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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
周敬青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做报告时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这句话掷地有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绩立场、政绩态度和政绩标准上自觉践行“作为民造福工具”的深刻道理。
在领导革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时刻心系人民、终身为民造福的赤子情怀。1945年10月7日前往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将旧作《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该词一经发表，即被蒋介石集团称为毛泽东有“帝王思想”。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泽东在《沁园春·雪》的天头上写下了一段批注，指出“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末三句”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创造的帝王伟业，在毛泽东心中，不过“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而已，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真正的风流人物，人民的事业才是功在千秋的伟业。毛泽东对“人民”曾有几种不同的比喻，即把人民比作“上帝”，树敬畏之心；比作“眼睛”，怀珍爱之意；比作“土地”，报养育之恩；比作“水”，感鱼水之情，“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
1977年7月，经历“三落三起”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出席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发表了一番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初，当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准备出版邓小平的文集并请他作序时，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质朴的语言，集中表达了邓小平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
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干部干出来的，实干才能出真政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整治内涝、风沙、盐碱，“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带领百姓植树造林82000多亩，为改变东山千百年来恶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作出了贡献。“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谷文昌将这两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践行了一辈子。1958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黄旭华远离家乡、荒岛求索，深藏功名三十载，用一生的默默坚守，践行“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的人生誓言。“呦呦鹿鸣，食野之蒿”，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呦呦团队通过艰辛的科研攻关，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她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学家。他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正是有焦裕禄、谷文昌等一大批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实干为民的优秀执政骨干；黄旭华、屠呦呦、袁隆平等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敢为人先、心系人民的时代楷模，秉持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心甘情愿作造福人民的“工具”，才赢得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繁荣。
毛泽东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不愿自觉作为民造福的工具，有的甚至背叛入党誓言，抛弃初心使命，由“公仆”变“老爷”，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攫取非法名利的工具，最终被人民唾弃。
新征程上，坚定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保持“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齐卫平
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摘要
坚持正确政绩观是党始终如一的要求。“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凸显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正确政绩观与错误政绩观泾渭分明，在实践中呈现出两种面相，形成截然不同的行动逻辑，对领导干部干事作为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助于强化意识、端正态度、提高自觉，从而更好地发挥主动精神，为党和国家创造更加辉煌的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篇大文章，必须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实践原则，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日常始终并持续地发挥效能。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才能保持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关键词：重要论述；坚持正确政绩观；反对错误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
引用格式：[1] 齐卫平. 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的大文章[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6, 48(2): 5-14.
经党中央同意，从今年2月底至7月底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通过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反映等途径，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必须牢固树立意识、增强自觉，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一、新时代政绩观问题的提出和思想深化
政绩有特定的语义，与通常讲的个人成绩或业绩不同，政绩指的是官员在任职期间施政取得的成效，是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行为的重要依据。政绩反映政绩观，政绩观决定创造政绩的行动逻辑，即是说，创造政绩受政绩观的支配。作为理念形态，政绩观的背后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官员创造政绩体现的是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创造政绩既是治国理政能力的体现，也是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责任担当。无论是理念形态还是行动逻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都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存在认识模糊和思想错误，政绩观就会走偏，创造政绩就会出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始终保持不断为人民创造政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取得了推进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性成就，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的政绩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对党创造政绩提出新的要求并搭建了更为宽阔的舞台。邓小平同志指出，“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1]298，“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1]299。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人才培养、为教育办实事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2]371，“我们在干部使用上，一定要重政绩、重民意”[2]558。胡锦涛同志指出：“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秉持什么样的政绩观，是衡量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也是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体现。”[3]201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卓著政绩为人民造福，坚持正确政绩观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实践遵循。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就非常重视政绩问题，他发表过《“潜绩”与“显绩”》《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等文章，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4]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什么样的政绩观被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闭幕的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问题。