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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聚焦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建主题，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进行了细致梳理。作者通过构建结构—过程—文化三维分析框架，对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质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提高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质量的对策建议。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建设质量研究”的结项成果。 作者简介 王可园，法学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任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党和国家治理研究。近年来，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多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一项、上海哲社一般项目和上海哲社规划委托项目各一项；先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党的文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多部。
从“红船精神”到“伟大建党精神”
——“红船精神”提出20周年
丁晓强、白潇义 作者简介 丁晓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白潇义，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红船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同为以“建党”这一历史事件为核心所提炼的重要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的源头，“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实践起点。“伟大建党精神”注重在中国共产党的共性上进行概括总结，“红船精神”突出了党在创建时期的实践特征。“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次概括，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创造了重要基础。学习和研究“红船精神”，不仅能更深入地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红船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发展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了“红船精神”，其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提出后，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作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次重要概括，“红船精神”也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保持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概括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其内涵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站在对党的百年奋斗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着眼于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新概括，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红船精神”到“伟大建党精神”，不仅展现了不同时空条件下多维度、差异化的精神概括逻辑，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精神的认识深化。
一、“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次概括
“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能够为个人、群体、组织的向前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与价值依托，在塑造集体认同、凝聚历史合力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历史事件与革命经验加以概括、提炼，形成具体的“精神”概念，以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动员群众，是党的思想传统。在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构建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共同体意识，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辉煌的成就，也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
“精神”的概括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精神”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根植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实践之中。作为历史本质的再现，“精神”本身具有客观性。然而，对“精神”的概括却是一种主观行为。一方面，由于立场与视角的差异，对“精神”的概括会呈现多种样态，如果立场错误或视角片面，对“精神”的概括会歪曲客观实际，误导对历史的认识；另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反映不仅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在事件发生之初，对“精神”的总结是即时的，无法覆盖这一事件在后续历史进程中的深层意义与影响，也难以准确揭示事件发展的全过程；“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往往随时空条件的迁移而演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特殊的时代要求下，对“精神”的概括也会展现不同的侧重与取向。
“红船精神”的概括提出是2005年，当时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为浙江省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形成的重要成果，“红船精神”不仅是“党的先进性之源”，也是扎根浙江实际、汇聚民智民力凝练而成的时代精神。2005年上半年，浙江省嘉兴市秀城区（今南湖区）区委决定“以红船为载体，在全体党员中开展新时期‘红船精神’的内涵以及如何弘扬‘红船精神’的大讨论”，力求“让群众在学习中接受教育”。3月，南湖区主流媒体刊发了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红船精神”表述语的启事。该启事甫一公布，旋即获得基层党员和群众的广泛支持。短短半个月，全区557个基层党组织、1.6万余名党员参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知晓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教育活动后，还专程委派代表前往南湖区开展调研。南湖区委从663条投稿中评出“开天辟地、坚定信念、劈波斩浪、扬帆起航”等5条表述语。嘉兴市南湖区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挖掘文化基因、高度发扬地方特色，为“红船精神”的提出与传播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了“红船精神”，其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的概括，一方面是适应了21世纪初新时期新阶段的社会现实需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党55年来全国执政的经验，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另一方面，则是着重鼓励浙江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走在前列”是中央对浙江的要求，“干在实处”则是习近平同志对如何才能走在前列而提出的要求。“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就是要鼓励浙江人民走在前头；“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就是要求浙江人民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干在实处；“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则是当时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体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2015年5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时提出：“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2016年9月，他又在G20杭州峰会上对浙江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此后还多次提出新期待，给浙江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干事创业以极大鼓舞。
“红船精神”全面、准确地诠释了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所体现的伟大精神。首先，“开天辟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标识。“开天辟地”来自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而党的先驱们正是在祖国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困苦中，以开辟新天地的志向和担当，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创建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还说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从此，“开天辟地”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诞生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习近平同志把“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并置于“红船精神”的首位，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掌握历史主动的精神。其二，党的先驱们为开辟新天地而艰苦地探寻真理，经过反复推求比较，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是党的创建的思想基础；党的创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付诸伟大实践的起点，并宣示着将在曲折艰难的航程中坚韧不拔的意志。习近平同志把“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作为“红船精神”的重要内容，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勇往直前的气概。其三，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将其与以往各种争权夺利的形形色色的政党作了明确的区分。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批评了民国以来政党的植党营私，明确指出我们的党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习近平同志把“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作为“红船精神”的落脚点，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党为民的价值情怀。
“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次概括。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培育了丰富的红色文化，涵养了丰富的革命精神。党的领袖和重要领导人先后概括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又宣传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激励和鼓舞了广大党员和人民以饱满的革命精神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不过，在“红船精神”诞生前，虽然对党的创建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多有论述，但还没有以其命名的精神概念，其背后蕴含的价值内涵也没有被系统明确地阐释过。
习近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首次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系统概括，不仅对浙江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作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概括，也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保持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指出：“在浙江工作期间，我曾经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二、“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关系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建立在对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之上，呼应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求，着眼于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是什么关系呢？
