联邦的工农群众，所给予中国民众之同情与援助，为空前所未有。这种革命意义之世界的发展，实由‘五卅’而起，因此而今年双十节纪念之新的意义，乃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的时期之完成。”在一段时期内，五卅纪念问题渗透到其他重要节日或历史事件的纪念中，成为革命纪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月是各种革命纪念日最为集中的月份，有“红色五月”之称，备受中共重视。1926年4月，中共中央就筹备5月间各种纪念日发出通告指出，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至五卅，每个纪念日都值得进行宣传，以此“警醒民众，检阅自己的力量，向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示威”。中共中央将五卅纪念作为五月纪念的重点，指出“如果‘五一’节敌人的防备很严，罢工及游行或势难做到，我们亦不十分勉强，只要能做到飞行集会、秘密集会，发表宣言、传单、通电等事即可。‘五四’、‘五五’、‘五七’、‘五九’，均只相当表示，而集中于‘五卅’的宣传”。
于是，各地党组织开始筹划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例如，中共江西吉安特别支部领导的北京惨案吉安后援会表示：“如要在这极黑暗的反动局面之下，找求生路，便只有在这‘五·卅’周年有极烈的纪念。大家更加奋斗，使我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比‘五·卅’运动更加扩大，更加深入民众，更加普遍到乡村小市之中。”作为五卅惨案的发难地和五卅运动的起源地，上海五卅周年纪念活动成为中共五卅周年纪念的关键环节。正如瞿秋白所言：“上海不独是五卅运动的发难地，而且上海的民众比较起来是全国最有组织的，便是上海的商人也是全国最有力量的。所以上海的民众，应当努力做五卅全国大示威的先锋，应当尽力地为反帝国主义的全国要求而决死奋斗！”赵世炎同样认为：“今年上海的‘五卅’纪念运动毕竟是一个表示上海民众力量的运动”，“‘五卅’事件发难于上海，在目前全国大部分入于反动势力的时局之下，上海民众若无一番热烈的表示，便无异于向帝国主义者宣布中国民族之屈服”。
二、中共对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与各方分歧
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以下简称上海区委)同驻一城，其对上海区委的领导更加便捷有力。上海五卅周年纪念活动是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由上海区委具体负责，青年团上海区委、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外围组织分别执行，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无法公开活动，而上海总工会等外围组织由于政治色彩相对较弱，一般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
1926年4月13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商讨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初步计划以纪念五卅烈士的名义召开市民大会，同时动员民众进行街头演讲和示威游行。24日，上海区委鉴于当时政治“环境压迫的严重”，决定在五月间“集中力量”筹备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原因在于该纪念日“较易引起大多数人民同情”。上海区委在4月中旬就开始筹备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并将其列为近期的重点工作，比其他地方要早很多。
上海区委并非单独举办纪念活动，而是继续沿用五卅时期联合战线的组织模式，以期达到扩大斗争规模的目的。为此，中共中央强调：“第一要紧的是充实巩固自己的联合战线。”上海区委在筹备纪念活动过程中，除发动受自己影响的外围组织以及由国民党左派主导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简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外，还十分注意争取上海总商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大学同志会等沪上比较重要的商学团体。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共组织也基本沿用了联合战线的组织模式，只是因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联合战线的组织形态稍有不同。例如，5月18日中共广东惠州地委决定，“由工人代表会、学生联合会、改选委员会发起召集巡行，并函请民校(国民党)参加”，起初没有邀请商人团体。工人代表会、学生联合会是惠州地委重要的外围组织，承担了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任务，由于当地商会的影响力不大，其主要合作对象是国民党左派。
