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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找准制约发展的关键发力点。精准发力，通过研判高校思政课差异教学衔接点、把握职普院校思政课学段融通突破点，以探索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的多样解法；协同发力，通过完善一体化教师队伍配置、锻造一体化科研团队、推动一体化教研成果转化，以提升思政课一体化教研队伍的综合能力；持续发力，通过加快课程标准一体化改革创新、促进教材内容一体化完善、建立健全一体化评价体系，以确保思政课一体化整体规划的走深走实。
[关键词]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思政课教师；衔接；教材；评价
2019年3月，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1]27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提供了方向遵循。六年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改革与创新的空间。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全面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2]作为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关键抓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把握改革创新过程中的关键发力点，回应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思政课建设的新展望与新要求。
一、精准发力：探索一体化教学衔接多样解法
习近平指出，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其中包括“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即思政课的具体落实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1]21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已基本建立起了学段纵向衔接、逐层递进的工作格局。不同学段思政课“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3]5的课程目标差异化设置和“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3]7的课程内容差异化设计已上升为规律性认识。但同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落实落细、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差异化不足、针对性较弱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落实思政课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方面统一要求的基础上，基于不同学生个体的认知差异、学习程度和教育背景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路径，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衔接贯通的多样解法。
1.研判高等院校思政课差异教学衔接点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高中到大学是学生从基础教育迈入高等教育的关键环节，身份的转变不仅带来了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从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过渡也使其在认知与行为上发生重要改变。因而，高中思政课与高校思政课的衔接问题，始终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重点与难点。
一方面，文科专业和理科专业的学生对于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理解深度和学习兴趣存在一定差异。相关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学科类别的大学生对思政课教学育德作用的评价具有显著差异，理工农医学类、社会科学类、人文科学类大学生认为思政课教学育德作用大的比例分别为74.0%、73.4%和71.8%；[4]217-218同时，理工农医学类大学生对各门思政课的评价高于其他学科类别大学生，[4]223-229对教学方法、师资水平的评价也最高。[4]234-235究其原因，可能是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对于相关知识内容的学习更为深入，因而对于思政课内容抱有更高期待与要求，而理科专业学生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接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多，相较于文科专业学生，对思政课内容更具新鲜感和好奇心；此外，思政课兼具思想属性与文化属性，能够为理科学生提供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认识角度与思考方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带来生活温度与人文关怀。另一方面，高校学生在高中阶段选考的课程不同。新高考改革后，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高考科目，因此同处于一个专业或班级的高校学生也存在高中政治科目选考情况不一的现象，导致大学阶段学生的思政课学习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两个学段之间的思政课课程衔接造成了困难。
要解决不同学生由于高中学习背景造成的思政课衔接问题，首先需要思政课教师做好学生学习情况调研，在课前充分掌握同一班级内学生的高中选科情况、高考或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情况、学生对于自身思想道德认识的自评情况等，以此为依据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难度，针对不同学习水平、不同专业的学生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高中思政课学习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以自主研讨、社会调研等方式开展学习，高中思政课学习基础一般或高考未选考政治科目的学生则可以通过课内基础理论教学、课外推荐书籍阅读等方式提升学习针对性。此外，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思政课分层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2018年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中指出，“应综合考虑学生专业背景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班”，“大力提倡中班教学、小班研讨的教学模式”。[5]分层教学模式能够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便于划分学生思政课学习水平，避免讲过的内容简单重复讲解、没讲过的内容没讲透的问题，更好促进高中与大学阶段的思政课教学衔接。
2.把握职普院校思政课学段融通突破点
职业院校是培养大国工匠的主阵地，职业教育撑起了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普通院校与职业院校思政课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但由于院校性质的差异，思政课的建设方向有所不同：普通院校的思政课教学以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与思维能力为主，职业院校的思政课教学则需要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行业特色相结合，帮助学生处理好社会理想、专业技能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职普院校之间的思政课教学衔接成为需要突破的难点问题，这是由学生职普分流的复杂性造成的。义务教育完成后，一些学生进入普通高中，一些学生进入中职学校，此时既存在初中思政课与普通高中思政课的衔接问题，又存在初中与中职学校思政课的衔接问题；在高考阶段，普通高中学生考入普通高校或高职高专院校，中职学生则升入高职院校或考取职业本科和“专升本”，此阶段又包含普通高中思政课与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的衔接问题、中职院校思政课与高职高专思政课的衔接问题、中职院校与普通高校思政课的衔接问题等更为复杂的情况。此外，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后也可能再选择通过“专升本”途径升入本科，此时将会涉及高职院校思政课与本科院校思政课的衔接问题。在此过程中，既包含中职与高职的思政课贯通，又包含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思政课贯通。针对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落实思政课教学内容的循序渐进与螺旋上升，需要兼顾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坚持思政课教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重视劳动教育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中的有机融入。在义务教育阶段做好劳动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从小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树立平等择业观。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阐释好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的基本原理，将思政课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做好职业规划，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对职普衔接的“黏合”作用。当前，全国共设立32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以提供工作平台、实践经验、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但在32家共同体中，只有14家共同体明确涵盖了职业院校，其中作为成员单位的中等职业院校仅有4所，[6]职业院校在一体化共同体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明显低于普通学校。因此，要鼓励和吸纳更多的职业学校加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队伍中，通过职普院校之间的常态化交流，共同商讨职普院校思政课程如何有序开展，推动教材更新、课标革新、教法创新，促进职普院校思政课的一体化融通。
二、协同发力：提升一体化教研队伍综合能力
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一体化的教学理念已成为对全国思政课教师的共性要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备课机制基本建立，专兼结合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完善。
1.完善思政课一体化教师队伍配置
中小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引导中小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每位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神圣职责。随着党和国家对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对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配备管理要求、素质能力要求、评价考核要求。相较于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存在专职教师配备不足、理论阐释能力较弱的情况。2019年《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小学高年级思政课教师应以专职为主，初中、高中应配齐专职思政课教师；[7]36202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小学专职教师配备比例达到70%以上，初高中配齐专职教师，绝大多数教师具有比较扎实的思政教育相关专业知识。[8]当前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结构还存在较大问题，特别是小学思政课教师专职化的比例过低，成为掣肘一体化建设的痛点。根据调研结果，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存在配备不足、兼职比例较高等情况，[9][10]但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通力合作下，这些情况逐渐有所好转。比如，上海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涵盖的闵行区、普陀区、虹口区已基本实现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的配齐。但在一些省市，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中兼职教师占比过高的情况仍较为明显，如西安市14578名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中，有11573名兼职教师，[11]272小学阶段兼职教师占比高达92.3%；[11]273如湖北省四个地级市的县域学校，小学兼职思政课教师占比约88%。[12]
相较于专职思政课教师，兼职思政课教师一般思政课教研时间有限、教学经验较少、教学技能相对薄弱，且大多还要从事本职课程教学或其他行政工作，难免存在对本学段思政课课程标准研读不到位、课程教材掌握不充分、课程目标规划不合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兼职思政课教师要实现对其他学段教学内容和课程标准的了解和把握，进行有效教学衔接，更是难上加难。这一问题同时也催生出新问题，即思政课教师的理论阐释能力不足、专业化水平较低。目前中小学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政课教师“六要”标准和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八个相统一”还存在一定差距。部分思政课教师自身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不及时、理解不透彻，更遑论将理论转化为知识和价值传授给学生。
从队伍建设角度来看，要持续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的配备管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配齐思政课教师，逐步提升专职教师配备比例。严把兼职思政课教师“准入关”，充分考察其开展思政课教学的专业背景、知识储备、政治立场与发展潜力，在上岗前进行一定学时的专业培训并严格考核。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专兼职思政课教师都要关注自身的专业成长，做好自身发展规划。要提升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使其自觉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着力加强教学研究，不断拓展教学思路，开展思政课教学改革重难点攻坚，遵循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形成协同育人的意识与能力，对标师德师风建设和思政课建设的新要求，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2.锻造思政课一体化科研团队
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教学研究中发挥着毋庸置疑的关键作用。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相比，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学历背景、科研能力、专业素养、经费保障等方面占据显著优势。但在实际科研过程中，仅靠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理论研究与教学经验无法涵盖一体化建设中的全部问题，而仅靠日常的跨学段研讨也无法破解一些重难点问题，还需要通过系统严谨的科学研究分析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因此，在巩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全过程育人链条的同时，也亟须重视科研一体化的团队锻造，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科研协同。一要统筹规划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题。在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中，鼓励倡导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团队进行项目申报，开展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科研团队课题申报的指导、咨询、保障工作。二要发挥好高校思政课教师在一体化科研团队中的带头作用。高校思政课教师除了完成思政课相关的教研工作外，还要开展本专业、本学科领域的科研任务，在有限的时间精力内，要兼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科研工作，要找准自身在一体化科研团队中的定位。高校思政课教师对项目申报工作相对熟悉，因此可以在科研选题、项目申报、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等环节发挥指导作用，对思政课一体化的相关议题进行学理化阐释。三要充分调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一体化科研积极性。首先，普遍提升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科研意识，教学与科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升学压力的影响下，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特别是初、高中思政课教师普遍更关注日常教学内容实效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科研训练可以提升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其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应用教学方法，将最新的教育理念融入教学实践中。其次，畅通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参与一体化科研的渠道。在建设过程中，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一体化研讨活动，但在学术会议中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参与度明显低于高校思政课教师，会议的发言人、报告人主要还是以高校思政课教师为主。各共同体在组织开展一体化学术活动时，要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进行分享与研讨，实现高校思政课教师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在参会人数上的大致平衡，对于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微观问题、具体问题进行集中攻关研讨，将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有机对接起来，才能更好激发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内生动力。最后，着力培养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一体化科研能力。《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要“实施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提升计划，高校在研究生招生中给予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专门名额，每年支持一批优秀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在职攻读思政教育相关硕士、博士学位”。[7]37通过政策举措鼓励支持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提升科研能力，能够系统涵育其科研素质，有效促进高校思政课教师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协同，促进一体化科研资源的开放共享。
3.推动思政课一体化教研成果转化
随着一体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学界围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内涵阐释、价值解读、教材建设、内容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探讨，呈现出繁荣的发展态势，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在开展教学研究的同时，也要关注到教研成果的转化问题，切实提升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教研成果转化能力，坚持“学术立教”的应然指向。
首先，要推动一体化教研成果转化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互促共进、同向同行的关系。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教学一体化，即解决各学段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有序进阶和协同推进问题，因此思政课一体化无需刻意地、形式化地推进，解决好各学段思政课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本身就是对一体化建设的回应。基于此，一体化研究要深入思政课一线教学课堂，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把握制约各学段思政课实效性的核心问题，增强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同时，要以提高思政课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为目标，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相互转化，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此外，思政课教师要以培养高质量、综合型人才为教育旨归，将思政课教学的新理念、新模式应用于教学中，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发展。其次，要推动一体化教研成果转化为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政策驱动力。在一体化科研工作中，思政课教师要注重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为思政课一体化的教育决策提供更具科学性和准确的建议与参考。同时，要促进一体化教研成果的制度转化。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处于改革创新期，相关政策制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仍然存在验证与优化的空间。通过实际的思政课教学与研究，能够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验证，以提升一体化制度的规范性，使制度更好促进学生成长。最后，要推动一体化教研成果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终身化的正向舆论驱动力。习近平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3]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关键之举，同时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终身化的重要环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成长成才规律，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有序衔接、协同配合，合理配置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工作格局。只有加强成果转化，推动一体化教研成果走出“书房”，促进一体化教研的典型经验的社会传播，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遵循教育对象认知的顺序性、阶段性和差异性规律，将学前教育、社会教育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有机融通起来，针对学生、社会工作者、老年人等不同年龄群体选取教育方法，促进一体化的前后延伸、横向贯通，增强育人的可持续性。