11月15日，他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5]33-34。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出和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非常多（见表1），从不同角度提出的重要观点，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思想指南，确立了行动纲领。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所列的只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一部分，但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即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每一年里，习近平总书记都要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可见这个问题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以这些重要论述为指导，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理念养成转化为实践要求，在新时代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得到体现（见表2），形成把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的行动逻辑。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以及党中央文件的规定，坚持守正创新，在创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政绩观问题的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被拓展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权力观、事业观、利益观的端正，党性淬炼的要求，领导干部从严管理的实践，党内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干部干事担当作为的责任，巡视工作的内容等各个方面，意识不断强化，理论日益丰富，实践更加自觉。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迈出前进步伐，为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信任拥护、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夯实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以最大限度和最大可能创造政绩为诉求，取得更多、更大、更好的政绩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也是人民群众的期待。然而，政绩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衡量政绩不是只有大小多少一个尺度，还有政绩观是否正确的价值判断问题。政绩观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偏差，创造再大、再多的政绩也不符合党中央的要求，而且会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危害，给人民利益造成损害。
政绩观的价值判断由三个核心问题构成，即“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问题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政绩观整体。第一个问题是创造政绩的立场坚守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创造政绩的样式呈现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创造政绩的方法运用问题。立场具有根本性，决定样式和方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问题决定着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政绩观正确与否体现价值取向，错误的价值取向致使政绩创造走样变形。
正确政绩观与错误政绩观泾渭分明，在实践中呈现两种面相（见表3），形成截然不同的行动逻辑，对领导干部干事作为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坚持人民至上，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定“为谁创造业绩”的政治立场，以人民满意作为创造政绩的根本追求。其二，坚持党性原则，以贯彻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恪守“创造什么样的业绩”的实践遵循，以服从大局、长远和整体利益作为创造政绩的行为取向。其三，坚持为民办实事好事，以求真务实精神形成“怎样创造业绩”的正确方法，以科学精神作为创造政绩的力量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6]55，“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7]434，必须“讲真话、察真情、报真数，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没有水分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5]57-58。这些重要论述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鲜明的导向。
错误政绩观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归结起来主要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的政绩观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图虚荣搞“形象工程”，博眼球搞“政绩工程”，求声望搞“面子工程”，重形式轻内容，“只留痕不留绩”，创造的所谓政绩好看不中用。有的领导干部为政绩而做政绩，把做出政绩当作应付考核的交代，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做出的政绩浮在表面。官僚主义的政绩观从主观出发，关着门想问题，拍脑袋作决策，凭想象搞计划，不顾实际、违反规律上大项目、铺大摊子，不惜以消耗宝贵资源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为代价搞政绩，劳民伤财的结果令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功利主义的政绩观把创造政绩看作是为自己仕途发展积累资本，干事作为就想给自己留名和立碑，做工作只图即时效应，目光短浅、视野狭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有的领导干部把政绩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以期为个人晋升创造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8]311，“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5]32，坚决反对“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9]17，决不允许“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9]90。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错误政绩观的根源，画出了错误政绩观的脸谱，对应该树立和践行怎样的政绩观提出了警示。
坚持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坚持党性和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形成“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论逻辑，以正确政绩观涵养领导干部道德品质，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德集中体现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校正政绩观的思想之标把握政绩创造之舵，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为民造福的干事作为，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党性淬炼和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的内在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巩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为徙木立信之举，以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的韧劲和持续作用的耐力推动管党治党实现了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为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辉煌政绩提供了重要保证。错误政绩观与党的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把党的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和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内在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的奋斗创造了显著政绩，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世界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有力验证了党和人民在道路、制度、理论、文化选择上的正确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开创新局面的内在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创造政绩服务于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基础。政绩体现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有效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切实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前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锚定战略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奉行错误政绩观会危害党和国家事业。