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区别于语义较宽泛的成绩、成就、业绩等词，政绩一词具有政治含义，特指执政党治国理政作出的成绩、成就和业绩。政绩的政治含义赋予它以党领导国家发展绩效的语境，是一个带有价值意蕴的词语。政绩有大小和多少之分，可以通过具象显示进行定量评估。政绩还有正确与错误的问题，需要通过综合评价形成定性判断。衡量政绩必须坚持定量评估与定性判断相统一，不仅要看政绩的大小和多少，而且还要有正确或错误的是非判断。这就是说，衡量政绩不是简单以算法的数据为标准，不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创造再大再多的政绩也可能损害党和国家的事业，不符合正确政绩观的要求。

        其次，政绩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形成价值意蕴上的是非判断，是与非的背后就是政绩观的问题。如果说政绩是成绩的具象，政绩观则是理念的体现。创造政绩受动机的驱使，动机不良就会偏离政绩观的正确方向。从理念维度加以认识，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思考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给出的答案，也是回答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选择。思想指导实践，理念支配行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才能创造正确的政绩，错误的政绩观必然使政绩变味走样。

       怎样理解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第一，政绩观事关党的根本宗旨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贯彻党的根本宗旨提供了实践遵循。这个根本宗旨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质，规定了政绩观的政治立场和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服务对象，内在的逻辑就是必须坚持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历史证明，贯彻党的根本宗旨使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人民以此为据建立起对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信任和长期执政的支持。因此，党创造的政绩必须体现人民的利益，符合人民的诉求，让人民高兴和满意。判断政绩观正确与否，以是否贯彻落实党的根本宗旨为原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政绩观事关党性的淬炼。党性是政党性质、本性、品格、情操的综合体现，规定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言行举止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中国共产党以坚持党性进行革命性淬炼，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而愈强。历届党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党员、干部以党性立身、立业、立言、立德，就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政绩观与权力观直接相关，端正权力观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创造政绩必须把权力用于为党和人民做事，敬畏权力、慎用权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党性强不强决定政绩观正不正，歪用、滥用、乱用权力严重破坏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以正确使用权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政绩观事关党的初心使命坚守。中国共产党明确“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创造政绩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守初心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担使命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党才能长期执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老百姓才能生活更加幸福。”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着党会不会变质、变色、变味，作出政绩图什么、政绩用在哪里、怎样创造政绩，都折射着初心使命的坚守。对党员、干部来说，坚守初心使命人生才有更高的奋斗起点，干事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以恒守初心、担当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确保党的基业长青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政绩观事关人民对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政绩以创造成就而呈现，人民通过党治国理政的政绩形成信任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成就奠定了人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政绩斐然。这些成就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结果。这样的政绩弥足珍贵，是中国人民把党视为主心骨的依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可见，政绩观决不是小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极其重要。党中央要求必须不断创造政绩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级领导干部主观上也都想创造出政绩，但政绩观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偏差。现实中，一些错误政绩观对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仍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以致在干事作为中迷失方向。深刻认识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道理，必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是为了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政绩辉煌容易使人在赞颂表扬中骄傲自满，成就卓著容易使人在鲜花掌声中精神懈怠。防止骄傲自满、克服精神懈怠，必须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体现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迈出的新步伐。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始终高度重视执政业绩的创造，提出政绩观问题不是偶然的。习近平同志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发表过《“潜绩”与“显绩”》《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等文章，指出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显绩”，多做立足长远、惠及后代的“潜绩”，强调“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政绩观的问题。2012年11月15日，他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是形式主义的根源。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严厉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说大话、搞大场面、铺大摊子，为捞取功名不惜做假账、玩数字游戏、报虚假政绩，强调“这些做法害己害人，是要不得的”。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2019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问题，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克服浮躁情绪，抛弃私心杂念。”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论述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了历史铺垫，其丰富的论述和深刻的思想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刻把握。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重点转变党的作风为切入口，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为徙木立信之举，以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的韧劲和耐力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效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突破，为党创造新时代的显著政绩提供了重要保证。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以来，持续开展的历次党内学习教育实践活动，虽然主题、专题各有侧重，但端正党风，反对各种歪风邪气的要求贯穿其中，起到了扬清激浊的作用。错误政绩观也是不正之风，全面从严治党既严厉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懒作为等问题，也必须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追求虚荣的错误政绩观。有的领导干部受“唯GDP”的政绩观驱使，违背规律作决策定举措，违反党纪党规干事作为，无视代价上项目，滥用权力造政绩，造成危害人民利益和留下发展后患的结果，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克服错误政绩观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上重要议程。