三、持续发力：确保一体化整体规划走深走实
新时代新征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从无到有”走向“从有到优”，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的过程，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作为系统性工程，一体化建设在解决教学实践具体问题的同时，也要推动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从制度层面疏通制约一体化建设的堵点，久久为功、破立并举，不断解答好、回应好一体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1.加快课程标准一体化改革创新
课程标准与课程实施方案是教材编写、教学、考试评价以及课程实施管理的直接依据。系统规划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与课程实施方案，对于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现行的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与大学思政课实施方案尚未实现一体化，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思政课课程标准衔接不畅。当前，义务教育阶段使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普通高中使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等职业学校使用《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20年版）》，高等学校仍主要沿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并通过《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来进行规范。从修订时间来看，不同学段课程标准或课程实施方案修订明显不同步，造成学段间教学内容的部分脱节。且现行课程标准的修订均早于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因而缺乏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融入，也无法体现党和国家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政课一体化提出的最新要求。从课程名称来看，2019年3月，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将大中小学思政课统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年8月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以文件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名称确定下来，实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名称的规范统一，强化了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整体性。但在课程标准的名称中，义务教育和高中学段还是沿用了之前的课程名称。从课标内容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适用对象等相对明确，而高等学校的课程实施方案以及建设标准则未明确区分适用范围。
因此，要加快改革创新，将思政课课程标准或课程实施方案的新一轮修订提上日程。实现不同学段思政课课程标准与课程实施方案的同步修订，将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师骨干、教研员统一吸纳进课程标准及课程实施方案修订组中，共商共研，考虑以《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于中小学和初中思政课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目标等方面的一体化设计为样板，统筹设计科学合理、一以贯之的总体教学目标，差异化设计循序渐进、各有侧重的学段具体教学目标，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各学段的思政课都纳入考量，从根本上解决思政课衔接不畅的问题。
2.促进教材内容一体化完善
教材是开展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思政课的教材内容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来看，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教材修订工作较为及时，教材内容能够融入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鲜活实践。但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各学段的教材内容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衔接问题。一方面，各学段的教材在内容上存在重复，特别是在概念原理性的语言表达上具有明显的重复。如八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的“人民当家作主”章节与高中《思想政治必修3 政治与法治》的“人民当家作主”章节存在较多的内容重复，教学难度的梯度设置也不够突出。另一方面，部分教材内容出现了学段上的断层缺失。如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初中、本科阶段的教材中都有涉及，但唯独在高中教材中没有涉及，[14]而高中正处于学生从未成年向成年的成长过渡期，且大多面临高考升学压力，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缺位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二是思政课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针对性、有效性不足。纸质教材固有的特点影响着转化的效果：第一，由于纸质教材的编写、审核、修订、印制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向教材内容的转化存在着一定滞后性；第二，教材内容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内容离当代学生生活较远，仅依托文字很难被学生理解和内化；第三，学生在思政课学习水平、教育背景、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差异，而纸质教材很难体现出学生学习需求和课程期待的不同。因此，一方面教材编写要更加贴合各学段学生的需求和兴趣，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思政课教材的梯度差异性；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作为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重要主体，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教材转化能力，做好教材的理论解读、情境转换和学段衔接，运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弥补纸质教材的弊端，搭建好循序渐进的“问题链”，系统化、透彻化、深入化地完整呈现教学内容。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要更加贴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读本》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相较于统编教材，《读本》更加系统、完整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安排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通过讲故事、举事例等多种形式增强了理论教育的生动性。在编写过程中，《读本》考虑到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能力差异，但仍有一定的改进空间。例如，小学低年级的《读本》中，“立德之源”“翻天覆地”“焕然一新”“发展蓝图”等词语表达，可能超出了这一学段的语文词汇量要求，造成低龄学生的理解困难。且《读本》的编写逻辑与统编教材的编写逻辑迥异，对于思政课教师将两者融会贯通、进行有效教学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在教材建设过程中，要重点突破当前教材内容交叉重复、断层缺位、针对性不足的问题，根据小学到大学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合理安排教材内容，科学设计深度和难度，体现教材建设的连续性和进阶性。
3.建立健全一体化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作为教育实践的“指挥棒”，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系统性的诊断与反馈，对教学效果进行动态监测，持续推进教育目标的达成。《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要“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15]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评价体系存在评价主体单一、学段评价割裂、评价标准滞后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学生主体评价缺位、各学段评价内容断层导致“分段育人”（如中小学重视核心素养导向的评价在高校体现较弱）、评价方式较为单一（以课程成绩为主）。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落实“教、学、评”一体化，即注重教与学、教与评、学与评的有机统一，使得评价结果准确反映教学问题、有效反哺教学设计，实现“以评促教”和“以评促学”。在评价过程中，要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串联好每一学段学生思政课学习的入学诊断、过程监测、毕业评估，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评价的数据贯通，构建起“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导评、社会参评”的评价机制，通过综合评价引领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同教学，实现学生的思政课融通式学习。
除教学评价外，还要建立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的评价体系。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包括“育人主体共同体、课程建设共同体、资源整合共同体、组织保障共同体”。[16]《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指出，“各地教育部门要每半年开展一次工作成效评估，总结工作进展，完善工作路径”。[6]目前，对一体化共同体工作成效的年度考核侧重于从各成员单位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情况、高质量理论研究或咨政报告、工作品牌、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以及开发思政课一体化示范资源等指标进行衡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仍可考虑扩展考核指标，以考察共同体推进一体化建设全貌。一体化共同体的建设情况，直接决定着各区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建设成效。因此，要完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的监督评价体系，使得评级指标更具测评性，科学界定共同体内不同主体的责任分工、协同要求和考核标准，将各地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制度建设、课程建设、队伍建设、科研情况、平台建设、资源整合、支持保障等指标纳入共同体的考核评价体系中，加强对共同体的监督指导。同时，要将各地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典型经验、有效的工作举措、优秀的教研成果加以宣传推广，加强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区域间相互帮扶、协同并进的良好局面，推动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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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身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向来高度重视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从其发挥的过程来看，呈现出“生产—塑造—认同”的逻辑理路。其中，生产是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基本前提，体现为由此形成的内生力，代表着引领力的前进方向；塑造是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必要环节，体现为由此形成的传播力，代表着引领力的辐射范围；认同是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价值旨归，体现为由此形成的作用力，代表着引领力的作用结果。
[关键词]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
青年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广大青年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建立了重要功勋，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青年模范人物。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身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伟大事业。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青年模范人物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实践性、创新性和青年性等特质，所能够产生出的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进的能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对广大青年模范人物提出“再接再厉、严于律己、锐意进取，用自身的成长历程、精神追求、模范行动为广大青少年作好表率”的殷切希望[1]。“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2]立足新的实际，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3]，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因此，本文着力分析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逻辑理路，以期从群体视角拓展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
一、生产：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基本前提
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是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基本前提，包含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精神力量的生产三个维度。
（一）作为政治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
毛泽东曾说过，“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4]。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对青年群体的引领，而这一过程的完成离不开对“典型引路”[5]的充分运用。通过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骨干、带头和桥梁作用，将宏大的政治理想投射到青年群体之中，并具体化为意识形态引领的生动实践。从历史角度来看，先进的思想总是在青年群体中首先找到社会有机体，“并逐渐转化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政治力量，对青年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发挥重要的动员与整合作用”[6]。革命战争年代，大批革命先驱把握舆论动向、传播马列主义、引领青年革命，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广大青年，发挥了青年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作用。例如，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恽代英译著的《阶级争斗》“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重要领导人都曾发生过深刻影响”，他创办和主编的《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他也由此成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7]。新时代，“一大批青年优秀人物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8]，时代楷模黄文秀、戍边烈士陈祥榕等青年模范人物，激励着广大青年以满腔的奋斗热情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作出更大贡献。在团结、组织、动员青年投身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需要吸纳集有能力、有经验、有情怀等优秀品质于一身的青年模范人物作为意识形态引领的主体，充分发挥其意识形态引领力，以密切加强广大青年与党和国家的联系，从而增强广大青年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二）作为文化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
从文化形态来看，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与青年榜样文化的生产密切相连。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依托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同时“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9]。党和国家要实现对广大青年意识形态引领的目标，就要将自身所确证的主流意识形态依托于主流文化，并借助主流文化的渗透力和感召力，潜移默化地将其内蕴的文化力量输送给广大青年，从而在整合青年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凝聚青年共识。有学者认为：“榜样文化所反映的楷模无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务实、创新、为民的开路先锋。”[10]青年榜样文化作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生产的具体呈现，充分展现出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创造，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印证了人民群众是文化生产发展的不竭动力。新时代青年榜样文化根植于青年模范人物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身化实践，体现出历史主体在对象化活动中创造文化价值的能动特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表征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文化表达。因而，作为一种具有先进性质的文化形态，新时代青年榜样文化富含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率先垂范的价值意蕴。同时，作为青年榜样文化的衍生产品，以青年模范人物在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建功立业的典范事迹为蓝本而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能有效增强社会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为激励广大青年追梦、圆梦提供文化力量。
（三）作为精神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
从价值内核来看，青年模范人物的精神特质在意识形态引领力生产中居于核心层面。因此，分析作为精神力量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既要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也要研究其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精神产品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11]。一方面，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生产源于精神需要。青年模范人物作为现实的人，既有自然生理本能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超越性，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即人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从价值性上来看，青年模范人物爱国爱党、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等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契合性和一致性，因而能够作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生产指向精神交往。不同于以物质产品交换为核心的物质交往范式，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精神交往实践是通过编码价值符号、建构意义系统、创设情感连接等方式，在主体间构筑起观念传播与价值形塑的双向通道，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认知图式的重构、价值坐标的校准与精神共同体的培育。就其层次结构而言，思想观念体系的价值传导、精神品格特质的范式塑造以及心理情感联结的共鸣机制等结构性要素，在本体论层面构建起青年模范人物与青年群体的精神契约关系。这既是基于主体间性建构的精神交往活动，又是遵循意识形态再生产规律的社会化过程，其本质特征体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同时，这一过程既包含对青年现实生存境遇的实践观照，又强调对精神主体性的培育激发；既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化传递，又致力于个体精神潜能的创造性释放。