第一，“伟大建党精神”是“红船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红船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的表述和内容有所不同，然而，同为围绕“建党”这一历史事件而概括的精神概念，“伟大建党精神”在基本原则、理想目标、实践指向、价值归属等方面与“红船精神”保持了连续性。“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次概括，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奠定了基础；“伟大建党精神”则实现了对“红船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坚定理想”的深化。“坚定理想”，指的是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基础上，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理想的前提是对真理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伟大建党精神”在“坚定理想”的基础上提出“坚持真理”，强调了真理是理想的认知基础，深化了“红船精神”内涵。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就是因为有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华民族去开辟新的世界、建设新中国，从而立下开天辟地的宏伟壮志、形成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百折不挠”的展开。“百折不挠”指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历经艰难挫折，仍然不动摇、退缩或屈服的坚强意志，“伟大建党精神”将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具象化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气概。建党初期，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组织工人运动，具体的革命道路仍在探索之中。向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不断奋斗，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顽强信念。当视野扩大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英勇抗敌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武装斗争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非“牺牲”“英勇”这样悲壮的字眼，不能彰显革命战争的惨烈，不能体现先烈们超乎常人的坚韧与刚毅。“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的精神之源，其价值内涵也有了更加鲜明、具体、全面的展现。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与“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具有一致性。“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昭示了党的精神信条和行为准则，表明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的立身之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的那一天起便表现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正是“立党为公”的有力表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强调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立场，是立足新的时代特点提出的新要求，反映出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与巨大优势。
第二，“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不同的历史定位。
党的创建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这样处于关键节点、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基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与确切的现实需求，多次提炼、挖掘其“精神”内涵是完全应该且必要的。“红船精神”以党创立的历史性时刻为核心节点，“伟大建党精神”则贯穿了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全过程，是对党百年探索的高度总结和凝练。
“红船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的侧重点稍有不同，但彼此呼应，延续了基本内涵的契合性。“红船精神”强调开创新天地的首创性，这是站在新起点而面对未来的征程；“伟大建党精神”强调初心使命，不忘来时路，这是回顾百年厚重的历史汲取力量的。我们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缺乏斗争经验、革命力量弱小的政党组织，变成了今天拥有1.003亿名党员、组织完整健全、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仅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党的地位、规模，以及党内情况也都发生了改变。然而，初心与理想却不能因时移事迁而被遗忘和舍弃。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是激励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动力。而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才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现代化文明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红船精神”的主要定位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实践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实践起点；而“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定位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总概括。所以“红船精神”的概括是历史的逻辑。先有改造社会的志向，然后通过探索真理，展开知（理想）行（百折不挠）合一的实践，最后归结为为党为人民的价值追求。“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不仅是历史的逻辑，而且是现实的逻辑。现实逻辑从真理、理想展开，真理、理想要落实到初心使命的实践中，实践要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来坚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来自为党为人民的价值追求。在精神层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干什么的——是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是怎么干的——是敢于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为什么能这么干——就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方法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知”的要求，是党性修养的依据和起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行”的要求，是党性修养的基本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意志”的要求，是党性修养的关键所在。只有在困难和牺牲面前，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说：“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情”的要求，是党性修养的价值依归和力量源泉。我们党一路走来，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靠的是千千万万党员对党的忠诚，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红船精神”在“伟大建党精神”中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红船精神”基础上的新的概括，涵盖了“红船精神”的基本内容。“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次概括，学习和研究“红船精神”能更深入地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有不同的历史定位，学习和研究“红船精神”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伟大建党精神”强调了全部党的精神谱系的共性，关键词是“初心使命”，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本质，是对党百年实践经验总的概括。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就，其前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红船精神”突出了党创建时期的精神个性，关键词是“开天辟地”。一切历史实践始于党的创建，一切革命精神始于“红船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伟大精神，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新时代以来的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科学家精神，等等，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起点。同时，这些精神又显示出与“红船精神”之间的延续性和连贯性。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仅要有源头，而且需要有具体的起点。“开天辟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标识。
“红船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红船精神”呼应了党中央对浙江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在全国走在前列的期待。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了“八八战略”，这是为浙江发展作出的“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八八战略”既勇立潮头，又为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谋划，仍然是今天浙江发展的指导方针。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就要求浙江广大党员和人民“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以开天辟地为关键词的“红船精神”是浙江人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的精神符号。
“开天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未来的精神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首次论述了党的建设的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被列在首位，这里的时代前列就是要胸怀“两个大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弘扬“开天辟地”的精神，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始终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开天辟地的精神，过去开辟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继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社会意识，精神具有延续性，对人的影响深远而持久，“红船精神”中对实践性、开创性和斗争性的突出强调，在当下，还将继续推动新的突破。
正确认识和对待“红船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的辩证关系，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理论课题。“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组成部分。“伟大建党精神”注重在党的共性上进行概括总结，“红船精神”突出了党在创建时期的实践特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总源头，“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的实践起点。“伟大建党精神”涵盖了“红船精神”的基本要素，说明这两者是一致的；“红船精神”则突出了“伟大建党精神”中真理理想的实践形式、初心使命的主观志向、牺牲和斗争的意志特征、为党为民的客观标准，这些方面都可以归结为“开天辟地”。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历史的主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人类进步、世界大同，不断开辟出崭新的天地。
本文作者：郭庆松，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汪爽，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资助：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建构与制度路径研究”[24AZD006]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2期