       从全面从严治党发展逻辑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进一步延伸。以正确政绩观反对错误政绩观，表明纠治党内不正之风的再发力。创造政绩是领导干部的应有担当和应尽职责，但政绩观出问题祸害极大，既危害人民利益，又破坏党的形象。错误政绩观与党的优良作风格格不入，以此作出的政绩不仅为人民所反对，而且也严重腐蚀党的健康肌体。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从根本上说是理想信念问题，而具体表现则是党的作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明确揭示了错误政绩观与不正之风的关系：“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错误政绩观驱使下的这些表现，要么以脱离实际的蛮干包装政绩，要么以破坏人民利益的乱干追求政绩，对党的优良作风带来巨大杀伤力。正确政绩观树立不起来，错误政绩观得不到有力纠治，党的作风建设取得的成果难以巩固，党和国家事业难以顺利发展。

       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建设的重要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在重点纠治党风过程中打响了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以高压态势全面发力、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党内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许多违纪违法行为不仅发端于不良习气，而且助长不正之风蔓延，因此必须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使纠治党风与反腐败斗争同频共振。从现实披露的一些案例可以发现，行贿、受贿、贪污的犯罪行为大量发生在有关决策部门实施的重大项目中，工程招投标异化为“围猎”干部的瞄准点，巨额资金成为贪为己有的目标物，“塌方式腐败”集中发生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大项目中。许多腐败的发生正是错误政绩观导致的，一些领导干部做事动机不纯，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一些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不规范使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进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为行贿、受贿、贪污提供了犯罪的空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用于“三不腐”一体推进，有助于增强抵御被“围猎”的思想自觉，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堵塞发生腐败的漏洞。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相联系，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加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武装和理论指导。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取得的成果，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是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

      第一，坚持以大历史观和胸怀天下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大历史观和胸怀天下，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方法论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发后力”追赶现代化潮流，立志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由于在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我们对现代化的认知受到束缚，探索中遭遇了一些挫折，留下深刻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解放思想摆脱各种束缚，创新方法开辟新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为坐标，拓宽了对现代化的认知视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提高科学思维能力，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摆脱短视思维的束缚，以宽阔的世界胸怀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第二，坚持以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抉择的关键一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国家建设带来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明确了党的国家工作的全面要求、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概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能动摇，但创造政绩不能以经济发展指标为单一目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造的成就构成政绩的整体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路径选择。

       第三，坚持以制定和实施规划引领发展的实践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社会主义以制定计划和规划引领发展，保证国家建设发展的连贯性、长久性和可持续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提出“十五五”规划建议，以规划引领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实践方略。“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相统一，把落实党的全面领导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统一，把贯彻党的全面领导与部署各方面各领域的建设相统一，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创造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相统一，作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把确保各项任务胜利完成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的目标导引。

       第四，坚持以锚定战略目标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奋斗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到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四个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两个十五年”阶段性安排，构成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路线图和实践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一个个战略目标相衔接、一项项部署相贯通不断向前推进，强国建设形成内涵丰富的体系，包括金融、教育、航天、科技、人才、体育、网络、制造、交通、文化等建设目标的指向。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锚定这一战略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奋斗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担当，也是以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