党和国家主导下的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生产，主要包含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生产三个维度，这三个力量基点又共同构成其意识形态引领的本源内生力，能为其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发挥奠定坚实基础。
二、塑造：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必要环节
青年模范人物作为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肩负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使命，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宣传载体、宣传形式、宣传渠道等方式形成塑造合力。
（一）仪式塑造：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权威获得
青年模范人物形象是他人对其价值理念、生产实践和个人业绩的总体印象与评价，是青年模范人物的客观表现和广大青年主观认知的综合结果。如何将青年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崇高精神、突出成绩同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有效链接起来，就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建设的重要实践课题。纵观党的历史不难发现，以高规格、大规模、公开化的表彰、接见、授勋等政治仪式嘉奖青年模范人物，是塑造青年模范人物形象的有力手段。这是因为青年模范人物尽管作为各行各业生产实践活动的青年杰出人才和先进代表，但其本质上仍是“隐形”甚至“无形”的普通劳动群众。作为众多政治仪式类型之中的表彰仪式、接见仪式等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性，能够通过发挥其符号生产、观念传播和情境营造等重要功能，在空间延伸、精神想象与记忆询唤中呈现出青年模范人物的象征意义，实现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权威获得，从而在青年模范人物形象塑造、意识形态引领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
（二）图像塑造：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视听呈现
青年模范人物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本身看不见、摸不着，要发挥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就要将“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看得见的生动图像”。这是由于青年模范人物“在看的状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由于文化的遮蔽和常识的掩盖，一方面变得难以察觉了，另一方面又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13]。因此，图像塑造能够在日常的感官刺激中引发广大青年的“视听联想”，从而不断增强青年模范人物可视、可听的意识形态叙事优势和传播效能。以“时代楷模”黄文秀为例，在其图像塑造的相关载体中，既有静态的照片、图画、教材等，也有动态的影视剧、舞台剧、音乐剧等，能够生动再现青年模范人物黄文秀奋斗故事的情景，从而使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在视觉体验中进入青年头脑。据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有80%-90%的外界信息是通过视觉分析器进入到人脑的”[14]，这就为青年模范人物图像塑造的视听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生理基础。具体而言，在与之相关的图像叙事中，主要通过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日常化的叙事内容、生动化的叙事方法等有效策略，将其承载的意识形态价值内容重新置于具体的社会场景中，使其变得更加直观具体、可感可知。同时，在青年模范人物图像塑造的逻辑展开中，图像的视听叙事有着自身的意识形态建构，即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奋斗方向。总之，图像作为塑造青年模范人物形象的重要载体，能够在充满价值隐喻的视觉、听觉等感官表征机制驱动下，增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视听呈现。
（三）话语塑造：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形象描摹
话语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青年模范人物的形象塑造，而青年模范人物形象塑造也需要借助话语进行现实表达，因此用什么样的话语、怎样用话语塑造青年模范人物的形象至关重要。从历时性维度来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青年模范人物。在话语更迭与转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冲锋陷阵、浴血斗争的救国者形象，忘我劳动、艰苦奋斗的兴国者形象，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富国者形象以及守正创新、踔厉奋发的强国者形象等演进形态。从共时性维度来看，青年模范人物在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在各行各业书写绚丽的人生篇章。他们中既有聚力创新创业、奋力科技攻关的标兵，狠抓党建引领、致力团建的楷模，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榜样，也有矢志保家卫国、着力社会和谐的典范，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典型。因此，青年模范人物作为一种政治典型的概念，其建构“话语的平民化，给他们带上了一种亲切的真实，不仅仅讲他们的崇高精神，更主要的是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情感，通过他们日常生活的叙述”[15]，借以形象描摹、精神彰显来感召、鼓舞、激励广大青年。更进一步地说，形象与精神是塑造青年模范人物的话语支点，青年模范人物之“神”嵌于话语塑造之内作为价值隐喻而存在，青年模范人物之“形”显于话语塑造之外作为价值象征而存在，在其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发挥过程中具有形神兼备的重要作用。
总之，塑造作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必要环节，通过仪式、图像、话语等诸多形式扩大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辐射范围、提高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传播力度，为增强其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作用效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认同：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价值旨归
从引领力发挥的作用点来看，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发挥过程，本质上是基于主体间性的认同过程，即广大青年认可、接受、模仿青年模范人物的对象性活动过程。由于认同的可塑性和引导性，这一过程由认知启蒙、情感融入、意志锤炼、实践强化等活动过程构成，形成了认同青年模范人物起承转合、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一）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认知启蒙
认知启蒙既指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逻辑起点，也指青年模范人物认知认同的内化起点。有学者认为，“‘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与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以认同作为内在驱动力”[16]。因此，当认同的他者指向人时，就关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一认同过程既具有哲学意义，即对主体自身、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差异性的同一性确认；又具有心理学意义，即个人与他人或群体在情感态度、行为动机等方面的价值观趋同。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认知启蒙是包含感性认同和理性认同的一体两面：感性认同是凭借经验直观的方式形成有关青年模范人物的初感知，是作为外在的感知；理性认同则是基于感性认同的抽象升华，侧重对青年模范人物本质认识，形成有关青年模范人物的初印象，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关于青年模范人物的初认知。用青年模范人物的初认知启蒙广大青年，是指基于主体的感觉和知觉，在其思想意识中形成关于青年模范人物的直观性、形象性认识，它能为后续的情感融入、意志锤炼、实践强化等提供基本的思维材料。恩格斯指出：“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17]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青年模范人物的典型示范和经验借鉴。现场观摩青年模范人物的实践活动是形成对青年模范人物初认知的有效方式和直接来源。不管是从认识活动的必经阶段还是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影响考量，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认知认同的启蒙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情感融入
情感融入是认知认同之“承”，是基于认知起点的深化展开。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8]作为上层观念的意识形态，不仅能从理论形式上给予人深刻的理性思考，还能从感性形式上给予人真实的情感馈赠，即人的思想观念寄托并内蕴着丰富情感，人的情感表达依托并借助于思想观念，其“感性的方面和理性的方面是统一的”[19]。尤其是在现代性语境下，随着个体主体性的日益凸显，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说教只会导致意识形态引领陷入效能衰减的实践困境。反之，对象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模范人物的认同“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成员从意识到情感的接受、认可”[20]。这是基于认知认同进一步发展为更加深入的心理认同状态。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1]。不同于作为外在“感知”的青年模范人物感性认同，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情感融入是建立在青年模范人物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内在情感体验，它主要关涉情感、需求和愿望，并进一步拓展至个体欲望与需要、意识与心理、情感与规训等领域。马克思曾说过，人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而“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2]。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情感融入也正是需要立足青年模范人物朴素真挚的情感世界，面向广大青年的感性化心理需求，以情感共通建立情感联结，以情感共鸣促进情通理达，进而形成内化的情感认同，达到意识形态引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实效。随着情感、愿望、需求等源源不断地持续性移入，它们直接生成了对青年模范人物情感认同的“意义感”，并指向意志锤炼、实践强化等青年模范人物认同的“应然”。
（三）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意志锤炼
意志锤炼作为由认知认同与情感认同一脉相承而来的转化环节，是基于前序环节更深层、更具体、更抽象的拓展与发挥。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23]。在他看来，个人行动力源于行为主体调动、支配自身认知和情感的意志转化，是促使自身行动的关键一环。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意志锤炼作为认同青年模范人物的核心环节，是指广大青年认可、接受青年模范群体在生产实践中内蕴的高尚性、鼓舞性、指引性的精神特质，并确证其对于促进自身发展具有生命意义，将其作为自身劳动实践的自觉意识和内在动力。意志锤炼作为认同内化过程的最深层次，能激发广大青年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在这一环节中，广大青年通过对照青年模范人物的行为实践和精神特质，发现自身不足，弥补自身差距，提升自身品质，从而达到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精神境界，实现自身主体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学习、效仿青年模范人物正是基于接受主体意志深化的实践表征，在主体间性维度完成价值接受到价值内化的范式转换。同时，只有达到意志深化才能使青年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直抵广大青年心灵深处，成为指导言行、强化实践的稳固力量，进而实现主体意志与客观实践、精神指引与行为范导的统一。
（四）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实践强化
实践强化作为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之合，是青年模范人物认同之“起”、“承”、“转”等环节的集合与归宿，即最终要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青年模范人物对广大青年的意识形态的引领倘若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说明广大青年对青年模范人物的认同运行过程发生了断裂，也说明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最终目标未能实现。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对青年模范人物的认同，就是要实现其意识形态引领的知行合一。作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模范人物，在观念形态上归根到底是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呈现的思想反映和理论自觉，他们一方面既深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引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和实践创新为主流意识形态充实更为丰富的实践内涵。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发挥出统一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都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行为主体把观念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这样一来，青年模范人物因其鲜明的目标导向、行动方向和实践指向，引领广大青年将这种观念上的认同转化为实践上的仿效，其目的就是将青年团结、组织、动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方向上，引导到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生动实践中。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的实践强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发挥对青年的“传帮带”作用，向青年传播观念、提供帮助，带动其物质和精神的并行发展。也只有当作为接受主体的广大青年把青年模范人物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观念力量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才是青年模范人物获得认同的最终达成。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遵循“生产—塑造—认同”的分析思路，研究青年模范人物意识形态引领力发挥的逻辑理路，对于弘扬青年模范人物的崇高精神，充分发挥青年模范人物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创先争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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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继承与创新
陈红娟
摘要：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特色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实现了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创新发展。第一，建构人与自然共同体，重塑“人-自然”互生逻辑，从本体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第二，强化“人”的主观能动性，重构“人-自然”平等格局，从认识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第三，扬弃“天”的内在价值，深化“人-自然”价值统一，从价值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传统自然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23ZDA009)。
作者简介：陈红娟，女，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特色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准确把握这一全球性难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永续发展，走美欧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是难以为继、走不通的”，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对此，文章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理，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分析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回答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如何实现对中华传统自然观的创新发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一、重塑“人-自然”互生逻辑，从本体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总的看法，包括自然界的本质、构成、运行规律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多个方面。自然观首先需要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人与自然为什么能够存在，存在的条件以及它们相互关联的方式。人与自然是分别独立存在的体系，还是相互关联的共同存在，以怎样的方式相互关联与作用等是自然观需要予以回答的问题。中华传统自然观中“万物一也”“万物与我为一”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着自然与人互相关联、共荣共生的关系。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从生存价值层面揭示人与自然的关联性，确证人与自然生命平等的原则，实现对中华传统自然观本体论的创新。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中强调人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指明人与自然间本源性生命关联的关系。习近平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自然界是万物的母体，自然界是人和人类社会诞生的根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他进一步将“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具象化，“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这里主张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从整体论、系统论的角度去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性。“人”与“田”、“田”与“水”、“水”与“山”、“山”与“土”等相互成对、互相维系、相互作用，这些自然要素在生态系统中各自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方式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体现着“互系性”思维和“物我交融”的理念。“有机链条”更是体现着互动性、有机性，强调万物之间并非孤立性存在，而是相互关联，“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而且，“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性与整体性，追求动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对孤立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割裂式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加以批判，“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这一理念超越了将人与自然视为对立式的主客体关系的片面思维，强调以系统、协调、共生的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自然的工具性价值与生命性价值的辩证统一、人的价值尺度与物的价值尺度的有机结合，正确回答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这一自然观基本问题。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与发展了主张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有机整体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体现着系统性、关联性、整体性思维，与中华传统自然观中“天人合一”思想所倡导的天、地、人万物之间相互感应、相互涵摄、相互关联所体现的“互系性”思维完全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对“天”与“人”的关系虽有差异，但总体上均主张从内在联系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关系，视它们为一体化、整体化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和秩序关系；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董仲舒提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这里的“天”包含“人”在内的“十者”。此外，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等对此均有体现。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尽管论述角度有差异，但无论是“包含”还是“同体”，他们最终都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的发展具有共同性、同步性。