郭庆松、汪爽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不断营造廉洁文化氛围，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文化根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廉洁文化建设的不懈探索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为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攒了丰富历史经验。立足科学原理和遵循历史经验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新时代新征程，谱写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新篇章、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需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注重提升廉洁认知、坚守价值旨归、锚定重点对象、完善治理模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理论基础；历史经验；实践必然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文化根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廉洁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呈现。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深刻揭示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与危害，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角色定位，为创立和建设廉洁社会指出了实现路径，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理论源泉。 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是私有制，其危害是使无产阶级深陷于无情压榨与奴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劳动产品只能勉强维持人类基本生存，并不存在滋生腐败的土壤，但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工、剩余产品出现，原始公社财产不断被私人侵占，腐败问题便产生了。阶级对立出现后，腐败现象愈发严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在争得统治权力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政权不过是压榨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卑劣事物，它受无产阶级供养，又反过来奴役无产阶级。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大多数人在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压迫之下陷入贫困，少数人则争夺利益和权势，国家政权成了名副其实滋生腐败的温床，“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公仆”。《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抗争的运动过程中，不提出任何代表私人利益的特殊原则，“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在执政后必须明确自身“社会公仆”的角色定位，保证国家权力始终服从服务于人民，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于一方面废除了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另一方面规定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与工人同薪，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尝试建设“廉价”政府的实践，认为它“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高度重视政党的纪律建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这是政党得以集中力量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 从实现路径看，无产阶级政党要依靠民主与法治，以“自由人联合体”创建廉洁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加强群众和党内双重民主监督，能有效预防腐败。巴黎公社实行的普选制，是人民能够行使监督权的必要前提。公社实行政务信息公开，被选出的公职人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如果出现滥用职权和官僚主义现象，人民群众可以行使罢免权将其撤换。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就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认为报刊可以揭露当权者的不当行为，应当成为廉洁社会的捍卫者。恩格斯指出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性，认为政党要正视自身问题，敢于针对腐败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民主监督固然重要，但法治保障同样不可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并且只有以法律形式固定各项民主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民主。马克思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这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要推进“国家职能”的合理回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职能”应由“公仆”完成，昭示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与创建廉洁社会具有同构性，标志着“两个绝大多数”的最终实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人的关怀。 （二）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蕴含着廉是治国之本、廉是为官之要，“修身齐家”“家国同构”“德主刑辅”是廉洁治理之术的丰富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源泉。 廉是治国之本，这是中国古人的治国智慧。所谓“廉者政之本矣，乃国之四维”（孟子《孟子·离娄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廉”字起初被用来标定建筑结构，指的是堂厅的侧边；“洁”字起初被用来形容水声，意指洁净。“廉洁”一词始见于《楚辞·招魂》，用来形容一个人正直高洁的品格，即“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春秋时期政治家把“廉洁”引申到政治领域，把“礼”“义”“廉”“耻”视为维持国家四大支柱，即“国之四维”，将之提升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即“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管子·牧民·国颂》）。倡导廉洁还体现为对封建君主的劝诫。古代君主的品行对王朝存续具有关键作用，君主切不可背离廉洁，正所谓“为主贪，必丧其国”（唐·吴兢《贞观政要·贪鄙》）。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王朝衰亡史就是一部腐败史，夏桀、商纣王、隋炀帝等统治者皆因贪暴无度而导致王朝终结。廉洁是治国之本，还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传统政治伦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佚名《尚书·五子之歌》）道出了顺应民心是邦国安宁的必然前提。“廉政所以得民心，得民心所以存社稷”，“得民心”是关键一环，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管子》）。传统民本思想重视“民”的力量，如“君舟民水”论；关注“民”的诉求，如“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唐·吴兢《贞观政要·奢纵》)。尽管民本思想存在历史局限性（旨在维护封建皇权、确保皇权至上），但其体现的尊重民意、爱惜民力、体恤百姓等价值追求，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具有启迪作用。 廉是为官之要，这是中国古人的为官之道。官吏作为统治理念的推行者，是腐败治理的重点。所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东汉班固《汉书·宣帝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传统廉洁文化重视以“廉”为核心的“官德“，因此，治国要先治吏。清廉从政是对官员为政德行的基本要求，廉洁是自古以来选拔和考核官员的重要尺度。《周礼》记载了“廉能并重、以廉为本”的官吏考核标准，认为评价官员要从“六廉”即“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西周周公《周礼·天官冢宰》）出发。《为吏之道》要求官员要做到包括“清廉毋谤”在内的“五善”德行。“中正六条”是晋代官吏的德行准则，包含“洁身劳谦”。南宋《昼帘绪论》有言，“莅官之要，曰廉曰勤”。“廉”与“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廉洁就会变成空洞的口号。廉洁是“为官之要”，还体现在对清官文化的塑造方面。一个廉洁的官员可以发挥以上率下示范作用，公正廉明的官风则可以带动淳朴清廉的民风。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春秋孔子《论语》），清官良吏对民众具有正面的导向作用，作风俭廉、秉公断案会产生使民众归服的威望。虽然古代清官被标榜为“爱民如子”的“青天大老爷”，包含“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观念，但它已最大限度地追求勤廉爱民、公正无私、伸张正义，因此受到古代大众的欢迎、认可。廉是为官之要，既指明了廉洁治理的重点对象，也指明了清官良吏的人格力量，因此有助于廉洁文化建设。 “修身齐家”“家国同构”“德主刑辅”是廉洁治理之术。传统廉洁文化主张以培育廉洁家风构建廉洁社会：个人注重提高自身廉洁修养是家庭廉洁的根基，家庭廉洁又是整个国家廉洁的基础。《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便是对“家国同构”治理模式的经典表述。个人修身是实现“家国同构”之始，古人强调“君子”要慎独修身，即便在无人监督、处理微小事情时也能遵守正确的义利观，即“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在追求高尚品行修养的基础上，古代“圣贤”通过言传身教达成严格治家的目的，留下了许多优良家训。陆游在《放翁家训·序》中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其子，一个家族的兴旺靠的是家族成员勤劳苦干、节约俭朴，骄奢懒惰则会导致家族衰落。传统廉洁文化强调“以德养廉”，在“德治”基础上提出了依靠法律来辅助廉洁治理的观点。所谓“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春秋管仲《管子·明法解》），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中国共产党人内化传统廉洁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德法并举”，摈弃其“人治”弊端，生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视角以发挥廉洁家风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涵养作用。 二、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 历史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百余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是我们研究历史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廉洁文化建设的不懈探索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为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攒了丰富历史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创建 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体现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强化权力监督与制约、惩治腐败分子等方面。在加强纪律建设方面，党的二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单列“纪律”一章，规定党员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命令和决议，必须保持自身纯洁性，除特经许可外，不得加入其他政治党派；规定如果党员违背相关纪律，在六种情况下可以开除。1926年，中共中央敏锐察觉到，随着革命潮流不断高涨和党组织不断壮大，党内混进一批投机腐败分子，遂颁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一反腐文件。1929年，为纠正组织松懈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把“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规定为入党条件之一。在强化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一方面重视党内监督，另一方面重视群众监督。1933年8月，规定当时的纪检监察机构（中央党务委员会以及省县监察委员会）具有严查腐败的职责，“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群众有“不限于以任何方式控告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力”，肯定了群众在廉洁治理中的作用。在惩治腐败分子方面，制定了严厉的惩治法令，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对于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的贪腐分子可判死刑，并查办了一批贪腐的大案要案，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毛泽东更警示全党同志，必须保持廉洁作风，为即将来临的执政考验做好准备，预见性提出“两个务必”的自律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主要致力于塑造廉洁政党形象以团结最广泛的革命力量，尽管这些实践只是初步的，但对于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必不可少。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曲折前行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关注腐败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 一是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惩治腐败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但也滋生了一批利用官员贪腐行为追逐不法利益的资本家，出现了部分国家工作人员被不良习气腐蚀的现象。对此，1951年底，我们党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旨在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腐行为。“三反”运动增强了全党抵抗腐蚀的定力。1952年初，为推进“三反”运动取得更好成效，我们党又针对不法资本家开展“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惩治了一批违法违规的私营工商户。 二是大规模开展整党整风运动。1950年整风运动强调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重点是纠正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居功自满情绪。1951年整党运动侧重整顿基层党组织，以共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普遍教育、审查鉴定党员是否具备党员条件，并根据审查鉴定结果做出组织处理，提升了全党的纯洁性。1957年整风运动主要发动党内外群众以整顿党内不良工作作风，满足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些运动在初期收集了许多中肯建议，但后来出现扩大化趋势，使廉洁文化建设遭受损害——与此类似的还有1963年至1966年部分城乡开展的“四清”运动。