       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创造政绩要服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根本目的，既要克服畏难情绪战胜困难，又要发扬主动精神积极有为。必须明白，政绩不可能坐等而来，需要呕心沥血地干；政绩不可能向谁去要，需要亲力亲为地去做；政绩不可能轻轻松松创造出来，需要化大力气闯关过坎。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实践力量，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道路上走深走远。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干部干事相统一，创造政绩对标对表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无论担任什么级别、处于哪个工作岗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干部干事不可违背的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现实中存在党的领导被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现象，提出一系列深刻论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制度优势、最大的中国国情，强调动摇、放弃党的领导将犯颠覆性的错误。政绩观出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违背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干事自行其是乃至逾越底线是错误政绩观的行动逻辑。有的干部为了追求政绩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以违反党纪党规谋政绩；有的干部欺上瞒下，玩数字游戏包装政绩，不惜制造“虚假政绩”“水分政绩”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有的干部地方主义严重，作决策做事情眼光局限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罔顾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这些现象是决不允许存在的。与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对标对表，是干部创造政绩的根本遵循。

      第二，必须坚持党性淬炼与人民立场相统一，创造政绩用于造福人民的目的。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政绩的唯一选择，坚持人民至上必须树立造福人民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把创造政绩用于造福人民。“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政绩不用于造福人民就是“虚假政绩”，人民没有获益的政绩就是“形式政绩”，人民反对可看不中用的政绩，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内在逻辑，提出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作风的要求。政绩要让人民得实惠，必须坚决反对一切争面子、博眼球、造形象、求表扬的“政绩工程”，杜绝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创政绩行为，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赋能政绩创造，以不断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肩负起创造政绩的责任担当。

       第三，必须坚持理想坚守与现实工作相统一，创造政绩贡献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好当下的事，就是向着最高理想进行实实在在的努力。创造政绩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一方面必须以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另一方面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创造政绩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第四，必须坚持显绩创造和潜绩考量相统一，创造政绩注重长远发展的利益。“显绩”指能见的政绩，“潜绩”指隐含的效能，显绩具有即时性，潜绩往往见效慢、利长远。领导干部在任期间作出显绩是必须和必要的，但不能以造成对未来发展的危害为代价。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为了作出显绩，不惜动用大量资源追求“短平快”的效益，给长远发展留下严重隐患，功利主义的政绩观贻害无穷；一些领导干部脱离实际求显绩，浪费物力财力人力铺大摊子、搞大项目、做大动作，留下无法收拾的烂账，官僚主义的政绩观害死人。衡量显绩与潜绩必须统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领导干部创造政绩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既要注重短期效应，更要考虑中长期效果，多做能让后人乘凉的“栽树工程”，不做抽水捉鱼的“竭泽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领导干部干事作为必须“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增强有益于长期发展和长远利益的责任感。

      第五，必须坚持动员部署与真干实干相统一，创造政绩增强人民的信任。各级领导干部肩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职责，党的全面领导能力和长期执政能力体现为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须知创造政绩不是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人民群众才是力量之源。领导干部创造政绩不能停留于一般的组织动员上，不能变成“传声筒”式的任务部署，应该真干实干、主动作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的动员部署以真干实干为前提，真干才能出真绩，实干才能出实绩。政绩评估不能做成领导干部考核的表面文章，而要成为赢得人民群众口碑的一门功课。防止创造政绩的形式主义，必须以真干实干增强政绩的公信力，增强人民对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的信任拥护。