进入5月中旬后，上海区委关于五卅纪念的筹备会议次数更加密集。5月16日，上海区委向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下发了《关于举行大规模五卅纪念运动》的通告，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纪念活动的形式以大规模的宣传教育为主，包括奠基礼、市民集会、游行、演讲等；二是与各阶级团体组成广泛的联合战线，并强调在运动中切忌“太左”，重点将民众引向民族解放道路上来；三是提出适合各阶级普遍利益的口号，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退各国驻华军队”“继续‘五卅’精神”“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和“召集国民会议”等。奠基礼、市民集会、游行、街头演讲等构成了五卅纪念的活动空间，而各种标语口号属于典型的政治话语，集中体现了中共的革命意志和政治主张。在革命语言的武器库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五卅精神”等口号为中共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新的话语基础，并保持了较强的适用性和生命力。
5月18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上海区委成立了五卅周年纪念行动委员会，成员包括罗亦农(中共上海区委书记)、贺昌(青年团上海区委书记)、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余泽鸿(青年团上海区委学生部主任)、林钧(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杨之华(中共上海区委妇女部主任)、梅电龙(青年团上海区委民校运动委员会书记)、韩光汉(上海学联特别委员会党团书记)、李硕勋(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作为中共领导此次活动的临时性专门机构，每晚开会一次。以上成员均为中共上海区委及其外围组织的领导成员，便于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中共在各地均是以国民党的名义筹备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并要求党员低调行事。比如，与广州国民政府同处一城的青年团广东区委一再强调：纪念活动“由民校(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发起”，要求党员不能随意宣传中共的政纲，更“不许分裂”，党员“应避免过去出风头的嫌疑，所有上层位置让与非同学去做”。“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对国共关系造成较大冲击，并使国民党内部日益分化，此时国民党在上海存在两个相互敌视的党部，一个是由中共党员恽代英等领导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个是由西山会议派领导的环龙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其中，深受中共影响并由国民党左派主导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对上海区委筹备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表现积极，呼吁“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巩固各阶级反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甚至于5月15日停止一切工作，与上海区委“全力来准备”此次纪念活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上海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青年学生，所以其工作重心是动员学生。他们每三日开一次会，“专门讨论五卅纪念工作”，还恢复了国民党在上海学联的党团，与青年团上海区委一起领导学生参加纪念活动。
上海区委还将注意力放在联合学界、商界上。5月7日，上海区委通过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的代表接洽上海总商会，向其提出五卅纪念“非到罢市、罢工、罢课一天目的不可”。中共代表在与商界、学界接洽过程中尽可能淡化五卅纪念的政治色彩，防止“破坏联合战线”。
上海区委还准备邀请各方力量成立社会各界联席会来共同筹备纪念活动。5月20日，上海区委召开五卅纪念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围绕制定社会各界联席会的政纲问题展开讨论。会议认为，联合发表宣言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宣言内容为“停市一天”“工厂放气”“下半旗”“停止交通一小时”“各团体预备音乐队送丧”“罢课三天”“罢工二天”等。
不过，各大学同志会的领导成员对联合举办纪念活动的反对声音较大，很多人持抵制的态度。在五卅周年纪念期间，“各大学同志会如朱经农尽量破坏”，“各大学领导都如此”，上海学联前去接洽，“都不接受”。
实际上，各大学同志会的多数成员亦是民族主义支持者，但他们在五卅问题上表现得相对保守一些，提出了与国共两党不同的解决外交纠纷的理念。他们准备安排每所学校独立举办五卅纪念活动，以抵制外货这一经济绝交的非激烈方式表达反帝的态度，并禁止学生参加市民大会，称“爱国要爱的，但不应当受人利用，反对暴动，要和平的抵制外国人。”