错误政绩观驱使下的思想和行为，损害党全面领导的公信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必须落实到为民造福和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绩创造上。错误政绩观违背党的根本宗旨，使用权力掺杂私心、私念、私欲，做政绩不真干实干为人民谋利益的事，干事作为以谋取私利为动机，公权私用产生损害党的领导公信力的严重后果，削弱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拥护。错误政绩观驱使下的思想和行为，破坏党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历史实践中，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志的三大优良作风，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广大中国人民通过党的优良作风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形象认同。错误政绩观与党的优良作风格格不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功利主义的政绩观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不计代价、浪费资源、劳民伤财、遗留后患，把政绩等同于数据报表，甚至以注水分的“假政绩”充脸面，对党的形象造成巨大杀伤力。错误政绩观驱使下的思想和行为，助长了腐败行为。党内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9]122。危害党强壮生命的腐败毒瘤与腐蚀党健康肌体的不良作风没有轻重之分和本质区别，反对错误政绩观必须贯彻到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之中。许多重大腐败案例表明，沾染不正之风往往是腐败发生的开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团团伙伙以及说情请托、礼尚往来，与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相伴随。错误政绩观以滥用、乱用权力对党长期执政地位带来严重威胁。
是坚持正确政绩观还是奉行错误政绩观，利害关系明明白白。“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在“两个大局”交织并进和深度演化的情势下，党团结带领人民肩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需要通过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新政绩回应时代的要求。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贯要求的基础上，以党内集中学习的方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助于强化意识，端正态度，提高自觉，更好地发挥主动精神为党和国家创造更加辉煌的政绩，更好地砥砺奋斗，把创造政绩服务于满足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期待。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时一刻的要求，作为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必须保持常态化长效化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常态化就是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日常始终，长效化就是要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地发挥效能。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以坚定的韧劲和顽强的耐力，为各级领导干部创造优异政绩赋能。
路遥知马力，加强党的建设贵在恒常，重在持久。党的十八大以来，注重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成为党中央谋划治国理政战略的着眼点，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都提出常态化长效化建设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必须经常抓、长期抓，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文件指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对主题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长效机制，巩固发展主题教育成果。”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在实践中遵循以下重要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对标对表党中央精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领导干部在各个层级、不同地区、各种岗位上肩负责任、创造政绩有两个实践遵循：一是正确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有力推进和完成党中央作出的各项部署。因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领导干部创造政绩不可违背的根本原则。检验政绩观是否出问题就看是否做到“两个维护”，是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时刻对标才能保证创造政绩的正确方向，及时对表才能保证创造政绩的正确行动。错误政绩观的表现一定是罔顾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弱化党的全面领导的。什么时候动摇和放弃党的全面领导，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领导干部创造政绩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必须经常与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不能以耍小聪明、动歪脑筋、出坏点子对待政绩创造，不能选择性、打折扣、作变通地另搞一套扭曲政绩观。
第二，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为民造福为根本标准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政绩记录执政党的成就，但创造政绩不是用来炫耀功劳的。必须懂得一个道理：创造政绩从来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共同努力的集体成就，领导干部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创造政绩的主体力量。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政绩的圭臬，为人民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创造政绩的终极目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站稳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时刻把人民放在心里，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纾群众之所难；要关切老百姓生活，注重民生保障，使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所共享；要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些鲜明的观点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牢了思想根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为民造福的根本标准，使为人民创造政绩成为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第三，必须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政治的坚定来自理论的坚定，“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7]14，“科学理论是我们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金钥匙’”[10]371，只有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思想武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常态化长效化。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创新理论最具标识性的重大成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首先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加以把握，将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和实践。创造政绩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畏难的思想。现实中，许多领导干部心里明白要为谁创造政绩的道理，知道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政绩，但经常在怎样创造政绩上不知所措。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汲取智慧，必须着力提高领导干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能力，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厚植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