      第六，必须坚持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相统一，创造政绩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从一般认知看，具有显示度的政绩往往容易使人产生思想误区，形成只看“数字政绩”“报表政绩”而忽视“质量政绩”的片面性。从国家层面认识政绩观的意义建构，就要求把加强党的建设纳入政绩创造的思想和行动逻辑之中。领导干部主政一方、履职一地，创造成绩不能只抓业务、不抓党建。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视从严管党治党与推进发展为两码事，把创造政绩与党的建设分割成两张皮，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抓党建是不称职、不合格的领导干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为国家发展提供正确方向的保证。党建不是务虚，抓实抓好抓强党建工作，创造政绩才能不出偏差。以坚持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相统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百年奋斗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从来不是为了出政绩而出政绩。创造卓越政绩是党领导和执政能力的证明，但不是居功自傲的资本。身处“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环境，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肩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重道远、责任重大。领导干部必须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创造政绩提出的要求，必须真正了解人民需要怎样的政绩，必须切实明白坚持正确政绩观才受人民赞美，奉行错误政绩观将遭人民唾弃。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及时校正偏差，必须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总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造福人民的要求，也是领导干部提升自身素养的修炼。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才能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在书写新的奋斗历史实践中留下有益于党和国家事业的足迹。

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不仅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更拓展了思政课的教学实施场域。这种融合既标志着思政课朝着更具开放性、综合性的方向发展，也契合了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政策导向与教育改革的总体布局。

（一）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战略部署

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是回应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工程的战略部署，其逻辑起点源于对新时代特征与育人规律的深刻把握。从外部挑战看，大国博弈向意识形态领域深度渗透，网络空间充斥着多元社会思潮，学生理想信念的培育亟须坚实的实践载体作为支撑，以抵御错误思潮侵蚀、筑牢思想根基。从内部要求看，“十五五”规划拉开序幕，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不仅需要具备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更需要确立将个人发展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价值导向，单纯的思政课堂理论讲授已难以匹配这一育人目标要求。

立德树人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学生“知信行”的辩证统一，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恰恰构建了育人闭环。思政课堂主动打破校园围墙，将抽象的理论讲授置于鲜活的社会现实场景，通过具象化阐释厘清理论逻辑、联结理论与实践，推动学生完成从“知”到“信”的认知跃升；社会课堂则拓展思政课堂教学的实践场域，引导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验证理论认知、锤炼实践能力，实现从“信”到“行”的价值转化。二者的融合绝非简单的内容互补，而是立足育人本质的系统性变革，为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落地见效提供了可操作、可迭代的具体路径。

（二）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课被纳入治国理政战略全局，其改革创新路径日益明晰。从2019年“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提出，到2021年“善用‘大思政课’”理念对社会大课堂的推进，再到2022年《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系统性部署，直至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重申“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3] 这一系列政策演进轨迹清晰，两个课堂融合已从具体实践要求升华为“大思政课”建设的核心战略与关键举措。

“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突破了传统思政课的时空边界与资源壁垒，构建了全域协同育人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大课堂”“大平台”“大师资”的三维协同。两个课堂的有效融合正是将这一核心理念转化为常态实践的关键路径。在构建“大课堂”上，二者融合使理论讲授与实践体悟成为育人过程的一体两面，实现了教学场域的实质性拓展；在搭建“大平台”上，二者融合驱动了社会资源的课程化转化与标准化建设，不仅要求规范实践基地建设，也要促进红色场馆、现代企业、社区乡村等各类场景转化为稳定的教学资源库，为“大思政课”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撑；在汇聚“大师资”上，二者融合要求建立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街道等主体深度参与思政课的设计、实施和评价过程，破解单一育人主体的局限。因此，两个课堂融合绝非简单的教学方法调整，而是对“大思政课”战略的精准对接与实践响应，是使其从宏大理念走向常态化教学实践的关键举措。

（三）回应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引领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4] 将思政引领力确立为教育强国的首要特质。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将思政引领力置于突出位置，作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价值主线。