其中，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是各大学同志会重要成员，他下令南洋大学“禁止学生开会，绝对不准罢课，违者开除”。对此，凌鸿勋解释称：现在能做的是“同心协力，为培养实力之谋，一方相互劝诫，禁止购货，为消极之抵制，但使彼方身受痛苦”，这样西方列强“自有低首就范之日，目前治标之计，或舍此并无良策”，而学生“为异日社会之中坚，尤当悟责任之重大。以本身做标则，卧薪尝胆，刻苦自励，砥砺志气，期当大任，既不宜激于一时之义愤”。
复旦大学副校长郭任远、光华大学副校长朱经农也纷纷表态，“禁止学生出来活动，提倡在校内分头举行追悼会”。郭任远在接受远东通讯社记者采访时称：“对于罢市罢课游行和市民大会等事，我却不敢赞同，因为这几件事，我们牺牲太大。而他们损失极小，况且这不过是表示民气的示威举动，偶一行之，有时还可收多少效果，倘然屡屡行之，则全失其作用了，要知道对外问题，非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非有持久的办法不可。”
起初商界领袖对联合举办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举棋不定，稍后有很多人在华界和租界当局的恫吓下出现了临阵退缩行为。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甚至于五卅纪念日之前借故到日本考察，以此躲避纪念活动。5月21日，上海总工会派代表赴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接洽，称“贵会为商界领导机关，极愿一起策划，尤愿赓续去年五卅时工商学三界联合一致之精神”。之前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还“决定罢市一天，下半旗，分头开追悼会，参加奠基礼等”，其态度随之生变，借口防止五卅当日“有激烈的行为”，要求必须提前一天举行奠基礼，且每个社会团体只派4名代表参加，还令各商店店员不准外出游行。
在中共代表的斡旋下，5月21日下午2时社会各界联席会议得以勉强召开，并成立了由各团体组成的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处。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代表邬志豪首先发言，称此次会议仅是非正式的讨论，以减少与中共的牵连；朱经农介绍了每所学校的情形，他一边强调“不用英、日货”，每所学校单独举办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一边坚决反对联合发表对外宣言，认为分开发表为宜，只派代表参加奠基礼。随后邬志豪再次发言，称五卅当天举办活动容易酿成惨案，各方势力都会有“连累”。所以，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不肯与其他团体作任何共同表示，并且以退出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处要挟将五卅烈士奠基礼原定卅日改为二十九日，以避免卅日有共同行动的嫌疑”。
显然，学界、商界对中共倡导的五卅纪念活动有着自己的考量，无意与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等组织有过多的联合行动，而是采取有限度的合作。其他地方的中共组织在筹备五卅纪念活动时也频频遇到类似情形，如青年团江西南昌地委“用学联会名义，向各界接洽，预备开一各界联席会，结果无效”。
为维持联合战线形式上的团结和统一，上海区委作了一定的让步。上海区委认为：“此次运动中应特别注意的是联合战线的问题”，因为发动此次运动的意义在于“促醒各阶级联合反帝”。5月24日，五卅纪念行动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由于商界坚持将奠基礼的时间提前一天，上海区委认为若坚持30日举行，极易造成“孤军独战之势”，最后只好将奠基礼的时间改在29日。不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汪寿华认为：即使在29日举行奠基礼，30日仍可以选择一地召开市民追悼大会，并分头举行演讲，以扩大纪念活动的社会影响力。上海区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在30日上午另外举行市民追悼大会，下午在租界进行街头演讲。上海区委决定各学校从29日起罢课3天，而工人的罢工时间依照工厂国籍的不同有所区别，其中华资工厂在30日罢工1天，日本、英国籍工厂在30日、31日罢工2天，时间较之以前各缩短一天。
面对商界、学界的退缩行为，中共仍主张尽可能大规模地举办五卅周年纪念活动，认为社会各界联席会议只不过是各方协商的机构，五卅纪念行动委员会才是此次活动的最高领导机关，要使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热闹起来”，同时批评“一班大学教授及商会领袖们，他们向帝国主义者所哀求的，一点也没有赏脸，因此在五卅周年纪念若一点不表示，则未免难堪，而一有表示，又恐怕上过激派的大当，一见工、学界要参加五卅纪念活动，他们便异常惊慌，恍如大祸临头”。
学界、商界之所以出现临阵退缩行为，与华界和租界当局的恫吓不无关系，他们担心当日发生过激行为会引起华界和租界当局的不满，进而威胁到自身利益。