第四，必须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政绩在一定时段创造出来带有时间的历史性，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期性要求创造政绩的不间断性。昨日的辉煌不代表今天的政绩，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扬积极进取的精神，从来不躺在功劳簿上自我满足。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团结带领人民胜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的政绩彪炳史册。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政绩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使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一段时间里，片面追求快速发展使一些领导干部把创造政绩集中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上。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及时加以纠偏，要求全面认识政绩的涵义，反对“唯GDP”的政绩观。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精准判断，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论断，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事业新征程上树立起“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新坐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常态化长效化的作用。
第五，必须推动制度改革创新，以完善体制机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制度为党立规矩定纪律强规范，是党的建设中始终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把制度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到提出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方面建设之中，党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强。新时代创新实践中，党中央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强化“依法治国”战略，凸显制度在党治国理政中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反复强调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构建系统完备、衔接配套、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制度体系，发挥制度合力作用；必须加强制度执行力，决不能使制度虚置空转，成为“稻草人”“纸老虎”；等等。这些重要观点都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指导意义。制度化是常态化的保障，是长效化的基础，“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9]160，不断完善各种体制机制，营造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是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的路径。
第六，必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在长期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其成为国家层面的关键性战略，开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崭新局面。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中央有两个重要定位：其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建的鲜明主题；其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两个定位生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推进逻辑：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有歇歇脚、松口气的懈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世界最强政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的论述为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锚定方向。坚持正确政绩观，反对错误政绩观，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以抛弃私心、私念、私欲战胜自我，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做大文章需要花大功夫，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篇大文章在中华大地上写好、写实、写深，是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思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树立什么样的正确政绩观是应答之题。回答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和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两个根本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答案选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的永恒课题，如何保持常态化长效化是做好这篇大文章的关键，持久发力、花大功夫才能保证创造的政绩不负历史、不负人民。
摘要
延安时期，负责主持全党组织工作的陈云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基于组织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从提高党员发展质量、强化党员党性教育、制定可行的干部政策、完善党组织结构等多个方面着手，有效推动了党的组织大发展。这些多项并举的措施展现出因势而化、因地制宜、因势而为的鲜明理论品格和方法论特质。延安时期，陈云为确立党组织架构的基本形态作出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党的各项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也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其理论精髓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引言
2025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担任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部署，领导制定选拔任用干部的政策、原则，具体组织培养和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为党的队伍和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党形成选人用人的优良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评价陈云：“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延安时期，陈云长期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理顺了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管理干部、吸纳人才等原创性观点，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37年12月，陈云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于1944年3月转任其他职务，历时将近7年。在这期间，他领导中央组织部不断发展党员队伍、提升党员素质、完善组织制度，推动了党组织的极大发展。目前学界关于延安时期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其一，陈云关于严密党的组织纪律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如朱雪平认为，陈云在党员与党组织遵守纪律的判断标准、执行决议的主观态度问题、干部工作问题等方面均作出了理论贡献。其二，陈云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研究。如田建伟认为，陈云从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要义、根本要求、方法理路、有效途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三，陈云推动组织纯洁性建设的相关研究。如刘彦昌认为，对那些对党不忠实的党员，陈云主张要严格处理，确保党员对党忠诚。其四，陈云关于秘密党组织建设的相关问题研究。如韩文君认为，陈云提出的秘密党重要作用的思想、秘密党党员质量应强于数量的思想、秘密党活动的主要形式的思想等都成为其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有研究对延安时期陈云党的建设相关思想的形成、表现、实践、价值等进行了探讨。从整体来看，关于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条件、实践路径、现实启示等方面，较少涉及该思想的理论内涵及方法论构建。此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组织建设的某个小切口，较为微观。故而，延安时期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研究尚未勾勒出全貌，仍有深化空间。鉴于此，本文通过爬梳陈云推动党的组织建设的相关史料，深入挖掘陈云党的组织建设的思想富矿。
一、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思想体系的生成皆非凭空而来，必然植根于深厚的理论基础，具有内在发展逻辑。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源于对革命工作中出现新问题的现实应对。
首先，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具有悠长的历史脉络，并生发出丰富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陈云的组织建设思想自然而然地映射着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光辉。一方面，陈云在其著作、讲话、文稿中多次强调要“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因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这与贯穿中国政治传统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陈云不仅深刻认识到人民在开展工作、取得胜利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将传统的民本思想超越为以人民为本位的人民中心思想，实现了主体转换。另一方面，陈云关于干部的选拔、教育、考核等方面的重要思想，也与中国传统政治中“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思想不谋而合。陈云提出“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的纪律要求，暗含“知行合一”的重要理念。