可以说，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遭受一定挫折，反映出我们党建设愿望充足与建设经验不足。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造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工作重心，但随着物质文明建设快速发展，一些腐败问题不断出现。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要刹住腐败之风，否则经济建设将无意义。他创造性地提出，既要促进物质文明发展，又要惩治腐败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强调，反腐败不是一场短时间就能结束的战斗，“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并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对此，邓小平重视发挥党内、群众、人民政协、民主党派等合力监督的作用，推动逐步恢复并重建了检察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提出，要把腐败治理上升为政治斗争。他认为，腐败会从内部攻破党的堡垒，使改革发展失去政治保证；反腐败工作并非对立于，而是服务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对此，他提出廉洁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即“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可阐释为“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江泽民还强调，腐败会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对于任何腐败行为都要严查严办，并提出要把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工作成效的考核范畴。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胡锦涛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新方针，进一步完善了廉洁文化建设的策略，并指出反腐倡廉工作是系统性工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将其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进一步凸显了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一时期，党的廉洁文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纵深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但依然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任务，并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推进反腐败制度完善、弘扬和培育廉洁文化理念等举措，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嵌入廉洁文化建设，开创了廉洁文化建设新境界。在开展主题教育方面，以党内集中教育形式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7次主题教育，既注重理论武装又坚持问题导向，夯实了廉洁思想根基。在推进反腐败制度完善方面，颁布与党内法规制度相关的条例和工作规划纲要，完善党内法规；颁布与党内监督工作相关的条例、修订与中央巡视工作相关的条例，完善国家监督体系；构建“三不一体”的反腐败战略方针，夯实“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防腐的重要基础；等等。习近平强调，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的同步推进，“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目标在于构建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在弘扬和培育廉洁文化理念方面，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2022年1月，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首次提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这一重大政治命题。次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同步印发，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三清”即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进一步拓展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四清”即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从而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而进一步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重要遵循。此外，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并对“如何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做出重要部署，尤其是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了“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要求。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廉洁文化建设理论构建和实践要求随之不断深化。 三、实践必然：谱写新时代新征程实践新篇章 立足科学原理和遵循历史经验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脚踏实地、承前启后，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中铺展开来。新时代新征程，谱写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新篇章、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需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注重提升廉洁认知、坚守价值旨归、锚定重点对象、完善治理模式。 （一）提升廉洁认知：“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 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深嵌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始终没有彻底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对此，我们应深刻意识到反腐败斗争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久久为功，强力抓、经常抓、长期抓，实现反腐败斗争常态化、长效化。“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零容忍”不仅体现为对腐败犯罪不手软、对严重腐败行为不宽容，还体现为对“微腐败”不放过。坚持从“惩治”和“防范”着手、坚持“破纪”与“破法”同纠、坚持“抓早抓小”及时处理、坚持行贿与受贿双主体查办，这都鲜明表现出我们党“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零容忍”反腐败态度。腐败是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如果任其肆意蔓延，必将瓦解党的执政根基，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亡党亡国局面；古人讲，“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春秋左丘明《左传·桓公二年》)，说的就这个道理。因此，要将反腐败斗争嵌入党的自我革命，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祛除腐败毒瘤，破除“历史周期率”的魔咒。概言之，“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对此，在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对于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并要求以必胜信心打赢攻坚战、以如磐恒心打赢持久战、以坚强决心打赢总体战。 提升廉洁认知，还体现在惩治力度认识上：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强化惩治力度是治标的关键，“要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通过发挥“治已病”的震慑作用达到“治未病”的目的。“老虎”指涉及腐败大案要案的高级干部，因其掌握的权力大，一旦沾染贪污，就会扭曲党的大政方针，对党的形象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苍蝇”指浸入群众日常生活的小规模腐败，因其贴近群众生活对群众利益的侵害更加直接；“狐狸”指逃往国外躲避贪污惩处的罪犯，他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打虎”“拍蝇”的震慑力。党中央秉承“打虎”“拍蝇”“猎狐”三管齐下严惩腐败的行动理念，统筹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的反腐工作，在空间上打造了惩治腐败分子的全链条闭环，表明“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决不是一句空话。 （二）坚守价值旨归：“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廉洁文化建设以“为了人民”为价值旨归。廉洁文化建设关乎民心所向，不只是我们党对反腐败工作的推进与延续，更是对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的坚守与接力。“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关切人民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主要需要从过去的“求生存”以解决温饱到“求发展”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从而对“清廉”提出更高要求。良好的党风、政风又是增进人民福祉的有力保障，中国共产党进行廉洁文化建设，本质上就是为了与特权思想、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彻底决裂，涵养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廉洁文化建设与满足人民需要紧密结合，着力解决危害党群关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遏制公权力“异化”，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廉洁公正的社会风尚的向往。 廉洁文化建设以“依靠人民”为动力支撑。人民群众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决定着廉洁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使之与其他监督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让贪腐行为、不正之风无处可藏。实践中，要不断畅通和完善群众检举贪污腐化的渠道，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及时回应群众揭发；要充分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将之作为制定和完善相关措施的重要参考。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对此，要牢记人民是“阅卷人”，要把人民视为廉洁文化建设成效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三）锚定重点对象：“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抓住这个“关键少数”，廉洁文化建设才抓住了重点。一是要抓理想信念教育。要求领导干部多学原著以增长看家本领，多读党史以感悟初心使命，多学榜样以深化实践运用。“坚守这份理想信念，是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二是要进一步严明纪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提出党纪要严于国法，不断充实违纪条款、完善处分规定，提供了纪律戒尺，划定了行为边界。因此，领导干部要用心学纪、准确知纪、对标明纪、严格守纪，自觉做守住纪律红线、守牢纪律底线的“领头雁”“带头羊”。三是要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标准。选人用人标准是第一道关口。在坚持德才兼备基础上从严选任，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本前提。对此，选任干部既要对标“好干部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也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打造坚不可摧的廉洁型干部队伍。 紧盯“关键少数”，并不意味着放松对“绝大多数”普通党员的管理。对此，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党的廉洁形象离不开每一位党员的作为，廉洁是对全体党员同志提出的普遍要求。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廉洁要求更高更严，可以为广大党员树立起廉洁标杆，从而使党风政风得到全面净化。统筹管理“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彰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体现了“全面”的广度、“从严”的力度、“治理”的强度有机统一。 （四）完善治理模式：“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法治在廉洁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对此，习近平指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加强立法工作以及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有关廉洁治理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规，使廉洁文化建设有法可依；全方位、系统化扎紧制度“牢笼”，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全党的法治意识；制定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通过发挥巡视作用破解自我监督难题；发布刑法修正案，加重对行贿者的惩治力度，并进一步推动对行贿受贿行为的双向打击；等等。可以说，廉洁文化建设永远在路上，需要根据具体实际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用法治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刚性约束力。 道德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如果一个人管不住自己，缺乏自律能力，那么不论法律法规体系多么严密，都难以发挥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党员要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最大限度克制自己的私心和贪欲。在党性修养方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摆正公与私的关系，对照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规范并时常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德性修养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以明大德、站稳人民立场以守公德、约束操守行为以严私德。“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家风建设也非常重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春秋·曾子《礼记·大学》），讲的就是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国家治理乃至世界太平的辩证统一关系。家庭是一个人生存的初始场域，家风对个人品格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因此，廉洁家风是廉洁社会风气的重要构成。“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党员干部的家风是社会道德“风向标”，要充分发挥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的相互促进作用，让廉洁家风扎根千万家庭，推动社会风气整体向上向善，形成“崇廉耻贪”的社会风尚。