租界当局在五卅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三个月就开始防备此事。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在召集各界领袖专门讨论五卅问题时称：“五卅事件不解决，有人则不能知其故，有人则不愿知其故，此乃一件重要之事”，“五卅亦自具一种意义”，“自当筹拟应对办法”。由于五卅惨案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租界当局早已预感到国人可能在五卅周年纪念日进行示威反抗。进入到5月后，华界和租界当局明显加强了警戒，并调集大批军警在各街区进行戒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还专门致函华界当局，威胁称五卅当日若再有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必仍以强力对付”。对此，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指令淞沪警察厅厅长严春阳，“严重取缔集会结社，宣布特别戒严，搜查来往行人，并举办清查户口”，以“防制五卅，搜查赤化机关”。
虽然上海当局对五卅纪念活动严加防备，但也不敢强力镇压。严春阳对警探训话称：“‘五卅’运动要制止，不过不要闹大乱子，不要打死人。”严春阳本人甚至准备出席奠基礼。5月23日，五卅丧葬筹备处委员成变春等人因五卅奠基礼事，前往淞沪警察厅谒见严春阳，面请届时莅会，严氏“允是日亲自到会，并派警到场维持秩序，惟希望商界注意秩序，勿使有其他不规则举动”。但这并不代表淞沪警察厅对此放松了警惕，其仍采取各种措施对纪念活动进行防范。28日，淞沪警察厅分别致信南洋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沪上高校，“令其绝对禁止学生参加五卅运动”。可以看出，华界当局的心态颇为复杂，其自身对举办五卅周年纪念活动有着提高政治威信的现实需求，但迫于租界当局的压力，又不得不对纪念活动处处防范。
三、中共对五卅周年纪念的实践
有关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日程和形式确定后，上海区委着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5月25日，上海区委作了具体部署：29日，上海各团体共同举行五卅烈士奠基礼，要求各部委、独立支部安排所属群众团体派代表参加，奠基礼结束后举行和平的示威游行；30日，各团体分别举行罢工、罢课和罢市，并于上午10时举行市民追悼大会；30日下午2时，各部委调集民众到租界演讲；31日，外资工厂工人继续罢工1天，学校学生继续罢课2天。27日，上海区委召开五卅周年纪念行动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各团体应多准备军乐队、花圈、旗子、挽联等。会议还对演讲过程中的纪律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演讲队队员与租界巡捕尽量“避免冲突”。
就实践而言，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形式相当多样，包括奠基礼、市民追悼大会、游行、街头演讲、“三罢”斗争等，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由于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很难阅读文字生涩的理论文章，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纪念活动更受民众喜闻乐见。其中，奠基礼和市民追悼大会是民间传统仪式与革命纪念活动的有机融合。瞿秋白认为：“示威运动(集会、游行、哄堂、罢课、罢工、罢市、请愿、跪香)在现时不但不可停止，而且要更加扩大，以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训练民众的革命行动，推广民众的革命鼓动……这是准备武装斗争的一种步骤。”纪念活动是一种比较直接表达意愿的形式，既可以检阅民众的力量和士气，又可以向华界和租界当局表达本阶级的诉求，成为早期中共革命的重要武器。
奠基礼是五卅纪念的重要环节，由社会各界联合举办。所谓奠基礼，即为牺牲的五卅烈士建立陵园而举行的奠基仪式，陵园位于上海方家木桥东堍(今上海虹口区广中路668号)。奠基礼名义上由工商学诸团体联合举办，即由丧葬筹备处负责。但就实际运作而言，奠基礼是由五卅纪念行动委员会具体组织并指挥，秘密总指挥为罗亦农。5月29日下午2时30分，奠基礼正式开始。首先，学生、工人、商人等代表手捧烈士遗像，在军乐队的引导下依次进入会场，并敬献花圈、挽联。上海总工会代表入场时队伍整齐，仪态庄严，且伴有军乐队、花圈队，连到场维持秩序的浙军士兵都称赞“工人的秩序比咱们还好”。通过花圈、挽联、烈士遗像等丧葬品的装扮，加之军乐队哀乐的烘托，给奠基礼增添了不少哀荣气氛，有很强的仪式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杨杏佛、上海总工会代表陶静轩等人先后演讲，分别追忆五卅惨案的经过，将奠基礼的气氛带向高潮。杨杏佛、陶静轩等都是事件的亲历者，虽然他们对五卅的追忆属于个人记忆，但他们作为社会名流，又赋予了个人记忆的权威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社会记忆。据统计，是日参加奠基礼的总人数为4000人，其中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人代表近2000人，学生队伍中上海大学参加的人数最多，共计500余人，其他学校较少，而商界代表只有50人。