其次，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它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是其中国化实践的产物。延安时期，党的管辖范围急速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变动愈加频繁。这些剧烈的变革对党员干部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领导集体的理论素养和宏阔眼界提出更高标准。在此时代背景下，陈云牵头成立"六人学习小组”(1938—1942)，坚持每周一上午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时近5年。陈云如饥似渴地学习，最终留存学习笔记10余册，其内容涵盖哲学讨论、经典摘录与心得批注。他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一脉相承。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陈云也提出，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一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根据列宁提出的"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思想，陈云进一步指出：“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除此之外，陈云对毛泽东关于党员数量、党员干部作用等方面的阐释也进行了深化。毛泽东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这一指示与陈云关于干部选任、提拔、监督等观点是同向同行的。比如，陈云提出“通过群众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党员干部“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干部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等诸多重要论述。
最后，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源于对革命工作中产生问题的现实应对。理论的生长离不开实践的发展。以问题为导向，在寻求应对之策的过程中，该思想生长出更丰厚的血肉。苏区时期，陈云就十分重视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其工作能力得到极大锻炼，为其在延安时期负责并开展组织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他在汇报组织工作时指出：“在干事会中不仅要有宣传、组织干事，还要有妇女干事”,并对基层组织的管辖、管理等工作作了重点安排与集中部署。延安时期，他在主持组织工作期间，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炼总结，最终形成独具特色、实事求是的组织建设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党组织的逐步完善。1941年，面对“关门主义”和“突击发展”这两种错误倾向，陈云针对性地提出：共产主义者应当打破“孤立”,“必须首先以自己与社会人士的相同点去团结他们、提高他们和改造他们”。面对全民族抗战初期干部匮乏、能力不足的现状，陈云指出，“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从而广纳天下贤士为我所用。陈云敢于对问题挥刀的魄力、敢于向现实亮剑的能力，是他能够在组织工作上不断奋进、在组织思想上不断深入的重要因素。
二、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内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调陈云回中央主持组织工作。这一时期，陈云对党员发展、党组织关系协调、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注重党员质量
陈云在保证党员有序发展的同时，强调党员发展的质量。在党的发展阶段，扩党尤为重要。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发展党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同年3月15日，陈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方式。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解放》周刊撰文指明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员的条件、发展流程、党员要求等方面做了系统论述，并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六大标准。显而易见，陈云提出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本质上是对党员的思想、立场、原则的根本概括，其展现的内在思想就是要提升党员的质量。宋平在回忆中指出，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听陈云同志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进入党的巩固阶段，陈云的组织建设思想随之发展。1939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批评由于党员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党组织不巩固的问题，并言明当前党的组织存在严重弱点，应当“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进入巩固阶段，也为之后陈云组织工作重心的调整提供了重要遵循。1940年，陈云在《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中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著名论断。1941年，他在《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中再次提及注重党员质量的问题，指出党要“执行‘党内小’使党短小精干，的原则，就必须彻底打破那种秘密党党员数量愈多愈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错误传统。”在抗战战略防御阶段，大后方面临国民党蓄意制造反共摩擦的危险，党的组织尚不能公开化、明朗化。在此种条件下，陈云强调发展党员质量，更显弥足珍贵。
陈云推动党员发展的系列举措成效显著。他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全国总共才3万党员。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党员人数达到121万。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史上的重要跨越。同时，党内存在的“拉夫现象”以及“坏分子混入一些到党内”的情况得到严肃整治，党员发展的质量获得有效提升，党组织的党员结构得以优化。
(二)强化党性教育
延安时期，随着党员数量剧增，与以往相比，党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更为复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蔓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等不良思想作风在党内也较为普遍。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制约了党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陈云积极强化党性教育，不断锤炼党员党性。
强化党性教育，要依靠学习。面对万分复杂的革命环境，为防止党员干部迷失理想信念，陈云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不仅如此，在1938年到1939年期间，陈云以身作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讲授“党的建设”课程。1943年3月10日，针对文艺工作者“特殊”“自大”两种倾向的问题，他贯彻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锤炼党员干部的党性，靠的是严明党的组织纪律。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包含大量关于组织纪律建设的思想。1939年5月23日，陈云指出：“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1940年3月，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第5 期学生毕业大会上强调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并重点指出了遵守党纪的原因以及遵守党纪的重要性。同年11月，他又指出：“纪律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必须借助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组织纪律作为保障，党性建设将失去规制。
(三)重视干部培养
陈云制定“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干部选拔政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做好干部工作，必须有正确合理的干部政策作为抓手。在关涉地方党的问题上，陈云指出：“地方党部对于支部领导上的重要一环，就是培养支部的干部。”1939年12月，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了“利用老干部”“培养新干部”“协调新老干部关系”等几个问题，并结合中央出台的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解释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为提升党内干部素质，处理干部关系提供了现实参照。在协调各级各类干部之间的关系、制定干部政策方面，陈云真正做到育才爱才。其“德才兼备、知人善任”的选人用人原则，至今仍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遵循。
陈云还创新性地提出干部审查制度，从机构设置、人员管理、审查范围、审查政策等多方面作出制度性规定，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当时延安干部审查工作的秩序、效率与公平。总而言之，陈云提出的党的干部政策，涉及选拔、使用、激励、监督等紧密相连的环节。