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法批判了西方机械自然观中“人”无限征服、控制自然的主张，揭示了这一主张背后割裂人与自然内在联系、“主客二分”的错误理念。他们倡导从联系、变化、发展的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本质性联系，“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置于历史和实践的坐标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揭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自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交互式的、双向互动的，人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已经成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内生于自然之中，并推动着自然的发展。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在继承中华传统自然观“互系性”思维的同时，克服了其存在的弱化人的主体性等问题，从生存价值层面夯实传统自然观、有机整体自然观的本体论基础。西方基督教塑造了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上帝”，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差序格局”，形成了神高于人、人高于自然的基本逻辑。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于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水平较低且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非常大。“靠天吃饭”的现实使人对自然产生极大的依赖性与畏惧感。自然界中的一些事物或者难以解释的现象往往给人带来威胁或恐惧，人形成了对未知的自然顺从的心态，其形成的自然观中蕴含着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因此，中华传统自然观中尽管蕴含着人内在于自然的合理性，但也存着“自然之天”被抽象化、人格化、道德化的现象，形成“天”高于人的隐形逻辑。“自然之天”的主体性被高度认可，董仲舒认为“天”亦有意志、意识和情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时，人的主体性被不断弱化，人的需求被“天”代表最高层次的“至善”“至德”所规约。人需要做的主要是“以人证天”，附和与践履“天”之规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朱熹在天人关系上主张“以天统人”。此外，传统自然观中也存在一些唯心主义倾向，比如王阳明的“原是一体”中人与自然的“一体”主要通过“心之仁”建立联系形成有机整体。在“天”高于人的思想观念下，“天”始终占据着主宰人的存在的中心地位。可以说，传统自然观尽管在主流认知上主张“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人与自然的非平等性问题。比如“以德配天”的主张尽管肯定人的价值，但仍然是将“天”作为主宰人的至上存在，因为“天”高于人，所以人要“以德配天”。整体而言，自然存在被神秘化、道德化、人格化的现象，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一些道德伦理价值，人的主体性相对势弱，人的尊严和价值不被重视，人对自然的需求被漠视。实现传统自然观的现代化转换，需要对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新书写、诠释、厘清、激活与转化。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强调人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解构了传统自然观中“天”高于人的隐形逻辑，祛除其中存在的唯心主义倾向，从“生命伦理”的高度实现对传统自然观本体论的创新。这是在充分吸收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方面，恩格斯强调人们“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抛去了生命等级观念，确证着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生命平等原则，提倡从生存价值高度重新厘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生命共同体”承认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包括生命的直接性源泉、生活生产资料来源等。离开自然人无法生存，自然环境的好坏决定着人类生活质量。但同时，自然的发展也离不开人，人对自然的改造深刻影响着自然的生命周期、生存状况，是污染环境还是保护环境都影响着自然。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纠正了传统自然观中对“天”作为本体的过度阐释，肯定人作为生命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联。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是生命的链接，具有平等性。而且，生命本身是实体性存在，不是先验性、神秘性存在。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强调人与自然的维系不是“心之仁”而是“生命”这一客观实在，这就是祛除了传统自然观中“天人关系”中的“唯心”色彩，从唯物主义角度夯实了自然观的本体论。事实上，每个自然界的生物都有“自身的善”，且与人类息息相关，从生存层次赋予人类保护自然物种与生态系统的职责。这种职责不仅是“天”赋予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规约与道德规范，而且是人自身生命发展的内在诉求，是一种基于人类自身发展而形成的应然性需求。
可以说，在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中，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都是基于人的生命存在而被阐释和理解的，这有利于激发人保护自然的内在动力，进而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智慧力量。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把彼此都看作是有着内在价值和尊严的生命体，不仅突破了传统自然观的局限性，而且提供了一种审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全新视角，从“生命伦理”的高度实现对传统自然观本体论的创新。
二、重构“人-自然”平等格局，从认识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自然的发展并不会天然性地符合人类需要，人类必然对自然原有状态进行改造。真正的现实自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性存在，而是人的实践活动影响下的“人化自然”。自然是人的生产和实践活动的重要对象，人在实践的过程中生成了真正的、现实的自然，并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形成了自然和人互动的“人化自然”的历史。因此，自然观需要从认识论层面回答人如何与自然相处，怎样对待自然等问题。“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贵中尚和”等均有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尽管儒家、道家等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它们都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生”。习近平指出，“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同时“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统筹兼顾、整体实施”。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层面拓展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实现了对传统自然观认识论的创新。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中的“和谐共生”理念，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愿景，又蕴含着尊重自然规律、能动改造自然的认识论指向。习近平指明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既要GDP，又要绿色GDP”，反对为了满足人的利益需求而破坏自然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当然，“生态优先”并非人的价值、需求让位于自在自然，放任自然自在发展，而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将生态发展排在发展经济的优先位置，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指出，“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同时“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此外，“和”是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价值内核，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与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人与自然界和谐”的理念。一方面，中华传统自然观强调“顺之以天理”尊重自然规律，“赞天地化育”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首先，自然万物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人在自然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源时，要尊重自然规律“顺之以天理”。《周易》曰：“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老子所言之“道”就有自然规律之意，“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则强调自然规律看似不存在但却无所不在，人要尊重自然规律。而《管子》言：“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这里的“则”乃是天下固有不能改易之规律。其次，“赞天地化育”，使所生之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周易》主张阴阳和谐，“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都强调万物共同发展，不相互危害,实现万物和谐发展。对待自然万物时，主张“仁民而爱物”，关爱、善待、保护自然万物。此外，自然既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生活资源，传统自然观主张人类通过祭祀来表达感恩之心，以尽“孝”之心来对待自然资源的馈赠，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破坏自然法则是“不孝”之表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观点，特别是批判了西方机械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化约为“物质交换关系”、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等观点，揭示其背后衍生出人企图控制人的实质。同时，他们指出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人的对象性本质既通过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而得到表现，也通过以自然存在物的生命本质为对象而得到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客观规律本身的限度，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不可否认，传统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一般性、宗旨性、境界性的本体论根据，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怎样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等具体路径层面的认识论、方法论则相对势弱，甚至有学者提出“不重视认识论”。传统自然观在认识自然规律时往往偏向于宏观性、整体性、原则性的把握，更多依赖于直观经验和哲学思辨，缺乏系统的、量化的分析和验证，在微观、可操作、具体的路径探索上相对薄弱。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合一”“一体”“同根”等，从统一、整体角度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仁民爱物”和人善待自然的伦理义务，彰显人对自然的依赖感、亲和感、顺从感。一方面，传统自然观较少涉及人与自然存在的差异性、对立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冲突性，对人自身在其中的主体性肯认不足。传统自然观往往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出发，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整体和谐与平衡，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但却忽视人自身物质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传统自然观主张通过提高人自身的德行、修养来缓解人与自然可能存在的矛盾，较少关注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积极地认识、开发和改造自然。传统自然观往往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强调人应当如何对待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人虽然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但人的主体性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肯认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方面的作用被相对淡化。正如有学者所言：“人的主体性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改造方面，而是表现在如何完成自然界的‘生生之德’或‘生生之道’。”传统自然观将“天”建构、塑造为道德、价值与精神的重要来源，甚至超越人之上的力量，形成“天”高于“人”的“差序格局”，人的自我价值与能动性被不断弱化、消解。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老子、庄子主张无为、忘我、无己，听任自然万物发展，完全将自我融入自然，人与我、我与物完全融合。无论是老子“复归于婴儿”的境界，还是庄子追求超凡脱俗的逍遥之境，甚至达到成仙、成神之境，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都弱化了人在改造自然中的自觉性、能动性。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无论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都不重人与我、人与物、内与外之分，不注重考虑人如何作为主体来认识外在之物的规律以及人如何改造自然，其结果必然是人受制于自然，难于摆脱自然对人的奴役。传统自然观所蕴含的“和谐”更多地体现为“顺从”自然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力的主动性，“靠道德主体的自发与自觉意识保护自然生态”，体现了改造自然的被动性，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之弊”。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在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人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人的历史作用和价值，丰富了传统自然观的认识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在本体上的优先性，“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明确“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人对待自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性，既要充分认识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由的自觉活动”提升为“自主活动”。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人在改造自然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自觉的集体行动，“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在进行城市建设上，习近平强调在尊重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尊重规律，构建合理城市空间布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在改造自然、改善环境的过程中，习近平强调要“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优化战略安排”“总体规划”等，要求“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鼓励干部在生态保护方面“敢于担当、主动作为”“谋全局”“主动推进”等，引导干部树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的政绩观。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充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生态建设，习近平指出“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守护好母亲河”等。此外，在实践中不断通过制定最严格的制度，如源头保护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等，出台严明的法律法规，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设定“森林红线”“耕地红线”“湿地红线”等“生态红线”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丰富了传统自然观的认识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自然而然，不是对“天”的“意志”的单一服从，而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天”之“则”“道”等规律的基础上，主动规划、积极参与，通过完善制度体制、法律法规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达到人与自然之“和谐”。如此，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认知、理性，充分运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提升物质文明，既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又增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动力。总之，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精髓，也结合了中华传统自然观的生态智慧，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特色”。
三、深化“人-自然”价值统一，从价值论层面实现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
自然观最终指向的是应然性价值取向，需要回答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实现怎样的价值。中华传统自然观中“自然之天”不仅有着生命意义，而且有着独特的内在价值，是人获得道德伦理、精神价值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天地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则和规律。这些规律嵌入人类社会和人际交往当中，内化为人与周遭世界打交道的行事法则，形成了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另一方面，“自然之天”是人们精神价值的来源。中华传统自然观中，自然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精神生活的寄托和追求。古人通过欣赏自然之美、感悟自然之道，获得了丰富的精神体验和深刻的哲学思考。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继承了传统自然观中合理的部分，肯定自然存在的内在价值，同时祛除其中的封建残余因素，将人民幸福放在价值排序的优先位置，实现了对传统自然观价值论的创新。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自然界，融合着情感投射与能动实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更大程度的“善”“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一方面，习近平从经济、物质层面肯定自然价值，优美的自然环境能够转化为经济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观点突破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无节制开发与利用的观念。这里强调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重要性，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生态环境”纳入“民生福祉”，强化了实现经济与生态协同共生的理念。另一方面，习近平从精神层面肯定自然价值，认为自然提供“美”感并酝酿“人文情怀”，“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自然环境不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是人文精神提升的重要依托，稻田、麦浪、湿地、湖泊等均能给人带来精神享受。习近平提出：“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又是对自然环境本身价值的集中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有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