游行是奠基礼的延续，进一步拓展了奠基礼的活动空间。奠基礼结束后，部分与会群众向宝兴路、宝山路继续游行。通过举办场面宏大且庄严肃穆的奠基礼可以唤醒各界民众对五卅惨案的痛苦记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反帝意识。但是，商界、学界基于华界和租界当局的压力以及自身利益的考量只派出若干代表与会，使得奠基礼的社会影响力相对有限。
为进一步扩大五卅纪念的社会影响力，中共在五卅惨案发难日还联合国民党左派举办了更大规模的市民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五卅纪念行动委员会领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有参与，秘密总指挥为罗亦农、贺昌、汪寿华，总指挥处设在西门电车站转弯处。5月30日9时半，民众开始进入上海公共体育场。10时，追悼大会正式开始，持续一个半小时。大会流程如下：一、大会主席宣布开会；二、奏乐；三、大会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四、静默3分钟；五、奏乐；六、发布宣言通电；七、演讲；八、三呼；九、奏乐；十、散会。大会宣言是五卅纪念的重要组成元素，宣言强调“今后当坚强其团结，并联合一致……吾人于此应高呼民众运动统一万岁，民族解放万岁，继续五卅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共对五卅纪念的话语控制，有利于强化民众对中共政治话语的认同感。据统计，与会的民众共计3万余人，主要是工人，其次是学生。除上海外，其他地方的中共组织也广泛采用追悼大会这一纪念方式，只是规模较小、流程相对简化，有明显的地方适应性。例如，江西吉安在五卅当天举办了群众追悼大会，会场正中位置悬挂五卅烈士的遗像，四周贴满了标语，并由社会名流主持或演讲，参会者约6000人。中共在五卅惨案发难日举办追悼大会，给民众带来了重回五卅惨案现场的身心体验，更容易唤起民众对五卅惨案的痛苦记忆，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
街头演讲可以在空间更为自由、人流更为密集的闹市进行，而且其本身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和渲染性，比较容易吸引民众驻足观看。街头演讲的秘密总指挥为罗亦农等人，总指挥处设在新街或石路口，公开指挥者为梅电龙、李硕勋等6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派人参与指挥。中共在五卅纪念活动中高擎“继续五卅精神”的旗帜，主要反对英国、日本等列强，在列强盘踞的租界开展街头演讲无疑有利于增强反帝爱国的社会效应。演讲的主要区域是公共租界的繁华地带，东至黄浦江，西至跑马场，南至爱多亚路，北至苏州河，又以大马路(南京路)、石路(福建路)、新街(浙江路)一带为主要活动区域。演讲于30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就参加演讲的人数而言，工人、学生演讲队各300余队，每队5人，共计3000余人。为避免与租界当局发生直接冲突，上海总工会计划派出1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维持现场秩序(当天实到860人)，纠察队队员均在左膀佩挂黑布及五色旗，目的在于向租界当局表明反帝爱国的态度，有鲜明的“政治意义”。虽然上海区委一再强调避免与租界当局发生直接对抗，但小规模的冲突仍时有发生，甚至有部分情绪激动的群众将租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损毁，总计“不下八九十辆”。为此，公共租界当局出动铁甲车维持现场秩序，并动用水炮阻止示威群众。租界演讲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和加入，烘托出全民参与的热闹场景，调动了民众参与五卅纪念的热情和积极性。
与此同时，上海区委在纪念活动中还分别动员民众开展“三罢”斗争。5月2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停工令，要求华资工厂的工人于30日停工1天、外资工厂的工人于30日、31日停工2天。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罢工天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五卅纪念活动主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罢工天数越长，对其冲击力自然越大。由于上海总工会在工人中威信较高，加之五卅惨案与工人密切相关，对工人的政治动员相对容易。据统计，小沙渡有一半的日资工厂工人罢工2天，杨树浦、曹家渡、浦东有20余家外资工厂工人参与罢工，罢工人数在6万人左右。此外，有十余家华资工厂的工人参与罢工，罢工工人约2万人。不过，外国资本家对5月可能出现的工人罢工也早有防备。驻沪的外资工厂均将5月称为“红色五月”，“防备亦非常周到”，甚至对准备参加纪念活动的工人以开除相威胁，有的工厂在五卅当天禁止工人进出，致使不少工人无法参与纪念活动。