陈云特别注重干部教育，指出党要抓住“关键少数”。开办各类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的组织不断扩大，干部教育问题也成为组织建设的重要工作。1942年10月7日，陈云提出作为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的四条干部标准，即“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以此为参照，中央组织部参与创办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培训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干部培训教育基地，为提升党员干部的管理能力、文化水平、理论修养、理想信念提供了重要途径。
此外，在处理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上，陈云提出要做到“尊重和团结”。1941年12月，他指出党外人士对于建立政权、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作用，他断言：“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因此，我们不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亲密团结，而且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共事。”历史与现实证明，陈云处理非党干部关系的做法是正确的、科学的。这些措施使非党干部受到尊重，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民主人士中间树立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平等的政治形象。
在陈云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广泛吸收抗日爱国的各阶层分子加入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数量得到大规模增加。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规模达40万人的干部队伍。这与陈云对干部培养的重视密不可分。
(四)完善组织系统
针对党组织的迅速扩张，延安时期陈云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关于完善党的组织的系统思想。在严密党内组织体系上，陈云初步提出要健全党的组织结构，并对其中的支部建设及大后方党组织建设作出特别论述。延安时期，陈云多次强调“组织系统”的重要性。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形成“中央—省委—特委—区委—中心县委/县委—分区委—支部”的组织层级。这种组织系统建立在“隐蔽精干”的原则上，是革命年代的产物。组织系统的形成，使全党的组织上下有序，形成通畅网络。1940年10月1日，陈云指出，“从党的组织上来说，要保证党的安全，首先就要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这一观点旗帜鲜明地体现出领导机关尤其中央机关在组织系统中的重要位置。值得一提的是，陈云非常重视组织系统基层—支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党支部对于扩展党的影响范围、增强党的组织密度具有基础性作用，支部应该是日常工作、团结群众的领导核心。这些观点对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云十分注重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认为其是党在敌占区的力量源泉。皖南事变后，陈云多次论及大后方党组织建设问题。在敌占区秘密发展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战略意图相互呼应。在战略相持阶段，隐蔽发展党组织可以在秘密状态下拓展党的组织，从而扩大影响 ;在战略反攻阶段，隐蔽发展党组织则可以达到相互配合、内外夹击的效果。在组织体系运作上，陈云同样作出重要探索。一方面，要增强组织协同，就必须明确党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保证党的工作通过不同组织具体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处理党与青委的关系上，他指出“青委是党的组织的部门，比其他要较独立些，但还是党的一部分”, "青委不要成为第二党”。这是陈云在兼管中央青委工作期间，将其与组织工作相结合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群团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样本。另一方面，要增强组织协同，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明确组织协同的重点。对此，陈云明确提出："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地方党部在领导下级机关时，既要提出任务，又要‘ 给方法，。”建立集体领导，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了党组织具有集中统一意志，有利于推进决策的实施。
总之，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取得极大发展，组织系统更为严密。从七七事变前夕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由2个增加到8个，省(区) 委由17个发展到30多个，地、县委和基层组织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覆盖范围由局部扩展到全国，党组织数量也随之显著增长。
三、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方法论意蕴
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蕴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延安时期，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和实践表现出因势而化、因地制宜、因势而为的方法论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的基本特点。
(一)因势而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早在1934年6月，陈云就明确提出：“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由此看出，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渗透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再如，1941年，他在强调组织建设的灵活性时提出，“党的一切组织形式均随工作的需要和适应与否来变更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体现了陈云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存在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重视边区党的组织建设 ;第二阶段转向边区党的组织建设与白区(以及游击区、敌占区) 党的组织建设并重。这一转向的肇因在于八路军东出抗日，党的组织呈现出半公开化的特征，之前的地下工作方式因而改变。因此，1939年4月19日，陈云提出“党的组织工作开始由延安转到全国”的重要观点。为适应这种变化，他又提出：“党的组织形式可以变，而且一定要变。变化之原则—客观环境与主观的需要。”在具体的干部工作上，他同样坚持实事求是。1941年1月5日，在他撰写华北党的干部问题讲话提纲中，指出华北党目前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干部产生与现有能力赶不上工作与形势发展的需要的问题。
总而言之，陈云坚持在实践中调整工作方法、完善工作路径，体现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意涵，而这一方法论也丰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思想。
(二) 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
由于党组织长期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各地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差异较大，故而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指导成为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必由之路。陈云根据各地党的组织发展情况，对各地的党组织提出具体指示和要求，充分反映了这一认识。(详见表1)
这些意见既有顶层设计的要求，也有根据各地所处战略位置做出的实践要求，突出了地域特色，体现了陈云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的深刻内涵。在陈云的具体领导下，各地党组织既能实现对中央政策的有效落实，又能充分发挥灵活性与自主性，实现集中统一与地方灵活的有效调节和良性互动。
1944年3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转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尽管不再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但是陈云在工作中仍然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工作。如1946年3月13日，他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指出党内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党员问题，一个是干部领导问题。”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陈云因地制宜提出许多具体指导意见，这是其长期在党的组织战线工作的实践结晶。
(三)因势而为：强调重点工作与中心任务
强调重点、抓住中心是陈云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两点论 ”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贯穿陈云组织工作思想的全部，构成其组织思想的主脉。