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教育事业必须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整体性跃升。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能够突破传统思政课堂的场域边界，将国家发展战略转化成生动的实践育人主题，引导学生在理论认知与现实践行的深度互动中把握时代大势、坚定道路自信，切实彰显教育的思政引领效能。因此从理论维度看，思政引领力是综合性的精神力量，不仅涵盖思政课的引领力，还体现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引领力、小思政课和大思政课相结合的引领力。[5] 推动两个课堂深度融合，正是将抽象的思政引领力转化为具体育人优势、破解育人场域分离难题的重要抓手。一是践行“拓展实践育人空间”的要求，在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阐释的基础上，组织学生深度参与新时代伟大实践，感悟发展成就，强化理论认同，提升创新实践能力，引领学生主动投身强国建设的实践中。二是回应“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要求，通过整合全社会育人资源，统一多元育人导向，构建目标一致、权责清晰、功能互补的协同育人共同体，优化育人生态，凝聚教育强国建设的育人合力，彰显思政引领力的校社协同价值。

当前，在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引领与“大思政课”政策导向下，各地各校广泛开展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的实践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涌现出“行走的思政课”等特色实践模式。然而，在融合过程中仍面临定位模糊、供需错配、主体不协同、评价错位等诸多困境，制约着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融合进程向纵深发展。

（一）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定位的模糊

思政课堂以教室为主要场域，通过系统化理论塑造学生思想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社会课堂则以广阔社会为空间，依托真实复杂的动态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是检验理论、锤炼品格、增长才干的重要平台。二者本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形成育人合力，却因融合定位模糊往往在实践中走向两个偏失：一是思政课堂理论至上的偏失，认为只要注重思政课理论教学就好，将社会课堂简单等同于思政课堂的附属补充或一般性课外活动，忽视其在锤炼实践品格、塑造健全人格方面的独特育人功能。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更多是“走过场”，未能在现实情境中探究理论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适用边界，也就无法从具体实践中感悟思想伟力，理论认同难以转化为行动自觉。二是社会课堂实践活动泛化的偏失，虽充分认可社会课堂的育人价值，但缺乏针对不同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和发展需求的差异化、精准化目标定位，加之学段间协同不足，实践活动往往出现目标趋同、内容重复与形式单一等泛化现象，导致不同学段实践活动同质化、资源利用重复低效，难以有力回应学校课堂所学的理论困惑。

（二）内容供给与学生需求的不匹配

当前，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融合推进，正面临着供给侧与需求侧错配的现实困境。从课堂内容的供给端看，一是内容选择偏理论化，往往优先选用服务教材的经典案例与权威史料，对基层鲜活实践、社会热点议题、技术变革前沿等时代性内容吸纳不足；二是供给方式程序化，思政课堂以教师单向灌输为主，社会课堂则呈现“拍照—听讲解—撰写报告”的固定流程，缺乏具有挑战性的真实探究任务，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旁听、参观的边缘角色；三是目标设定趋于统一化，对学生的认知水平、成长经历、兴趣特质等个体差异性关注不够，采取“一刀切”的教学目标，且目标阐述也缺乏清晰界定，未明确能力提升的具体维度、程度与可观测的行为表现。

与之相对，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禀赋、才能、爱好和特长不尽相同，[6] 因此他们的需求呈现多元动态的特征。一是认知需求追求鲜活深刻，智能时代的学生信息获取渠道多元，面对网络舆论、社会热点等现实困惑，既需要理论性知识提供分析框架与价值引领，也需要实践性知识助力理解社会运行逻辑；[7] 二是发展需求趋向综合上升，学生不仅注重知识习得和能力提升，更期待价值塑造与人格养成的系统性支持，且需求层次随着学段的发展呈现螺旋上升态势；三是学习方式需求强调具身参与，学生希望个体经验、情感态度与创造性想法能够被尊重激活，渴望在真实情境中动手动脑、体悟践行，在融入国家发展、解决真实问题中涵养使命感。供需双方的矛盾，直接削弱了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的实效性与针对性。