由于学界、商界内部派系复杂，各方意见颇不一致，所以罢课、罢市的成效相对较小。虽然受中共影响较大的上海学联一再呼吁“各校均于本月二十九日起至三十一日止，一致停课三天”，但各大学同志会蓄意进行抵制和分化，国家主义派、孙文主义学会亦不同意上海学联的相关决议，以致很多学校明令禁止学生罢课。因为各大学同志会无意直接触犯租界当局的禁令，只是主张“抵货宣誓，校内追悼，撞警钟，华界讲演”，南洋大学、复旦大学甚至故意在五卅当日举行暑期考试。在各大学同志会的影响下，一些学校提早举办追悼会，采取名人演讲、静默、鸣钟、茹素、下半旗等比较温和的方式表达情感，并禁止学生外出参加群众运动。即使如此，仍有约7000余名学生不顾学校的三令五申，响应上海学联号召参加罢课。
参加罢市的商人主要集中在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商人参与程度不高。5月30日“公共租界各马路店铺，均照常开市，惟‘卧薪尝胆，永矢勿忘’之旗，仍飘扬空际。”法租界亦是如此，“惟法租界各商店，除爱多亚路一带毗连公共租界各商店者有闭门休业者外，其余以法租界当局曾劝告不必休业，均营业如常，一路之隔，情景各异。”虽然商界允许商人罢市1天并下半旗，但同时有所保留，如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要求店员“于五卅下午二点钟，各在店中静默三十分钟，不准外出”。
上述情形反映了学界、商界的两难选择，倘若不参加五卅纪念必将损害他们所代表群体的爱国声誉和反帝诉求，但过激的反帝立场又会影响其涉外联系和自身利益，所以他们的纪念活动比较温和。
值得一提的是，五卅纪念活动期间淞沪警察厅和淞沪戒严司令部均派出大量军警到场维持秩序，以防止民众出现“越轨”行为。鉴于五卅运动的教训，华界和租界当局并不敢强力镇压社会各界举办的五卅纪念活动。有消息称，华界当局“初允开会，不准游行，且限制人数不准太多，但民众即开会且游行亦未敢公然压迫”，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事前曾训令租界巡捕不准开枪；这个‘不准开枪’的训令，不能不说是八十年来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民众武装退让”。
与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上海纪念活动相比，中共在其他地方组织的纪念活动声势较小、形式相对单一。其中，广东作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中共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公开活动，纪念活动的声势相对较大。比如在广东海丰，“是日各区均有热烈之巡行示威，人数至少均有六千余人，一切宣传品标语、传单、宣言等比之前各种运动更多数倍”。江浙一带由于距离上海较近，受五卅运动影响较深，纪念活动同样受到重视。比如青年团宁波地委举行了群众集会，“与会者约有五千余人”，“参加成分以学生居多，而尤以小学生占大半”，“工人次之，商民最少”。也有一些地方的五卅纪念活动以街头演讲或游行示威为主，比如在福建厦门，五卅当日“沿街都有演说，并到鼓浪屿游行，成绩甚佳”。再如，青年团陕西绥德地委“联络各学校游行示威，并张贴标语，发散传单”。比较而言，直奉军阀控制的北方各重要城市的纪念活动声势相对较小，主要原因在于纪念活动遭到北洋当局的强力弹压，“北京自入奉直联军掌握之后，一切集会，均加禁止。于是此关系民族前途之五卅纪念遂若死样的沉寂”。还有的北方城市由于租界当局的破坏，成效也十分有限。中共大连地委表示：“‘五卅’纪念已经把地点定好，在报上发表，各界挽联也都开始汇交了，帝国主义者突然下来命令禁止举行”，“空前的国耻纪念节，便这样偃旗息鼓的过去了”。
总体来讲，由中共领导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工人、学生等群体被组织动员起来，纷纷走上街头，加入到反帝爱国行动中去。罗亦农总结道：“五月工作全在‘五卅’”，“五卅结果，大家满意”。赵世炎甚至认为：“今年五卅的上海，比起去年五卅更为壮烈”。不仅上海区委对五卅纪念活动感到满意，中共中央对此也予以肯定。“上海是五卅运动的发难地，若只有纪念而无运动，那更是可耻了，幸而还有了一点小小运动，勉强可以遮羞！”虽然全国其他地方的纪念活动不如上海规模宏大，但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青年团宁波地委表示：“我们觉得虽(然)此次纪念运动不能得广大群众参加，然一时颇能诱发民众革命性，如能继续不断宣传，对于校务发展未可限量也。”之前受五卅运动影响不大的地区，也可能在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中深受熏陶。比如，湖北汉口“第一次实现群众运动”，“汉口一般市民得了一次反帝影响”，并特别举例称“卖哈德门香烟的商店在此次运动中大受感动，表示完全收束，不卖哈德门烟”。
四、五卅周年纪念的政治意涵
五卅周年纪念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动员运动。陈独秀强调：如果五卅周年“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使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列强仍然会采取“屠杀侵略高压”政策，只是“滑稽的纪念”。五卅周年纪念为中共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共通过群众集会、游行等活动将各界民众动员起来，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各地中共组织在五卅纪念活动中检阅群众力量，以此巩固自身的群众基础。