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
［摘要］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是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路径，在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着力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是党的建设经验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举措，更是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保障之策。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要坚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坚持协同治理的系统方案。首先，要坚持自我革命，提高对风腐问题的认识；其次，要完善制度保障，坚持依规治党；再次，要注重技术赋能，识别风腐问题的最新表现；最后，要建设廉 洁文化，增强环境陶冶。
［关键词］风腐一体；同查同治；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风腐同查同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升内部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是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驰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鲜明体现。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这展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一体部署、一体纠治的综合方案。2024年1月，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不断完善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对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大有裨益。
一、坚持风腐同查同治的问题导向
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客观上讲，风腐同体共源，与错误政绩观、理想信念缺失等问题密切相关。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贯穿着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新思路。
（一）问题聚焦：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出现
化解风腐交织问题不是政党治理的选做题，而是必答题。认识风腐同查同治问题，前提条件是界定风腐关系。按照作用机理划分，风腐关系可以概括为：风腐互为表里，相互交织；不正之风诱发腐败；腐败必然违背作风要求，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不正之风蔓延。由此可见，风腐同查同治蕴含着避免“由风及腐”“以风盖腐”“以腐侵风”的要求。对待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二分法，塑造优良作风是其努力目标，遏制不正之风则是其底线要求。对待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警惕，要求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作风有好坏之分，腐败却仅有消极一面。高度腐败以及随之产生的对国家缺乏信任，会加剧社会中的不安全感。实际上，党员干部的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正是从不良作风开始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作风建设置于反腐败斗争关口之前的重要原因，体现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策略意识。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具有共同根源且在表现形式上相互交织、互为表里，前者为后者提供心理适应机制和机会结构，后者则通过负向激励强化前者的滋生。“良好的作风是抵御消极腐败现象和保持清正廉洁的重要保障，不好的作风往往是走向消极腐败的助推因素。”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既具有共时性存在特征，也具备先后发生的次序性特征。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将正风肃纪视为腐败治理的前置环节和基础条件，体现了“由风查腐”的工作思路。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是腐败发生的先兆。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纠治不正之风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作风建设的重点聚焦在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上，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之所以从作风方面切入反腐败斗争，因为“四风”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故而，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也是为了彻底斩断权力变异的链条。
（二）根源识别：风腐问题在于党性缺失
作风就是形象，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腐败乃是政治组织公敌，影响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风腐问题虽然表现有所分殊，但其根源却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从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上看，也是党性修养不足导致的。一句话，风腐多发的根源在于党性缺失。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不足，导致其丧失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异化成官僚主义的附庸，中饱私囊、得过且过。基于对这一根源的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大将“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视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党性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要求，也是党员个体的思想要求。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重要论断要求党员干部在实践中锤炼党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推进风腐同查同治要锚定党性建设集中发力，毕其功于一役。
从风腐交织的现象看，党性缺失集中体现在权力观错位和理想信念崩塌两个方面。从权力观角度审视，党员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才能闯过“权力关”，进而避免被权力异化、杜绝寻租行为。客观而言，党员干部之所以会出现不正之风，权力观错位是其根源之一。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滥用权力就意味着对人民不负责，就意味着丧失了对“人民赋权”的敬畏。此外，错误权力观的形成与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崩塌具有直接关联。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缺少理想信念就很容易遭“围猎”、被腐蚀。党员干部一旦丧失理想信念，就有可能做有损人民的事，进而触及廉洁底线，陷入腐败泥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根共源，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需要坚持一体治理、同查同治。
（三）总体思路：同根同源决定同查同治的系统方案
作风之困、腐败之困是政治组织遭遇的普遍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决定着执政党的政治生命。作风具有全局性，影响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不正之风则会腐蚀党员干部队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腐败问题一旦扩散，就会形成党内小团体，导致塌方式腐败，危害党的形象。进一步讲，一旦腐败成风，政治组织便距离支离破碎行将不远了。古往今来，因作风和腐败被人民抛弃的政治组织名单难以胪列，风腐交织造成的国家衰亡对当今时代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比如，罗马帝国的崩塌，原因就是“官吏们利用职务之便自肥之际，从前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阶层和群体正陷入贫困”。封建王朝时期的李自成，便是因为入城之后放纵兵士肆意妄为，作风迅速变质而被人民抛弃的典型例子。从“吃闯王、喝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人民期盼，到短短四十天就被人民抛弃，让人唏嘘不已。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进京赶考”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现在来看，这句话既是历史反思，也是自我要求。又如，国民党的垮台，纵然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但内部的系统腐败则是直接原因。这些事例共同表明作风关系人心向背，腐败导致国家衰亡。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揭示了党的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环境变化和管党治党新要求，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赋予了执政党建设的新内涵。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新高度，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系统观念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精准识别“风腐一体”问题实质的基础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选择了系统治理的整体思路和实践路径。在全面从严治党整体情势下，坚持风腐一体治理、同查同治，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举措。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体现了“防、查、治、惩”的系统贯通，切实理顺了正风反腐的工作链条，做到了查打一体、疏堵结合。从防的环节来看，刹住歪风原本就是构筑党员干部防腐拒变堤坝的关键。此外，预防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本身也是坚持源头治理的重要体现。政党治理既要治已病，更要治未病，只有保持“身强体壮”，才能为清除“毒瘤”夯实基础。从查的过程来看，风腐无法割裂，要盯住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既要“以风查腐”，又要“打腐纠风”。风腐同查能够将腐败苗头扼杀在歪风生成阶段，彰显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从治的环节来看，纠风和反腐都要拿出铁腕手段，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的情绪。从惩的环节来看，严惩腐败对纠正不良作风具有震慑作用，能够营造作风建设的良好氛围。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是系统化治理的新方案，实现了寓“防、惩”于“查、治”，开创了政党内部治理的新模式。
二、风腐同查同治的内在旨趣
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作出的政治抉择，对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价值。科学理解风腐同查同治的思想分量，需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维度展开。