（三）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现实矛盾

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矛盾并非简单的合作乏力，究其原因在于二者系统运行规则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具象化为双重矛盾，制约着协同育人合力的生成与释放。一方面，思政教育需求与社会场域复杂性的适配矛盾。学校作为“准社会”场域，其运行凸显目的性、计划性与教育性的统一，与社会系统的多维性、复杂性、动态性存在显著落差。开展思政教育时，学校教师需要对复杂多变甚至存在价值冲突的社会情境进行筛选、提炼与教学转化，将其转化为符合思政教育教学规律、契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案例，这极大考验着思政课教师的情境转化能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另一方面，育人责任与社会义务边界模糊的矛盾。学校作为立德树人主阵地，对学生的人身安全、思想成长和价值观塑造等负有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在协同育人实践中，学校需要让渡部分教学实践权给予社会主体，但由于缺乏清晰的权责划分制度与约束机制，育人成效的评价与风险责任最终仍由学校承担。这一权责失衡导致学校因规避潜在风险而在协同中趋于保守，缩减协同育人参与深度；社会主体则因权责界定模糊、缺乏有效激励与约束，呈现参与意愿不强、专业性支撑不足的问题。这两对矛盾的叠加，直接导致了社会育人资源的教学转化效率低下，协同育人的整体效能被消解。

（四）评价导向与预期育人成效的错位困境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衡量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重要指标。然而，现有评价的外显性、单一化、终结性与预期育人成效的内隐性、全面化、连续性之间存在着错位和张力，制约着两个课堂融合育人效能的发挥。一是评价方式外显性与育人成效内隐性的张力。两个课堂有效融合的预期育人效果既包含可测量的知识习得，也体现为情感共鸣、价值认同、行为自觉等难以量化的素养培育。当前评价体系受量化考核导向影响，多聚焦考试成绩、实践报告、实践时长等外显指标，而忽视思想成长的渐进性、价值内化的内隐性，导致评价结果难以精准契合育人本质诉求。[8] 二是评价标准单一化与预期育人成效全面化的张力。两个课堂融合的核心育人目标是促进学生知、情、意、信、行的全方位提升，兼具知识传递、价值塑造与实践锤炼的综合效能。但现有评价标准仍存在侧重于知识掌握或实践产出等单一维度的局限，难以全面覆盖价值内化、情感升华与行为转化等育人成效。三是评价周期终结性与预期育人成效连续性的张力。思政育人是一项长期工程，两个课堂融合的预期育人成效具有长期性与动态性，需要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而现行评价往往采用终结性方式，将评价节点定格于课堂结束或实践完成，未能捕捉育人过程的动态数据与成长变化，导致过程性反馈缺失，难以形成“教学—评价—改进”的闭环机制。

突破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深度融合的困境，需要明确二者有效融合的目标指向，确立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内容供给，构建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的育人格局，完善全过程多维联动的评价体系，实现育人效能的充分释放。

（一）明确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目标指向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目标指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破除思政课堂理论至上或社会课堂实践活动泛化的认知偏差，重构两个课堂理论指导与实践驱动的辩证互补关系。思政课堂以理论教学为核心，通过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剖析现实案例以及阐释理论精髓，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内在规律，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践行育人要求打牢认知根基与价值底色。社会课堂以实践教学为重点，要根据各学段教学目标设定的差异，为不同学段的学生提供精准适配的实践资源，通过引导学生亲身参与社会事务、沉浸真实场景历练，将学校课堂所学的抽象理论认知及思想道德准则转化为具体实践方法，让“立德”的价值导向更具有实践张力，“树人”的实践路径更加贴合学生需求，实现两个课堂对立德和树人的双向赋能与同频发力。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9] 这一经典论断精辟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了实践是理论生成的源头活水，更是检验真理、发展思想的根本标尺。从实践论的视角看，两个课堂的深度融合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思政课堂提供理论框架和价值引领，为社会课堂规避盲目性；社会课堂提供鲜活素材，破解思政教育“说理空洞”难题。唯有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才能释放协同育人效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确立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内容供给