换言之，“动员民众的能力适时地变成了一种广为接受的检验方式”。中共湖南区委指出：在五卅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应重新检查我们的力量，巩固我们反帝国主义和反卖国军阀的团结——恢复去年‘五卅’时际的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二是各级党组织在五卅纪念活动中发展新生力量。上海区委认为，“五卅运动纪念日的意义与使命，实在重大”，“单只率领群众游行示威，露天讲演，做些表面的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发展我们的组织，吸收各方面有能力而富于革命要求的分子，加入我们的党”，要求每位党员“至少须介绍二个新同志”。青年团江西南昌地委在活动期间吸纳不少学生入团，4月初其团员人数为68人，及至5月底已发展到147人。各地党组织除动员民众直接入团入党外，还努力发展各类群众组织，增加群众基础。比如，青年团江西吉安地委在活动期间通过“调查青年工人的生活状况”等途径接近并动员工人，有的工厂“学徒全体加入工会”。
中共将五卅纪念日视为国耻纪念日。类似“国耻”“奇耻”等词汇频频出现在各地党组织五卅周年纪念的通告或文件里。上海区委在市民追悼大会上指出：“吾全国各界同胞，今后当联合一致，积极奋斗，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而雪五卅惨案之奇耻。”中共杭州地委的外围组织杭州印刷工人联合会在通告中指出：“记得去年今日，上海许多爱国同胞，流着鲜红的血，在南京路一带，灌溉着自由之苗，于是‘五月卅日’这四个字，便震动了全世界”，“可是到了结果，反而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加上一笔国耻的记录”。
五卅惨案带来的屈辱可以激发各界民众的斗志，对五卅惨案进行历史追忆和理性反思成为五卅纪念的重要内容，这样能更有效地号召民众继续发扬五卅时期的反帝爱国精神，唤起民众救国雪耻的勇气和热情。“五卅纪念，实为吾后死者向烈士请罪之日，尤当继此以往，将功赎罪，踔厉奋发，要求之条件不达，不平等条约不取消，国家之自由独立不能得，将终始不懈，宁为葬身之烈士，毋为无形之葬心，斯纪念真价值之所在也。”
推动民族解放运动是五卅周年纪念的又一重要内容，因为五卅运动本身就蕴含着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内容。瞿秋白认为：“中国的五月有许多革命运动的纪念日”，但五卅“便是中国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族解放革命发难之日”，“五卅屠杀后，上海的工商学各界奋起斗争，开始全国国民革命的大发展，民众的要求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退驻华海陆军……总之，是力争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陈独秀同样指出：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幕，并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视为“民族的巴士底狱”，应该继承五卅精神，“彻底打破这民族的巴士底狱，把中国民族从这狱中解放出来！”因此，中共在纪念活动中重点突出民族解放的内容，谋求联合国内外一切革命势力，共同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例如，中共杭州地委提出：“我们要联合全国同胞，再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不平等条约，造成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
五卅纪念活动使民众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和思想解放。五卅纪念活动是为了悼念牺牲的五卅烈士，各项活动有很强的指向性和仪式感，给参加者很强的视觉冲击和思想震撼。有人在5月29日参加上海的奠基礼后感慨道：“观昨日公墓奠基之盛况，悲壮激昂，闻者泪下，今日则各团体分别有追悼者，商界休业，学生茹素，国徽低头，默然无光，其悲哀情形，当有更甚于昨日者，足见五卅意义，犹深印于国人脑际。”五卅纪念活动还促使民众对提升国人政治地位和建设法治社会等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及遐想，形成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五卅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为了帝国主义者直接向我民众攻击。他们以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可以使我民众屈服！但帝国主义者呵，你未免太忽视了，不知现在的中国国民，可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国民了。”还有人提到：“惨案责任是之犯罪问题，是无容我们来解释判断的，但是法治国的百姓，该尊重法律上的意见。”