（一）历史维度：丰富党的建设经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注重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来自古今中外政治组织走向消亡的证据均已表明：科层腐败和享乐风气是政治衰朽的直接原因。历史进程镌刻满了王朝因腐败而丧失民心的过往。治理腐败、整顿吏治也成为史家秉笔直书的重点。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杰拉德·凯登在探索腐败规律时说：“如果对它（腐败）不管不顾，腐败就会大量繁殖、强化，并最终使自己成为惯例，从而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古代中国，纲纪败坏、贪污腐化是压倒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十分重视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视为戕害组织发展的“一体两面”，时刻严防死守。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严肃处置腐化分子，“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实践表明，腐化现象既干扰党的战斗力，也影响党的形象和威望。落脚延安后，中国共产党将作风建设问题提到历史高位，学风、党风、文风成为推动党员干部转变作风的抓手。经过整风运动的系统治理，中国共产党的作风焕然一新，为解放战争赢得人民衷心拥护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针对风腐问题采取了强力手段，尤其是反对进城后出现的官老爷作风。“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有效惩治了贪污腐败，纠正了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树立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形象。改革开放后，市场交换原则悄然潜入党内，给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任务。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强调在正风肃纪中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的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有力维护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反对腐败和不正之风，为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犹如孪生兄弟，具有一致的产生根源。正风肃纪、防腐戒奢本属一体，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实现海晏河清的廉洁夙愿。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类型政治组织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得出了“风腐一体”的规律性认识。新时代以来，面对管党治党过程中存在的“宽松软”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风腐发生规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有效遏制了风腐蔓延势头。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变质就是腐败，腐败就是忘本。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目的有二：一是要前移腐败治理关口，将其扼杀在作风走样之前，切实减少腐败增量；二是要切断作风、腐败外溢后路，最大限度消除腐败存量。综上所述，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是中国共产党丰富党的建设经验、深化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的必然结果。
（二）理论维度：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大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船小好靠岸，巨轮难调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诸多独有难题。为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党员数量与组织质量的关系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世界政党规模、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科学概括并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重大政治议题。科层体系的复杂性与组织体量的规模性，会对政党的集体行动逻辑产生重要影响。科层体系越复杂，越需要警惕不正之风的浸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证明：组织规模增大，并不意味着组织力量增强。比较而言，党的二十大要求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就显得愈发可贵。为了加深党员干部对政党处境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解剖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概括出“六个如何始终”的科学内涵。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大党独有难题的每一个方面，尤其与“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两方面密切相关。客观上讲，坚持风腐同查同治对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每个方面均具有明确指向。执政党一旦腐败成风，那必定会导致党员干部丧失初心、忘记使命，造成精神懈怠、能力下降。简言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已然包含纠治风腐一体的内涵。
不正之风影响党的整体力量，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攻克的难题之一。不正之风会降低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造成精神上的懈怠，思想上的懒惰，品质上的败坏。腐败则会侵蚀党员干部的灵魂，使其丧失党性要求，降低党性标准，沦为金钱的附庸。这种情况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注重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尤其要警惕腐败成风。当前，从“风腐一体”视角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具有成熟的主客观条件。主观上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长期存在的“四种危险”已有充分估计，做好了思想准备。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蕴含着整饬不正之风、彻底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和任务。客观上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具有坚实的实践底气和政治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提供了鲜活经验和有力保障。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坚定，要明确风腐交织纠缠的内在机理，坚持一体治理、集中治理。政党治理最忌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症状治疗，理应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
（三）实践维度：提升长期执政能力
风腐交织会导致党员思维僵化、不思进取，严重影响执政党的能力提升。能力提升是中国共产党确保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要义。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在实践境况和风险挑战瞬息万变的情势下，一旦执政能力跟不上社会变迁的速度，执政党的认知水平就会落后于社会实践，随之就会影响执政安全，威胁执政地位。引领时代的党才能长期执政，亦步亦趋、跟在时代脚后跟的党，注定难堪大任。因此，对风腐问题保持警惕，本身就是政治组织应有的危机意识和必备能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的情况，世情国情变化催动党情变化。尤其是在世界发展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的场域中，新的问题和挑战仍将不断涌现出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一方面，复杂的环境变化带来了更多的现实诱惑，为别有用心之人增加了围猎党员干部的筹码。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敏锐洞察时代变化、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做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考验越是复杂，廉洁作风对巩固政党根基就越重要。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行为，一旦党员干部沾染腐败之风，注定会与人民离心离德。
坚决纠治不正之风、推进反腐败斗争是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条件。作风是党员干部精气神的外化表现，是观察其是否树立宗旨意识的窗口，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意味着宗旨意识的淡薄和缺失。能力不会随时间自然生长，反而可能随时间推移而退化。在时代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保持现状、原地踏步并不可取，与时俱进方能实现进步。因此，提升执政能力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坚持日日精进、久久为功。提升执政能力，必须辅之以优良作风的陶冶。客观而言，党员干部只有形成优良作风，才能有效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错误观念的侵蚀，进而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基础。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提升执政能力的“拦路虎”，会造成党员干部的懒惰懈怠，不仅不利于干事创业，还会造成风气传染。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是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条件，尤其对提升政党形象也有诸多裨益。
三、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中打出了“组合拳”，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风腐一体治理，才能标本兼治。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关键还在于查治结合、以防为先。新时代新征程，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更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就必须不断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
（一）坚持自我革命，提高思想认识
风腐同查同治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方法和具体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自我革命是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重大政治议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中国共产党要确保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持之以恒推进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政党更新的能力和气魄，彰显着政党的基因活性，包含着纠治不正之风、反腐败斗争的内在意蕴。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应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强调：“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在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中，自我革命既是一个统摄党的各项建设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政党治理的实践概念。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然包含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革命党不仅要推动社会革命，更要敢于自我革命、祛除沉疴痼疾。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提升能力的路径选择和身份确认。由于社会环境复杂变化，执政党在干事创业上难免遭遇挑战，导致实践与理论的脱节。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断然措施。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着力纠治不正之风是自我革命的重要任务。将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提到自我革命的高度，有利于从体系上、理论上、行动上取得实效。面向未来，针对风腐一体、相互交织的情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而实现党员干部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在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基础上，党员干部要提升防范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能力。革命年代，毛泽东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本领恐慌”的提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提升能力的谦虚态度。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本领就是能力，并非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实践获得的。在治国理政充满挑战的情势下，党员干部需要提升综合能力，避免陷入“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泥淖中。
（二）完善制度保障，坚持依规治党