这与中华传统自然观肯定自然内在价值的观念高度契合。传统自然观中“天”是与人作为主体存在相对立的范畴，也是内在于主体自我的一个价值性范畴。它超越了单纯挖掘自然工具价值的视角，超越了单纯视自然为物质集合体的存在，强调了自然与主体自我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价值共鸣，指向了更高层次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如前所述，传统自然观中“天”有多重属性，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是老子、庄子的“自然之天”，而且还是孔子与孟子的“道德之天”、董仲舒的“理学之天”等。在这种观念下，“天”不仅仅是指代物质性的存在，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还与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一种超越性的秩序或法则，这种法则内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包括人类自身。因此，与西方哲学家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将自然视为一个没有精神意义、容易操纵的被动存在，认为自然是“没有创造力、没有目的、没有规范意义的东西”截然不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被视为一种内在的价值性范畴，“天”蕴含着德性、善念、价值、精神等，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源泉和归宿。人可以“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自然交流、领悟，实现自然价值的内化，提升精神、道德、品性。自然中的山、水蕴含着“美”“善”“德”等，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人可以获得自然中孕育的生存哲学与智慧，寻找自我、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提升自我。“天”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的提升与折射，“仁之美者在于天”。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自由、坚强的意志，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然之“天”塑造君子人格、品行，是“仁义”“德性”所在，如“善，人道也。德，天道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等。在这种观念下,人类不仅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还要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实践，达到与“天”的合一，即实现个人与宇宙、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生存论意义、精神价值层面上的，通过欣赏自然之美、感悟自然之道、践行自然之法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达到“天人合一”。
不可否认，传统自然观中“天人合一”思想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总体性、方向性的价值论根据，但主要强调自然对于人的价值，人如何在改造自然中赋予自然价值极少涉及。在传统自然观中，“天”赋予“人”价值，对人的道德伦理、精神建构等具有引领性，忽视“人”从自身需求、审美诉求等层面对自然的价值的考量，存在由天至人的单向价值逻辑弊端。“传统‘天人合一’观过分重人伦道德而忽视对自然的认识，过分重整体性而忽视人的个性，因而缺少科学与民主精神”，人作为价值主体自身诉求被隐没。而且，传统自然观中存在对“天”的价值的过度诠释，“天”成为一切社会法则与价值的来源，“天人关系”被演化为“社会关系”，衍生出“人道”源自“天道”的逻辑。在传统自然观中，“天”被赋予主宰性、先验性、权威性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伦常秩序。先秦时期，“天”曾被诠释为一种有意志的至上之神，即主宰之天，它主宰着宇宙和人事的一切。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天”是君主权力的重要来源，“王者亦天之子也”、“王者，天之所予也”。“天人感应”学说强调了“天”的主宰性，天有意志、有情感，能够感应人间的善恶行为，并通过自然现象来奖惩人类。这种主宰性的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得到了政治性、社会性的处理，其目的是以“天”强化君权神授的思想。君主作为“天”在人间的代表，其权威性和合法性都来源于“天”的授权和认可，从而隐性地形成“天-君主-百姓”的价值排序，“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实质上是为封建君主制度辩护。同时，“天”的权威性还体现在其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约束上，人们需要遵守“天”所规定的道德法则和伦常规范，否则就会受到“天”的惩罚，由此，“天道”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君臣父子关系提供依据，“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总而言之，“天”超越了人类的经验和认知，是一种先验性存在，被用来作为伦常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人们唯有通过信仰和敬畏“天”来遵守和维护这些规范。这种对“人”价值的漠视、贬低，大大降低了人改造自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淡化了人对自然价值的赋值与评价。这显然难以满足现代化发展中尊重人的需求，也难以满足发挥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激活社会活力等要求。
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传统自然观中的合理因素，祛除了传统自然观中对“天”的价值的过度拔高以及其中蕴含的封建落后因素，确立了人民幸福在价值排序中的优先性，深化了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辩证统一的认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赋予自然以社会性、历史性，同时实现自身改造，获得自由、解放以及意志、美等精神滋养。“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可以说，“自然力”通过劳动促进人自身“潜力发挥出来”转化为人自身之“力”，人与自然之间正向“力量”相互转化，让彼此皆有提升。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从人民幸福的角度肯定自然价值，指出通过劳动建构优美的自然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的生态幸福感，将自然力转化为人之“力”，同时也肯定人在改造自然中获取价值。如生态环境也是反映人民整体幸福状况的重要指数之一，“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解构了传统自然观从“天”到君主到普通百姓的内在逻辑，重构自然价值的现实指向，将人民幸福作为评判自然价值的重要标准。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实现了自然自身价值从政治领域到社会领域的转移，自然环境成为社会公平与否的“公共产品”之一。习近平主张通过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在社会中合理配置生态资源，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幸福感与公平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的过程中提升幸福指数的生态诉求，在正视自然内在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人需求性价值的满足。当然，这里的人的需求性价值，不是个人，也不是代表某些特殊利益诉求的群体，而是全体人民的幸福，如此就实现了“人民幸福”为最终指向的逻辑重塑。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享受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优美的自然景观等生态福利，“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得以提升。其次，通过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人能够发现和挖掘更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锻炼意志、凝练和提升精神，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如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八步沙林场‘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等。这种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有利于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提升精神境界，也为后代人的幸福奠定了基础。总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人能从自然吸收、感知“美”“生存智慧”，孕育“奋斗精神”等，同时亦能赋予“自然”价值，实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辩证统一，是一种双向性的价值互生。
总之，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在借鉴和吸收中华传统自然观合理因素基础上，深化了对其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认识。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现了对传统自然观的现代化转换，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的四重意蕴阐释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党的文化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创新局的文化纲领，在中国文化建设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迈向新境界。作为新征程上党的文化旗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思想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辉煌的思想指引，指导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勾画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图景，鲜明的文明观奏响了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强音。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始终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强国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二○二三年十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1]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的内容、清晰的逻辑和鲜明的观点，构成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和实践要求，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本文拟从四个维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的价值意蕴，以期对深入学习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有所裨益。 一、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局的文化纲领 《纲要》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集大成、开新局中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彩华章”。[2]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总结的理论硕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 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既体现纵向发展的连贯性，又体现横向关联的系统性。连贯性决定党的事业的历史传承必须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系统性决定党的事业全方面的实践展开必须形成联动。文化建设始终是党的事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党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历史传承和接续奋斗，记录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轨迹。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不断推动文化繁荣，为党的事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服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我们党推动文化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提出了文武“两条战线”和“两支军队”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战胜敌人不仅要依靠军事战线的斗争，而且要发挥文化战线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拿枪杆子的军队，而且也要有拿笔杆子的军队，并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革命战争时期，左翼文化运动、抗战文化和延安文艺工作的历史实践，成为我们党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体现，所取得的成绩为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破坏旧世界的基础上建设新世界，领导文化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在文化落后条件下迈出建设步伐，困难重重，任务艰巨。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坚持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提出文化建设的方针，确立文化建设的方向，制定文化建设的规划，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逐步提升。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在享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繁荣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创造繁荣景象。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作了系统性的总结，指出在党的领导下，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4]这些重大成就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创了崭新局面。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树立了中国文化建设新的里程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曾经产生过困惑，遭遇过挫折。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历史拷问贯穿中国文化朝哪里走的探索进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百余年的奋斗实践记录了中国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心路历程，积累了领导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结合时代的进步要求和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中国文化建设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树起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思想旗帜。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动力，把文化建设放到更加重要、更加突出、更加迫切的位置上来，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实践的重要特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凸显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定位，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动。由此树起的思想旗帜，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凝聚起更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方向引领、立场坚守和思想保证。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崭新境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事业与时俱进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既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不断开拓，以开辟新境界实现历史的新跨越。在建设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改革开放为历史起点，贯穿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文化建设不断攀上新台阶、进入新境界。境界的高度体现觉悟的程度，开辟新境界需要新思想的引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和重大结论，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解决实践深入发展中的新问题相结合，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适应时代进步的新要求，在创新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推动文化发展的前进步伐，“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5]“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总是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6]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新时代要求提出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开创文化建设新局，党和人民的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文化自觉进一步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也是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新时代新征程建成文化强国的思想指南 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逐渐确立。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建议，要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7]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其中一个重大发展是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时间表。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202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成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9]这个战略目标的锁定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十五年阶段性安排相契合，以明确的时间表把建成文化强国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图之中，意义十分重大。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任何思想和目标的提出都具有历史性，推动文化繁荣的战略思想和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鸦片战争后，民族蒙难的耻辱使中国人民形成强国的诉求，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先后提出的军事强国、工商强国、实业强国、教育强国甚至体育强国的口号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却没有提出过文化强国的思想。虽然近代以来也有些知识分子进行过文化讨论以寻找国家的发展出路，但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虽然始终重视文化建设，但长时期里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但没有包括文化现代化，说明文化对强国的意义受到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升华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国际上有学者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提出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大幅增长对文化建设提出要求，形成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的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提出的新时代文化使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当今中国不仅摆脱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困境，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令人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能力，而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旨在把中国人民蕴藏的创造精神财富的巨大能力展示于世界。中国是文化大国，但大国和强国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大”以数量、范围、构造为表征，而“强”则以质量、程度、水平为特征。大国未必就是强国，小国也有可能成为强国。与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要进入文化强国的行列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还不够匹配的现实，影响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让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强大起来，是时代赋予文化建设的新使命。如果说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侧重于经济发展的话，那么，新时代必须把文化繁荣纳入对这个硬道理的理解，把提高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与提升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相统一，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总方针、总遵循、总要求”。[10]这是中国共产党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成文化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纲要》从12个方面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为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提供了权威性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两个结合”、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丰富的思想和原创的论断成为建成文化强国的实践遵循，必须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全面贯彻执行。