更重要的是，由于五卅周年纪念活动恰逢广州国民政府策动北伐战争之际，中共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即动员民众支持和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对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彭述之指出：“中国的革命潮流已踏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广州革命政府聚集从五卅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革命势力往北方进展的时期，便是开始真正实行北伐的时期，‘广州政府北伐’，这是五卅后革命运动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现在纪念五卅周年的唯一口号是‘积聚一切革命的势力，拥护广州政府北伐，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随着北伐战争的渐次展开，中共利用五卅纪念活动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舆论氛围和积蓄民众力量，反映了时局的新趋向和革命的新诉求。以上海为例，因为五卅运动后在上海接连发生上海总工会被查封等事件，上海工人运动一度走向低潮，但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后上海工人运动再次高涨起来。上海总工会的政治地位得以恢复，当上海发生大小工潮时，社会各界通常邀请上海总工会“居中说话”。华界及租界当局对上海总工会的存在嫉恨在心，称“自五卅周年纪念以来，各方面工潮层出不穷，工人的气焰太嚣张”。之后，中共通过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最终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北伐，这与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对工人的政治动员是分不开的。
中共、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政治力量共享一套五卅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五卅周年纪念成为各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场域。五卅当日，除中共之外，还有不少政治团体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以邹鲁、谢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颇有势力，他们利用五卅周年纪念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批评中共的相关政策。5月30日下午1时，由国民党右派主导的孙文主义学会等团体在斜桥徽宁会馆前举行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到会的有上海工团总联合会等100余个团体，共计5000余人。对此，中共指斥国民党右派和西山会议派拉拢失意的政客“做普遍的反赤宣传”，“影响到赤的营垒内部”。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单独行动尤为气愤，批评“孙文主义学会竟和新社会民主党、反赤联合会，混在一起”。
比较而言，国家主义派在各地的力量相对薄弱，只是采取发传单、签名的方式进行五卅纪念。比如武汉的国家主义派“只在会场签到本上空空的签了一名，散发了二种传单”。但国家主义派同样会利用五卅纪念发出反对中共革命或国民革命的声音，所以批判国家主义派也是中共举办五卅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5月30日，中共杭州地委的外围组织浙江各界青年团体联合会警告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者，请你再不要蛊惑青年了。国家主义者之大论，我们早已领教过了。他们除公开反对革命，破坏革命以外，别无其他行动与言论。”
综上，五卅纪念的重要目的在于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共同体意识。就1926年的五卅纪念活动而言，各政治力量基于自身阶级利益和政治诉求的不同考量，对五卅周年纪念的理解和期许并不一致。中共既继承和发扬了五卅时期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又灵活地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演进和自身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即支持国民革命和反对国民党右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一直把五卅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和国耻事件来纪念，使之成为中共解析革命形势、宣传政治主张、塑造政党形象、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场域。五卅纪念的政治意涵远大于其本身，五卅精神在不同时期的纪念活动中被重新阐释，其中既有对五卅精神的继承和接续，也有新的演绎和发展，但对民众政治动员的目标指向始终未变。
（本文转载自“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