腐败会破坏治理的廉洁性、人们对民主进程的信任以及有效的决策和行政管理。因此，推动正风反腐，建章立制是关键。凡将治国，制度不可不察也。言及治党，制度立而不可偏废也。标本兼治是阻击腐败的科学决策，制度建设是标本兼治的实践载体。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这一论述为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指明了方向。纲举而目张，本立而道生。法规提供基本的行为规范，确保党员干部在法治框架内干事创业，制度能够为党员干部的集体行动提供价值指引。总体而言，完善的党内法规能够为刹住不正之风、纠治腐败问题提供刚性依据。法规和制度具有强制性、约束性，是对每一位党员干部的明确要求。制度确立秩序，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交织，关键是由于制度效力约束遭到市场交换原则冲击导致的。有鉴于此，防范风腐交织的问题，就势必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管党治党必须从严，兴党强党必依法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大气候不形成，小气候自然就会成气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完善党内法规建设上步伐不断加快，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在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总体框架中，党内法规建设既有价值和理念的倡导，也有对违法乱纪处理程序的规定。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切实推动了管党治党的于法有据、于理有据。此外，中国共产党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实现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贯通。在党内法规的制定上也更有节奏，中国共产党以“五年规划”形式进行顶层设计与科学谋划，极大增强了法规的适用性和时代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相继颁行，为形成系统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直接关涉正风反腐的党内法规制定上，中国共产党以纪律建设为突破口，先后多次修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用法规规范行为、用信仰重塑灵魂，既做到标本兼治，又做到固本培元。扎紧制度笼子，是纠治不正之风、反对腐败的根本之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正风反腐的制度建设上同样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尤其是巡视利剑作用的发挥，提高了党内监督的制度化、科学化水平。面向未来，进一步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必须注重完善法规和制度，进而实现纠治不正之风、消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目的。
（三）注重技术赋能，识别最新表现
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提高了执政环境的复杂程度，也丰富了推进正风反腐的“工具箱”，为提升政党治理效能带来了契机。在数字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中，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极易在网络发酵，形成扩散式传播，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形象认知。数字化时代已然来临，必须顺势而为、把握主动。科学理性分析数字化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准确识变、应变的前提。因此，在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中，必须坚持“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防治结合是纠正不良作风的关键，不能等到不良行为已成风气才花力气纠治，空留“亡羊补牢”的遗憾。在避免不正之风产生的环节，数字化具有显著优势。通过交易数据分析、用户行为跟踪，能够发现隐匿性腐败的线索，将其扼杀在源头，进而控制腐败行为的扩散。可见，数字化在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中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化平台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的监督和监控释放出越来越显著的优势。信息媒介的应用，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成本，提升了监督工作的信度和效度。新时代以来，以移动互联网为中心的技术迭代与创新，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途径更为便捷，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形成了无形震慑，营造了良好氛围。
具体而言，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数据具有发现不正之风、识别腐败问题的平台优势。监督平台的使用可以降低对人力成本的依赖，进而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发现腐败苗头，有利于将危害和影响降至最低点。其二，大数据在治理新型腐败和隐匿性腐败上展现出积极作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腐败的手段逐渐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甄别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应对新型腐败，识别不正之风的复杂机理，就要善用信息技术，分析研判其复杂规律。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腐败行为往往具有隐匿性、复杂性。数据平台则能够从数据海洋中厘清关系，明确线索，推动隐性腐败“现出原形”。其三，大数据提升了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效能。借助大数据分析，纪检监察机关能够提高腐败查处效率。在推进风腐同查同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利用信息化带来的优势，深化数字资源开发使用，构建贯通全流程、全要素的数字纪检监察体系。
（四）增强环境陶冶，建设廉洁文化
建设廉洁文化是推进风腐同查同治的保障机制，蕴含着以文化人、人文化成的科学认识。文化的作用往往表现为惯性的力量，时刻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作风。克服不正之风的消极影响，必须借助积极作风的力量，以正向推力化解负向拉力。当社会氛围充满正向作风，廉洁的文化氛围就建立起来了。进一步讲，发挥廉洁文化的作用，能够有效减少不正之风的扩散和蔓延。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种，具有引领性、批判性等特征。引领性主要表现在用廉洁故事纯化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增强其拒腐防变的定力；批判性主要表现在对腐败行为的驳斥，强调用反面案例警示党员干部，守好自律底线。廉洁文化能够鼓舞党员干部，增强其对不正之风的认识，将崇尚廉洁的价值倡导转化为自觉行动。一旦廉洁文化蔚然成风，不正之风和腐败存在的空间便会受到压缩。此外，廉洁文化经由实践推动，能够由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实现形态的转变，进而夯实政党发展的组织基础。因此，在完善风腐同查同治机制过程中，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在预防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上发挥出重要价值。
大力发展廉洁文化，有利于转变党员干部作风，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文化氛围。不敢腐是一种底线坚守，受文化环境深刻影响。不能腐是一种行动选择，主要受制度设计和监督文化约束。不想腐是一种精神状态，主要源自文化熏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党风政风社风不断向好，展现了以文化人的实践努力。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为廉洁文化建设明确了方向。随后，廉洁文化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廉洁文化阵地的使用，成为党员干部对标作风要求，摆正自我认识的重要场所。2025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旨在以专项计划的形式培育崇廉尚洁的文化土壤，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腐败能力。在完善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的未来实践中，不断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的保障。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勿以恶小而为之，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是中国共产党推动转作风、强本领、增定力的重要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党员干部要自觉涤荡思想之尘、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筑牢廉洁根基，以廉洁形象走好群众路线，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促进中华号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摘 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内容。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放在伟大社会革命的视域下认识和把握，有助于加深对其科学内涵和深远意义的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其贯彻落实的理性自觉。从理论维度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内含深刻的唯物史观意蕴；从历史维度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全新的高度；从现实维度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征程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这一伟大事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关键词］ 习近平 党的全面领导 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式现代化 |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中，无产阶级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伟大社会革命紧密相联，厘清其中的深层理论逻辑、深厚历史逻辑与现实实践逻辑，可以为准确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科学内涵和深远意义，不断增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供理论支撑。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
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层理论逻辑上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什么能够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课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统一性，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真理和崇高事业的执着坚守与不懈追求。
（一）无产阶级的伟大社会革命是最为广泛、深刻、彻底的革命
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存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恩格斯明确指出：“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但是，历史上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一切类型的社会革命，都只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去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则是要结束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最终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语境中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习近平对社会革命的本质内涵进行了准确的说明：“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可见，社会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或其他某一领域的革命，而且是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和环境等在内的涉及人类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革命。这样一场革命不是自然而然能够发生并取得胜利的，它需要一个能够承担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体力量。