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强国建设，最重要的是坚定文化自信。强国建设是当今中国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战略之举。然而，理想还只是憧憬，实现理想尚需付出努力。必须认识到，在要不要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上，人们容易达成思想共识，但对能不能建成文化强国的问题，需要排除思想障碍和畏难情绪。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把发展软实力落实到各项指标上，形成实实在在的、显性的成果，而有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则是关键。从历史看，中华文明的近代落伍严重挫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激烈变革的阵痛，文化自信、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损伤”。[11]西方工业革命孕育诞生的文明颠覆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一批又一批先进中国人的选择。这本身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取新舍旧、非此即彼的机械思维也产生了忽略中华文化和否定中华文明价值的弊端，一些人甚至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时，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长期掌握着文化话语权，渲染“西方中心主义”和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排斥打压其他文明，唱西方文明统领世界的“独角戏”。毋庸讳言，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必然导致文明蒙尘的结果，经济凋敝和社会衰败必然造成中国文化的长期落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懈奋斗的过程，也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重拾信心、增强自信、发奋自强的过程。锚定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的文化自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竖立了新的坐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思想是其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3]“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14]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发展之基、兴旺之源、希望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五千多年文明传承的文化自信使党和人民对走自己的路充满底气。唯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树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以坚定文化自信走好新时代的强国之路，以建成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而不懈奋斗。 三、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文化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16]中华文化曾经的辉煌奠定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近代中国的衰败落后使中华文明陷入星月黯然的困顿处境，中华文化经历了被边缘化的灰暗时期。然而，从未断裂和终止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文脉在艰辛守护中赓续，在不懈探索中巩固，为再创中华文化的辉煌、重焕中华文明的荣光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为中华文化走向新辉煌作出注解。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重要任务，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责任担当。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责任担当，建立在党中央对文化价值功能的认识升华基础上。文化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深刻论述。第一，文化是民族的根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丢掉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7]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8]第二，文化是民族强大的力量支撑。“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19]“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20]第三，文化是民族进步的标识。“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21]文化发展水平体现了民族进步程度。第四，文化是中国特色的关键。“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22]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化提供了广阔的沃土。第五，文化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情感所系，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诠释了文化事关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现实担当和前途命运，强化了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使命意识。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责任担当，建立在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重大课题的深刻把握基础上。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两个新课题：一是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二是如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新课题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和文明更新、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新内涵，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将围绕这些新内涵而展开。这两个新课题包含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文明复兴不是文明形态的复古，文明更新不是文明发展的隔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文明建设的重起炉灶。民族复兴要求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助力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和文明更新中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两个新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就蕴含着以赓续中华文脉、继承文化传统为基础，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和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了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的实践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交出回答这两个新课题的出色答卷。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责任担当，建立在党中央对文化建设重大任务的明确规定基础上。党中央擘画的文化建设蓝图，需要通过各项任务的扎实完成来实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需要我们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绩。历史变迁呈现的规律表明，中华民族的强弱与文化兴衰有直接关系；现实发展的进路表明，中华民族的兴盛必须走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23]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意识担负起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对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规定了各领域的改革任务。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方面，作出重点部署，明确任务书。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做什么、怎样做”，[24]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 历史的前进犹如一场接力赛跑，接好前一棒才能跑好后一棒，前人跑出的成绩为后人创造更好的成绩奠定基础。历史的赛场上总是风云莫测，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原来的领先者可能会落后，原来的落后者可能超越。在“两个大局”深度演化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在世界思想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必须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取得的文化建设成就，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化建设取得的突破性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了充足的底气。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再创新辉煌的文化旗帜，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强大武器，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有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起来的磅礴力量，我们一定能够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四、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文化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25]中华民族始终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性态度和科学精神，才使中华文明在助力中国发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世界的发展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推动世界历史的不断前进。这个道理决定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必须把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谋划。《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在文化建设上的体现就是“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26]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审视文化建设问题，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中发挥精神主动，立志以引领文化潮流践行大国责任。 人类社会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文明进步时常会出现反复与曲折。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如此，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这样。世界进入近代历史以来，西方文明占据优势地位，并深刻影响了世界，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暴露出的各种社会和制度的弊端，使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被打上了问号，世界各国治理面临的共同性难题呼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27]何去何从的选择形成了文化之问：世界各国应该以怎样的文化态度来形成合力，应该以什么样的文明观来祛除偏见，从而共同解决好人类文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离不开文化文明的力量”，[28]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世界才会和谐，人类才有希望。 习近平文化思想关切世界前途命运，提出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深刻回答了如何认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具有怎样的价值功能、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应遵循什么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指明了人类社会新的合作前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有力驳斥了“文明冲突论”、“文明对抗论”、“文明优越论”等观点，向世界发出了寻求和平与发展之路的文化强音。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客观事实，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29]承认文明多样性蕴含三个道理：其一，世界各国、各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具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其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三，文明多样性发展要求平等对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自古以来，文化存在差异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有差异才形成多样性发展的事实，用文化差异否定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甚至以文化差异为由用自己的文明排斥、打击其他文明，“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30]“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31]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创造了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文化景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的价值功能，强调文明是文化交流的基础，不是挑起国家和民族对立的借口；文明是促进世界和谐的桥梁，不是制造分裂的手段；文明是各国和各民族交往的使者，不是隔断关系的鸿沟。“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32]“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33]各国各民族历史条件、文化传统不同，文明发展道路和模式不一样，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的价值功能决定了文化的包容性，要坚持以宽广的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文明必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进步。从古到今，人类文明经历了多次更替性的变化，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当今世界的信息文明和数字文明，历史前进的轨迹呈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图谱。这些带有历史痕迹和现实印记的文明，一方面留下了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呈现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发展规律。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建立在前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之上，世界上不存在隔断历史的文化创新。各国各民族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文明发展的样式，因此不同的文明各有所长，没有优劣之分，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明智选择。人类文明发展难免会遭遇各种因素的干扰，但“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什么逆流，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34]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遵循。自我封闭的文明难以发展，孤芳自赏的文明终将遭人唾弃。文明以交流孕育融合，以融合推动进步，以进步彰显力量。促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文明互鉴，才能促进国际合作、民心相通、世界和谐。“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35]任何阻碍文明交流互鉴的言行举止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设置文明交流互鉴壁垒的方针政策都是徒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文明创新成果作支撑，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人心所向，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需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突出特性，这个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36]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世界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大历史观论述文明发展问题，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既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又为中华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提供了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发出的呼吁，奏响了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强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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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在提升其话语地位与构建话语共识中不断定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立意高远、内容深邃，其话语叙事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三重表征样态，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方法论自觉。通过形塑话语共识、打造话语符号和拓展话语空间，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内话语走向和国际舆论，还充分满足了当前现实发展与理论创新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叙事表征，现实建构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话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动态秩序中不断衍化、重塑，进而生成隐含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特定话语意义体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放在全局规划的重要位置，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逐渐形成了意蕴深厚、系统完备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子集项”，其建构与完善既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社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同力，又有利于更加清晰、全面地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新图景。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多维境态、叙事表征和现实建构，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多维境态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作为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话语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关文化建设理论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的最新叙事，集中反映了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一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应对国际话语竞争和文明博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所需。