内容供给与学生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主要是教育范式未能从传统的供给驱动转向需求牵引引发的。因而，必须从供给侧的系统性改革出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10]，构建以学生真实需求为导向的精准供给，可以从内容、形式与目标三个维度发力。在内容层面，注重从偏理论化向鲜活化、深刻化转型。鲜活化突出体现在思政课堂能够根据学生关注点从社会中获取鲜活素材，把抽象道理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案例，将其讲透讲活，回应学生对鲜活理论知识的学习需求；深刻化则突出体现在社会课堂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能力。在形式层面，侧重从程序化向生成性、参与式转型。在坚持价值引领的前提下，打破传统程序化教学的枷锁，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通过真实任务和问题链的设计，引导学生深入场馆、社区、田野等社会场域，在探究与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中，实现知识的主动建构与价值的自觉认同，回应学生参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主体性诉求。在目标层面，要从统一化向个性化、发展性转型。横向层面应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构建模块化可选择目标框架，实现育人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的有机结合；纵向层面应遵循“小学启蒙道德情感—初中打牢思想基础—高中提升政治素养—大学增强使命担当”[11] 的思政育人规律，形成学段间目标递进、内容衔接与核心素养螺旋上升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三）完善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的育人机制

破解学校与社会其他主体协同困境的关键，在于完善各主体之间协同育人机制，即通过“双师协同型”师资队伍的结构性重组与权责明晰的合作机制建构，实现多元育人主体的顺畅对接与功能互补，激活协同育人的系统效能。一方面，组建校内思政课教师与校外实践导师专兼职融合的师资团队，建立“双师协同”的常态化机制。一般而言，学校思政课教师长于理论教学与课程设计，却往往对社会资源的教学转化和实践教学设计缺乏经验；校外实践导师熟悉行业资源却缺乏系统育人方法。要实现二者优势互补，则必须建立“双师共研、协同备课”常态化机制，推动社会资源转化为教学适配的实践育人模块，实现社会认知与教育逻辑的有效贯通。另一方面，要构建权责明晰的长效合作机制，明确学校与其他各主体在资源供给、教学实施、安全管理、成果评估等关键环节的权责，建立双向赋能的激励机制，将社会主体育人贡献、学校教师实践指导成效分别纳入对应的评价体系，激发多元主体内生动力，为社会资源向育人效能转化提供制度保障。

（四）构建全过程多维联动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作为检验学生理论内化和实践应用、推动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深度融合的关键标尺，需要解决评价导向与预期成效的错位难题，构建多维联动、贯穿全程的发展性评价体系。一是确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关注学生知识掌握量、活动参与率等量化指标，又重视学生价值观内化、思维能力提升、社会责任感增强以及行为持久改变等质性维度，依托多主体参与进行综合评估。二是构建指向综合素养的多维评价标准。超越对学生单一知识或实践报告的考核，聚焦理论应用、问题思考、团队协作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综合评价，助力培育担当有为的时代新人。三是形成持续追踪的发展性评价机制。依托数字技术建立学生成长档案，覆盖学生思想道德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困惑、认知进步和行为转变，通过分析发展轨迹为个性化实践设计及融合模式优化提供精准依据，实现以评促融、以评促长。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24AKS025）阶段成果

（作者许瑞芳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沈悦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2026年第6期

文章作者｜许瑞芳 李沈悦

陈  融

【摘   要】

《法治宣传教育法》是对全民普法事业既有制度基础的延续和发展，以推进全民普法为核心任务。立法根据教育对象设计的三大法治宣传教育体系充分保障普法教育全民受益。《法治宣传教育法》构建的“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普法责任机制及其与法治实践的有机融合，提高了全民普法的实效性、创新性。《法治宣传教育法》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与道德教育、法治文化建设及依法治理相结合，提升全民普法的渗透力、影响力，以充分有力的保障监督及追责机制推进全民普法制度化、法治化。

【关键词】

《法治宣传教育法》 全民普法 法治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