具体而言，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抓住“党员”“干部”“党组织”三个关键，从“群众工作 ”这个中心出发，在全民族抗战的实践场域中牢牢牵住组织工作的“牛鼻子”。陈云既能够从整体着眼，精准地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据矛盾的优先级来判断解决次序，使问题能够依照轻重缓急得到妥善解决;又能够精准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抓大放小，抓住最根本的问题进行推进。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推进，党组织亟须发展大量党员干部。陈云敏锐地察觉到“发展党员”这个中心问题，在党员的数量发展上着力，拓宽党员的发展渠道，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农场、农村等多类型生产单位吸收党员，极大地拓展了党的组织。在党的组织规模问题得到缓解后，党员质量问题开始凸显，如何提升党员素质、把好党员“入口关”就成了党的建设工作中的重点问题。正如列宁指出：“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1939年8月，针对这一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发展党员工作要“只求精不求多”。以此为据，陈云开始着重处理党员质量问题、巩固党的组织。他提出，要在党员发展的程序上入手，增强党员发展流程的严肃性。总之，陈云注重党员的发展质量，绝非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而是走向实践深处，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意义。
四、延安时期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组织体系更加严密，呈现出"横向拓展到边、纵向延伸到底”的特点。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成为党和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延安时期陈云在组织系统建构、锻炼党员干部党性以及推进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等方面的主张与做法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加强党的领导，严密组织体系
陈云在论及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时，旗帜鲜明地指出党需要“由统一的党的中央来领导”"党必须在集中主义的基础上去组织”。他还提出，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从中国共产党经历路线错误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组织路线服务并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这一表述与陈云的历史实践一脉相承。
新时代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理顺组织之间的层级关系、隶属范围、职能权限，成为打破实践“梗阻”、畅通组织关系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党中央再次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理论建构意义的角度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诠释党、政、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党的社会号召力得到极大提升，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增大、党组织的层级持续细化。结合新时代群团组织改革取向，党中央倡导“以党建促群建”“依托党建抓群建”的具体方法，增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群众号召力。从实践逻辑来看，延安时期陈云极力倡导的理顺组织关系、完善组织系统、抓住群众工作这个关键等具体做法与新时代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是“源”与“流”的关系。
(二)坚定理想信念，不断锤炼党性
1941年3月2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和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时，阐述了“党性”的相关问题。结合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对党性的一些提法，可以看出他关于党性锻炼的理论设想与实践主脉。他认为，化解非党性的问题，方法与措施主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这两个基本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思想的主要方式之一。陈云不仅提出依靠学习锤炼党性，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他还指出，要想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就要“在干中学、学中干”，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与陈云在延安时期增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做法是一致的，是具有内在关联的。
(三)强化组织纪律，净化政治生态
组织纪律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是良好的政治生态所必需的“防火墙”。陈云指出：“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延安时期，陈云所强调党的纪律的目标导向与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举措具有历史传承性。
就政党政治而言，中国共产党具有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独特性，其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觉严明的纪律建设。据此而言，中国共产党在纪律建设层面正处于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继承、发展了延安时期陈云党的组织纪律建设思想，并提出更多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观点、新论断。
结语
延安时期，陈云关于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和实践为之后党的组织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紧密结合全民族抗战中党组织发展的历史现实，提出许多新观点，创新了组织建设的思路，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陈云的一些具体做法被沿用至今，为新时代的组织工作提供了历史参照。陈云的组织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继承发展了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升理论基质。
总之，延安时期陈云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思想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实践中生成的，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哲学意蕴与实践品格。我们应发掘陈云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以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动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激励全党和全社会克难奋进，以显著成效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白金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原载《党史文苑》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闫方洁，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主任，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发表核心论文50余篇，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课题等十余项，出版专著、译著5部。获评全国思政课教师影响力人物、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等。
徐叶灵，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
【引用原文】闫方洁,徐叶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演进逻辑与自主体系构建[J].前沿,2026(1):1-9+38.
【 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深化脉络：从“发展才是硬道理”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共识，到“科学发展”拓展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多元维度，再到“新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思想的系统化集成，最终在新时代凝练为“高质量发展”这一成熟形态。这一发展话语的演进历程，不仅反映出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更彰显了其立足中国现实，回应时代课题，逐步构建起一套逻辑自洽、特色鲜明、引领实践的自主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高质量发展”作为这一自主体系的集中表达，既继承了以往各阶段发展话语的核心要义，更实现了整体性超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话语支撑与价值引领。
【 关键词 】
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话语；自主体系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强调必须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自主的发展话语体系，不仅是解读中国道路、阐释中国理论的关键，也是掌握思想主动、凝聚实践共识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6，这一决策不仅明确了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话语在新时代获得了系统凝练与核心表达。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3.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党务管理，一门研究党的自身事务的年轻学科