（一）理论之维：顺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创新的内在诉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叙事，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应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主导下的文化叙事体系，它既不是无边界无对象的纯粹想象，也不是机械的、脱离实际的话语表达。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发展现代化的更优方案，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科学建构。在承继、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主体性、实践性和世界性等层面出发，实现了对自身话语体系的科学塑造和型构。一是主体性叙事。与西方语境下将个人、自我视为“道德世界的中心和源泉的主体性叙事不同，马克思强调人民作为文化主体的作用。他认为希腊艺术的素材乃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从而肯定了人民在文化创造中的重要力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主体性展开更为深刻的诠释。面对“文化在整个发展格局中的价值排序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主体性叙事由“域内”延伸至“域外”，强调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和民族进步发展的内聚动力，更是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必然选择。文化主体性叙事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主体动力、价值原则，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二是实践性叙事。与西方叙事中“人把他的意志体现于物内”的物化逻辑不同，马克思强调要从实践的角度，即“人的活动”中去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甚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实践能力的水平。恩格斯亦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出的一切成果，二者互涵互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正是在实践性叙事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文化实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论断新观点，从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叙事的空间领域。三是世界性叙事。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展“迫使”那些非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落后的民族在文明形态上发生变革和解体，从而打破了不同文明间的壁垒，推动了局部、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全球文明也从“交往”转向“普遍交往”，这不仅实现了全球化的物质生产，也加速了世界性的精神生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在世界性叙事的引领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并在深刻把握世界文明普遍交往趋向中，不断型构自身的总体逻辑。
（二）文化之维：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客观要求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与世界文化激荡中逐渐积淀形成了特点鲜明、意蕴深厚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既面临在当代的激活与承继，又面临着一些现代化转换的困境。面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的时代性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本，以推进“两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蓝本，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新，激活其历史穿透力和表达活力。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表达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资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重要的语料库，赋予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独特的文化底蕴。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中，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俗文谚语来表达其执政主张和文化理念。比如，明代读物《古今贤文》中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被用来论证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晋代《文赋》中的“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被用来强调新时代文化创作的推陈出新精神，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中的“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被用来阐释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性，等等。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灵活化用，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话语生命力，彰显了其鲜明的语言风格和厚重的文化功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突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中所遇到的诸多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交织，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元问题域。要在这种元问题域中寻求突破口，既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的话语对立，协调文化话语传承中的延续性与同一性问题，又需要超越中国文化话语与西方理论叙事的对立，促进时代元素在文化代际链中的生产与表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深刻诠释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涵义和现代化表达，不断推动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此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还开辟了“第二个结合”的新话语空间，以面向中国问题为核心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深度会通。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中，不断实现其自身的体系建构，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三）时代之维：回应话语权竞争与当代文明间博弈的现实需求
从文明论范畴来看，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掌握话语权，能否构建自身特色话语体系，往往取决于其所代表的文化和文明是否具有应对国际话语竞争与文明博弈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正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舞台。中国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及作出的文明贡献不断冲击着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为了继续保持对国际舆论和文明秩序的掌控，通过“文化殖民”的方式，“重新塑造‘他者’的偏好标准和制度议程，用其文化逻辑去替代‘他者’文化逻辑，将‘他者’文化导入自身的话语轨道”。具体来讲，他们一边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媒体优势，多维度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主张，凸显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不可超越性；一边将中国主流文化放在西方根据自身经验和意识形态需求所建构的分析工具和想象框架中，对其进行歪曲化、片面式的解读和诠释，“中国新殖民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意识形态回避论”等言论甚嚣尘上，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前处于“挨骂”“被描述”的境地，价值主张和文明理念难以得到全面、立体的真实呈现。这对我国文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构成挑战，迫切需要我们打破“西方中心”的逻辑陷阱，树立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提高中国话语的解释力、表达力，进而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将文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抵制西方文化话语的消解和侵蚀，创造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和话语范式。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讲道，要“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亦指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彰显和传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时代表达。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为了满足回应形形色色西方文明观挑战的现实需求，也是为了凸显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当前乃至未来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国际价值。
（四）方法之维：锚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应然化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动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议题。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应对和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问题。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对“高品质的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增长。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更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当前，我国经济仍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领域面临着许多难以突破的问题，如大众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增长缓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话语对接困难、文化实践发展与相应的文化话语建构不够匹配等等。话语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密码”。要持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破解既有的文化话语难题，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话语自信，就必须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使之既能顺应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和发展要求，又能充分阐释当前我国文化实践和发展道路，以全面准确的话语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机、新兴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故事。从问题导向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为什么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怎样的文化强国、如何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问题。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四个重要”的出台，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强国建设作为“新的文化使命”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他围绕着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从体系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建构不仅在学理层面系统科学地回应了文化强国建设所面临的历史性和时代性课题，而且围绕着文化强国建设的原则、策略、意义、目标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阐释。它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将文化建设与其他诸如经济、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等统筹起来，从而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有利的经济条件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总之，在“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下，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叙事表征
叙事作为一种认知框架，主要通过语言性、研究性秩序图式来呈现、阐发对象的逻辑表征与存在状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最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立意高远、内容深邃，其叙事贯穿着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三重内在表征，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方法论回应。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也是对党领导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凝练。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建构，既要在理论层面深度诠释其核心范畴与创新命题，也要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揭示和总结其现实遵循、发展规律及基本策略。与那些绝对化、抽象化的西方经院式文化叙事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的辩证叙事表征，在理论叙事中引入实践叙事，以实践叙事支撑理论叙事的科学性建构，以理论叙事规约实践叙事的合理性边界，形成了原则与方法、本质与现象的叙事张力。这不仅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征，也为其话语建构提供了科学的知识框架和叙事方式。
理论性叙事强调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创新性、文化建设发展的时代性维度来提炼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观点，因而呈现为学理化、系统化的话语样态，蕴含丰富深刻的文化意旨。一方面，概念范畴是理论性叙事的立论基础，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的基本元素。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基于文化发展现实，提出了一系列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例如“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文化生命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等。这些概念范畴并不局限于对文化建设的经验概括和事实描述，而是在对新时代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机理、社会机理准确把握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实现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高度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以一系列概念范畴为支撑，通过明晰不同文化概念彼此间的逻辑关联，逐步实现文化建设领域的知识再现和话语升华，从而厘定自身话语体系建构的真理性和规范性边界。另一方面，文化创新理念和观点是理论性叙事的内容呈现，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的重要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中所包含的一系列论断、观点与理念，不仅有对文化事业的统筹规划，还有对文化思维、文化规律和本质的深刻认知。如为应对传承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的内在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原创性表达顺势而出，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基于对文化产业的充分关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事业与产业“共同繁荣”论，提出既要以文化事业教育人民、汇聚共识，也要以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创见使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性叙事更具引领力、说服力和洞察力，同时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关键且有力的支撑。
话语因理论而拥有灵魂，因实践而获得生命。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强调理论性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实践性叙事的展开，这使得其话语叙事既有深度，又有力度。具体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实践性叙事涉及对文化事业的战略部署、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文化工作的具体落实等内容。就文化事业的战略部署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实现了对文化发展定位的叙事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前，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辅助性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为政治稳定、经济进步提供支撑，地位往往次于政治和经济建设，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资本化”倾向。新时代以来，文化事业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被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文化建设成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强国目标则成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关键支点。围绕着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立足不同节点、不同角度对其展开概括和总结。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九个坚持”，内容涉及文化自信、“两个巩固”、文艺创作等多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近平对文化领域的实践及经验进行总结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这被总结为“十四个强调”。同年10月，习近平再次提出“七个着力”，强调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根本要求。这些话语表达的依次出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叙事的实践序列，反映了其对文化现实及规律的基本把握。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叙事还涉及文化工作的具体落实层面，如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作导向、文明协调发展、核心价值观工程等等。这几个层面各有侧重、彼此相异，但叙事内容上互为关联，共同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实践性叙事理路。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辩证叙事体系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在理路和构建方式更加清晰，不仅凝练了新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遵循和策略。
（二）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
作为新时代我国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一方面对当前文化虚无主义的种种论调进行批判，对原有理论体系中思想文化内容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其作用与功效，形成了批判性话语叙事；另一方面，则在既有文化理论基础上，对一些重要主张或思想观点展开再诠释或显性化阐释，并对该领域的叙事体系进行整合与重构，提出许多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新观点新表达，形成了建构性话语叙事。两种叙事方式相互耦合、互为补益，不断优化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话语表达，实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容供给和科学建构。