（二）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进行并完成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发现了进行并完成这一革命的现实主体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受剥削压迫最为深重，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找到无产阶级这一承担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主体力量，揭示其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历史使命，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他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他还讲道：“最终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但是，无产阶级要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还需要组建一个独立的先进的政党，并且只有在这个政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重要标志，就是建立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马克思指出：“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本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这个政党，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它胜过普遍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它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列宁也明确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正如无产阶级与历史上其他一切阶级不同一样，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历史上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也不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政党。这个政党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伟大社会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革命的利益。这个政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具有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能够领导最广大人民群众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自觉创造历史新时代。这个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使它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从而进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并引领和保障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向前推进。这个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上下贯通、严密完善、覆盖广泛的强大组织体系，具有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革命各领域各方面的强大组织依托。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唯有坚持和加强这样的新型政党的领导，才能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革命的真正力量。
总之，伟大社会革命的广泛性、深刻性、彻底性，决定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而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先进特质，决定了它能够实行对伟大社会革命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并在此基础上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有效地贯彻到这场革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
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我们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义无反顾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然而，在领导什么、怎样领导的问题上，我们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实践、不断走向自觉和主动的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由此开启了领导中国无产阶级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征程。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也郑重宣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然而，当时我们党尚处在幼年时期，政治上思想上不够成熟，对社会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党的领导权问题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在这一时期，尽管我们党进行了许多重要探索，比如党的二大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四大提出党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但作为时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认识不够深刻，在实践中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致使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我们党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并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这期间，我们党关于坚持和加强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与实践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全面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革命的第一阶段“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我们党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克服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42年9月，党中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经过延安整风，党的领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加成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保证。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内容和方式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很大不同。为了适应全面执政条件下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政府机构设立党委（党组）等措施，迅速建立起党对国家实施领导的体制框架。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为了加强对各重点领域工作的领导，1958年6月，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规定这些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造反派在全国掀起了“全面夺权”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党的领导遭到严重冲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生严重曲折。尽管如此，“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这也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方面仍然取得宝贵进展的重要原因。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探索实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党的十二大明确“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任务要求，并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围绕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开创和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我们党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进行了不懈探索，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但与此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效。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实践
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面临的尖锐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党的领导的基本经验，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出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实践成果。在理论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等一系列重大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把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引。在制度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同意将对党的领导的许多新认识如“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内容写入党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与此同时，我们党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出重大政治制度安排，健全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着力把党的领导的最大制度优势与国家机构的职能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在实践上，我们党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领域各方面，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的状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提高，为新时代全方位、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变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三、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全过程和各方面
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这一伟大事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如此才能保证其顺利展开和最终胜利。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都未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才找到了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理想信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根本的价值旨归是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及其他一切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毫无疑问，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伟大社会革命，而中国共产党领导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得到的重大成果，打破了只有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开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光明大道，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第一，党的全面领导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目标、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同时又将其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和使命任务结合起来，领导人民一以贯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保持奋斗目标的稳定性和方针政策的接续性，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两党制”“轮流执政”带来的政策前后不一、朝令夕改的弊端，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伟大工程保障伟大事业，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和健康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第三，党的全面领导凝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这就决定了党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具有组织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强大组织体系，能够把广大党员组织起来，把天下英才汇聚起来，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形成共创强国业、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三）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得到充分贯彻
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完善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把党的领导全面地、系统地、整体地贯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得到充分贯彻。一是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四是坚持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五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六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继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升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切实把党的自我革命成效转化为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我国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新时代新征程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社会革命，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加坚强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