樊士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务管理是一门研究党的自身事务的年轻学科，旨在明确回应党组织运转、党员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于任何一门新兴学科而言，构建一套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知识体系，都是其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对促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加深认识和把握党的各项工作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立足时代，注重提炼标识性概念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催生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凝结着管党治党的精髓要义，是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切入口。概念之于知识体系，正如砖石之于高楼，具有铺垫支撑的意义。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特色党务管理知识体系的前提与基础。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了一系列内涵深刻、彼此关联的术语，构筑起一个逻辑严密、规模宏大的表达体系。例如，党的十九大重新调整党的建设总布局，对政治建设的地位作出全新概括，此后“党性锻炼”“理想信念”“政治生态”“政治根基”等概念相继被强化。这些概念正是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最坚实的基础。以党务管理为主题的知识体系，必须把党的建设中的宏大概念具体化、操作化、叙事化，进而精准对接现实需求。这既是由党务管理的实践指向决定的，也是由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从党务管理的学科建设与工作实践来看，其标识性概念主要有两大来源：党的历史与时代需求。一方面，在党的历史发展中赓续标识性概念。历史中的概念具有明确的经验性，能够解释一类现象或者一种规律，体现着前人的智慧。中共党史上广泛使用的概念有些因条件变化不再使用，有些却历久弥新不断生长、容纳新质。例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明确使用“本领恐慌”概念，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实践同样强调这一概念。尽管时代变化早已对“政治能力”提出了不同要求，但这一概念始终没有退场。
另一方面，在满足时代需求中创造新的标识性概念。西方学界通过概念的创造与演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反观中国学界，则善于经验述作，强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要在这一点上转变观念。时代是概念的最佳母体，诸多常用概念均源自时代要求。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党务管理知识体系必须在时代发展中创造新概念，进而更好服务于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因此，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时代需要中发掘出标识性概念。
面向实践，主动回答理论性问题
立足中国大地，构建知识体系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回应影响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是加快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知识体系重在有用，贵在有效。党务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鲜明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必须植根实践、回应问题。党务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党的工作事务，但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决不能陷入事务主义的细枝末节之中，而应当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视野上审视。
面向实践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最重要的是厘清其基本理论问题。党务管理学科自设立以来，逐步建构起系统的课程体系与学术框架。其中，党员教育管理、组织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运转的制度化创新，已成为该学科聚焦的核心实践领域。这三方面分别对应个体化的实践、组织化的实践和制度化的实践。首先，要聚焦组织成员的个体化实践。党务管理工作涵盖党员发展、党员教育、干部轮训等诸多环节，这些工作不仅头绪繁杂，而且具有严格的规范。因此，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制度设计层面梳理结构化知识和程序性内容，以此实现对实践的精准指导，从而提升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其次，需着眼于组织化的实践。政治沟通需要以准确识别制度环境为基础，进而才能综合选择所需的工作方式。政治沟通能力直接反映了党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也是组织运作效率的重要体现。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系统分析不同沟通主体的要求，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最后，应面向制度化的实践。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务管理必须重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应将基层实践的创新案例纳入其中，推动党务工作迈向具体化、规范化、标准化，从而为党的组织体系高效运转提供参照。
观其会通，自觉促进多学科融合
随着万物互联的趋势，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解决综合性问题的必由门径。故而，以学科融合路径，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大势所趋。面向未来，应坚持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为主干，以相关多学科知识为支撑，形成本体明确、来源贯通、根基深厚的理论整体。
其一，坚持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为主干，筑牢知识体系的本体根基。党务管理必须自觉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汲取理论滋养，始终将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紧密结合，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彰显其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党务管理本质上是探究中国共产党自身事务运行规律的科学，其理论主脉绵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党的建设理论之中。因此，必须从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执政规律等基本问题出发，构建出指向本质属性、体现内核要求的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
其二，依托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厚滋养，夯实知识体系的发展基础。一方面，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蕴藏着党务管理的实践智慧与理论资源。另一方面，社会是最好的透视镜。政党是社会中的政党，党务管理工作也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树立大历史观，系统梳理和总结党在社会变迁中规范自身工作事务的历史轨迹与思想脉络，在历史纵深中把握规律、汲取养分。
其三，融汇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智慧，拓展知识体系的支撑维度。事物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普遍性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必然遵循组织管理、政党政治等方面的一般规律，需借鉴管理学等学科视角，把握其与一般组织的运行共性。从特殊性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活动深刻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必须立足中国政治实际，运用多学科工具，深入阐释当代中国制度环境与治理实践中的政党逻辑。
顺应潮流，积极发掘新技术增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工具的使用，能够丰富人们认识世界的手段，拓展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例如，信息技术革命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手段，打破了党员教育、干部轮训的时空限制，使得线上不间断教育成为可能。同时，技术也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借助人工智能，党务管理的相关工作可以便捷高效展开。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适应技术变迁的潮流，转变对党务知识呈现方式和优化工作流程的认识。
近年来，智慧党建渐成潮流，平台的使用将原有的党务工作推向了“组团式、集成化”新模式。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党务管理中的应用，为党员教育、组织管理等工作提供了便利。例如，在线学习平台实现了理论知识的个性化推送，提升了组织管理的效率。技术变迁也对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崭新要求：一方面，技术迭代重构了党务管理的知识环境，要素更加活跃，需要予以更多关注；另一方面，技术发展改变了党务管理的知识结构，原有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或者不足以支撑党务工作。身处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多措并举、综合发力：一是加强党务管理的数据化建设，打造基础性知识库；二是用好数智化优势，拓展支撑性知识库；三是加强内容管理和生态治理，维护保障性知识库。党务工作者应主动适应技术变革，促进知识结构升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