批判性叙事主要是从反向维度折射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在意涵和时代图景。一段时间来，蔓延成势的文化虚无主义试图以污名化、低俗化的解读，逐渐消解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致使文化西化论、劣质论、等级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扰乱了多元开放的思想文化空间。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叙事对这些错误言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批驳。一是破除那些散布华夏民族劣等论、中华文化无根论，极力造成中国道德失序、文化失意、价值失落等的妄想。习近平强调，我们既应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要注重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促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不断续写中华文脉的时代新篇章。二是批判那些假借文化反思、沟通之名，实则宣扬推崇“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甚至轻视和摒弃传统文化等言论。习近平强调，如果热衷于“‘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精神命脉”“文化根基”，乃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以批判文化虚无主义为叙事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回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诠释了中华文化对当前建设事业的理论意义，指明了中华文化助益于未来发展的现实路向。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还将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贯穿于对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总体思考和阐述当中，强调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离不开主体的高度自觉和文化创造，“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通过否定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自我的消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跳出了西方文化霸权宰制下的他者叙事，明确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在强化中国文化主体叙事的基础上，寻求中华文化的独立体系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的充分融合，以实现新的文明创造。由此，批判性叙事既革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因果链条和逻辑理路。
建构性叙事主要从正向维度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结构样态与价值指向。理解并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除了从时代特质、内在思维等方面着手外，更需深入探索其在叙事结构、价值维度上的创新。从叙事结构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在拓展原有叙事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理论展开时代化、显性化诠释，对该领域的叙事体系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创新性建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两个结合”的提出。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被遮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事体系中，并未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炼。习近平在2021年庆祝党成立百年的大会上，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并在次年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此展开深入阐释。这一命题的明确，使得以往理论与实践的“二维叙事”转向理论与实践、文化的“三维叙事”，叙事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新的增长点，有力促进了我国文化理论创新、文化自信提升；从价值维度来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中多次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极富永恒魅力的思想与观念。如2014年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中总结了至今仍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七个传统文化理念；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十个重要元素。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还从价值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了“两创”与“高度契合性”两方面的话语叙事。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存在应然性契合，是一种正向维度的价值判断。由此，在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辩证叙事体系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内在规定和现实样态得以呈现，既引导当前文化发展趋势，也指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方向。
（三）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指南，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文化动力。要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国内外双重场域中的科学认知与合理推介，既要在整体性维度使其与国际接轨，塑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明叙事，又要在具体性维度使其与时代同步、与现代化实践对接，展开“走自己的路”话语建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呈现着整体性与具体性的叙事表征，一方面，它突破了近代以来资本话语主导下西方文明观的历史困境，重思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提出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理念新范式；另一方面，它将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置于本土问题语境中进行深度考量，明确中华文化发展的新使命，推动传统文明的赋活新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重要的文化基因与话语基石。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之所以注重对整体性叙事的把握，原因在于这种叙事跨越时空的限制而坚守对宏观秩序、规则和范式的追寻，是一种典型的元文化叙事。它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民族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建构，是生成共识性、合法性与推广性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诸多方面彰显着对整体性叙事的遵循。从话语建构的文明取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主张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习近平指出，“世界是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文明都无法完全与外界隔绝而孤立自存，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交融碰撞，不仅有助于展现、确证和传承各自的文明特质，也通过认识和学习其他文明而促进文明创新。交流互鉴理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对文明发展样态和文明交往范式的宏大构想与全球构建，凸显了整体性叙事的话语本色。从话语建构的价值表达来看，作为一种深度嵌入共识的符号系统，这一思想的话语超越了西方文化价值秩序的虚假性与非正义性，从人类实践过程中精准提炼和总结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共识转化为话语优势，不仅满足了各国对“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的现实要求，也为推动各国人民在追求共同愿景基础上相互尊重包容提供了基本遵循。从话语建构的逻辑意旨来看，在人类文明面对严重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力图科学应对“文明冲突”，推动全球文明走出封闭隔阂的“十字路口”，塑造合作共赢与交流交融的国际文化语境。这种整体性的政治言说方式，蕴含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在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中的权威化、真实化与合法化的本质性特征，为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实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
与整体性关照的宏大叙事相比，具体性叙事更多地从微观、局部入手构建与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强调“中国化”的对象规定、“现代化”的知识赋能和“具体化”的叙事方略。从话语叙事的对象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展开了以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的民族化叙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通过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承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不仅打破了中华民族在时空上的界限和心理上的隔阂，筑牢了承继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根基和价值同构，还建立起中华民族在文化建设上的情感共识，形成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性确证，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凝聚力量。从话语叙事的资源来看，新时代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应对多元思潮的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具体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提供了现实资源和实证支撑，使其不仅满足了话语叙事具象化的要求，还回应了实践个体对话语的微观诉求，从而提升了话语的认同度。从话语叙事的策略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具体性叙事克服了宏大叙事中的抽象化、理论化倾向，注重话语构建和传播的大众化、区域化和全球化，从而打破了思想理论与民众、国际社会间的藩篱，实现话语叙事与现实的有效对接。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之所以能够解决好用“中国文化之道”应对“挨骂”困境、塑造中华民族“全球形象”等问题，与其宏微兼备、中外互通的叙事策略密不可分。正是基于整体性与具体性互相建构的叙事表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感召力得以不断提升。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现实建构
“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需以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境态与叙事表征为基础，进一步探索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不仅系统阐明了核心要义及深刻内涵，也详细解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和具体规划。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期的多重形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通过形塑话语共识、打造话语符号和拓展话语空间，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内话语走向和国际舆论，还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切实提高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引领力、阐释力和传播力。
（一）把握文化自信话语主线，形塑新时代的使命意识和话语共识
习近平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主线。作为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的时代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深入阐释和应答文化强国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部署规划和使命担当，凝聚了最为广泛的价值共识和话语共识。顺着文化自信这一话语主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由深层向外层的理论表达和意义整合。这一方面体现在践行使命意志、培育时代新人的话语认知突破上。在“两个大局”下，习近平从当前的文化现实出发，提出“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强调我国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为使命任务，文化育人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育人的过程中，文化的化育之力并不局限于为个体带来创新能力、实践精神的提升，而是积聚为社会群体的文化内能，构成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动因。同时文化内能的外在转化，造就了个体的文化创造能力，推动了文化自信的正向增长，从而构建了践行文化使命的主观意志和实践条件。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将文化自信与文化育人的期待相互联系，从而在回应时代发展趋势、凸显文化使命中实现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在强化“第二个结合”，构建“新倡议”的话语共识塑造上。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核心表达，“第二个结合”话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机理，反映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为进一步把握时代动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元素，拓宽“结合”话语生长点，还积极融入人民群众的文化智慧，提升大众对“第二个结合”的话语认同，擢升“结合”话语覆盖力和影响力。此外，面对多元复杂的国内外文化环境，习近平还从文明视阈出发，阐释了新时代语境下的社会文化现象，提出了“新坐标”“新倡议”等新的话语表述，并由此构建了反映中国思维方式、理解结构和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为指引当代文明实践、凝聚人心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立足融合创新话语高地，打造新时代的文化符号和叙事体系
所谓符号，绝非抽象、空洞的存在物，而是对其所承载的思想理论意涵的真实表达。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符号，并成为该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和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融合创新的高度上，通过符号选择和话语表达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习近平认为，文化符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民族和价值意蕴，“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既是文化传承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国文化叙事体系的重要基础。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进行话语体系建构时，尤为注重打造彰显新时代文化特色的话语符号。一是打造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内容的话语符号。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传承和发展，它包括了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凝心聚力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人民至上的文化创作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创性内容。对这些核心内容的话语释义和符号凝练，是支撑起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建立起勾连文化建设规律与大众对文化发展期待的符号表征，用以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象征性形态”，还为不同理解水平下的民众造就了一个符号共享环境，使其准确认知话语符号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二是打造与当下文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话语符号。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进行符号选择和体系建构时，往往与当下的文化现实联系起来，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高质量文化供给等具体议题展开。这样不仅能够讲清楚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具体规定，也有助于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实践方略。当然，语符背后隐含着“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和机制”，因此文化符号和叙事体系的打造，既要考虑文化实践过程中的符号建构，也要注重思想理论本身的符号创新要求。三是打造为大众所熟知的，有“共同意义空间”的话语符号。符号之所以区别于“记号”，就在于它能够协同群体内部的认知、情感和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不仅打造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语符号，更促进了这些符号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同，实现了话语内部的深度协同，从而制造出更为广泛的话语认同和价值认同，最大程度地提升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当然，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间的多重张力之下，打造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叙事框架并非易事。面对文化软实力较量和话语权竞争的复杂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注重将其蕴含的理论自觉、历史传承与中国本位意识，融入形象具体的文化符号之中，转化为真实可靠的文化叙事，为实现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赋新和丰富助力。可见，坚定不移地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不仅有助于形成更为广泛的文化辐射圈，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塑造共识、凝聚人心的功能属性，还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提供生动注解，对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以及文化强国建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塑造世界文明话语格局，拓展新时代的话语空间和传播版图
“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必然要考虑到传播实践的维度，即如何拓展话语空间的问题。话语空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中影响力与实力的具体呈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的空间被不断挤压，话语局限性不断显现，这使得资本主义文明话语“一家独大”的垄断秩序被打破，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文明话语格局也随之发生变革。新时代以来，围绕着文化建设与文明新形态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提出了“多向度、全方位的科学指导理念”，并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为展现中华文明的话语价值，拓展其话语传播空间发挥着关键性的引领作用。从国内与国际的话语空间来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内与国际舆论互相影响持续加深，如何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成为新时代话语体系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从“中国—西方”“中华—世界”多重空间维度上选择话语传播的策略，运用政治传播与情感沟通的平衡来调整话语结构，构建出良好的话语传播范式。对于国内受众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注重以解读、教化与指导为主，并辅以情感沟通来促进思想交流，避免矛盾冲突，实现了国内话语空间的相知相通；对于国外受众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旨在告知、讲明和解释，这种传播成效虽受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大打折扣，但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增加了社会情感沟通的部分，从而扩大了对话语“共同的意义空间”建构。从网络与现实的话语空间来看，伴随着各种信息共享与话语交流平台的不断出现，网络话语空间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站在网络时代和融媒介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在深入了解网络舆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仅从“叙、事、理”三个层面构建线上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完整逻辑，还通过系统规划、全面推进线上传播工作的具体策略与方法路径，从而打破了网络空间的话语隔阂和文化壁垒，为自身的传播逻辑增添共识性、可理解性元素，增强了在网络话语空间的主导权、解释权。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改变了以往的文明话语格局，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影响力、引领力，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和构建更好的国际文化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