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青年处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关键期，成长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重要节点上，他们感受意义的方式、对待传统意义体系的态度、获得意义的路径等均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极具代际特征的意义需求偏好。概言之，现代化进程中世俗化生活世界的凸显，催生了青年对具体性意义与“微叙事”的偏好；社会呈现的视觉化走向，加剧了青年对意义的形式和技术偏好；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促使青年不断走向对既有意义的解构；作为现代社会的原住民，当代青年表现出对意义突变与创新的积极追求。要客观全面辨识这些转向产生的逻辑及其多重影响，在承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兼具批判与建构功能的价值引领，更好地激发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青年；意义需求

对意义的追寻是人区别于物的存在方式，“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生活，总要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意义源于“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为具体的历史内容”。在不同时代与社会条件下，人们理解、体验、把握自身与世界的视角、形式、符号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意义系统也因此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当代青年处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关键期，现代化给精神文化领域带来的变革是极为深刻的，包括既有价值的瓦解、特有价值的确立、多元价值的相互交织，等等。作为成长于深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代，当代青年理解世界与自身社会的方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这必然带来青年“意义”系统的更新迭代，在面对“如何创造意义、在何处寻求意义”这样一些问题时，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思考。从总体上来说，当代青年意义系统的转向与现代化的内在价值具有同构性，即现代化对事物内容世俗性、事物形式外在性、事物空间秩序重构性、事物时间变化持续性的强调，催生了青年对于意义需求的具体化、技术化、解构化、创新化偏好。本文将从现代化持续推进与社会深度转型这一结构性背景出发，聚焦青年意义需求领域的新倾向，阐释其内在合理性，反思其产生的复杂影响，进而为把握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并进行有效引领提供有益借鉴。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推进，人们在精神生活中面临到的一个根本问题便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总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普遍性意义基于人们对历史变革的必然性、连续性、规律性、目的性的承认。然而，随着现代化带来的多重影响日益显现，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等系列社会转型的发生，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重新审视普遍性意义的趋势，那种由启蒙运动所开创的普遍性不断受到来自哲学家的反思甚至批判。例如，尼采以来很多思想家都对普遍性、总体性叙事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普遍性、总体性叙事在表达人的超越性、特殊性、丰富个性、感性等方面陷入了困境，对普遍性意义的坚守必然导致人的存在危机；那种试图将世界的规范和人的活动意义限定在一个原则上的做法，都是不真实的先验做法，并且这一原则越宏大、越完备，越会导致内容和意义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社会大众对意义世界的关注与追求同样经历了从普遍到特殊、从宏观到微观变迁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的任务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中国处在现代性尚未全面发育的传统社会，此时的家庭、家族、单位等集体组织机构往往具有高出于个体之上的价值优先性，个人则处在一种被抽象的、普遍性的意义统摄的状况之下，为集体事业增砖添瓦成为个体的意义所在。正如有学者所言，“步入近代以来，构成文化叙述主体的与其说是个人，毋宁说是国家和民族，国家与普遍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宏大叙事中，个人总是世界观、历史观与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他也只能从世界—历史—时代中为自己定位”。此时个人只有在宏大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寻求到自身的意义归属，也即是说，在彼时的意义系统中，普遍性居于特殊性之上。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市民意识开始增强，大众对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的追求成为主流，并开始正视物质需求、现实利益、个人欲望等更具“世俗”特征的领域。慢慢地，个人不再是被集体淹没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成为不可化约的独立存在。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愈益强烈，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之类民生事宜方面的具体需求与日俱增，消费方式从大众化迈向个性化，消费需求从满足生存转向享受生活。那些曾经被传统或宏大叙事式所鄙夷的东西，诸如娱乐、购物、美妆、节庆、旅游等活动，日渐受到重视。正如本·海默尔所指出的：“在日常之中奥妙不测的是，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变成了某种迥异于（超出于）官僚主义和商品化的文化所能允许的东西。”随着“生活态”日益上升为中国大众的主流生存样态，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具体性、主观性、感性化特征开始影响人们的价值标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真实的、举足轻重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化约性，个人也不再是建立在集体原则之上的抽象存在物，每个社会成员都值得保有面向生活世界的美好理想，大众开始尝试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寻求自身的意义归属，以此确证生命的价值所在。

“00后”青年作为“世俗化的一代”，从小就受到商品社会和生活意识的高度熏陶，他们获得意义的载体和表达意义的路径自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基于个人微观视角的价值判断和意义需求在青年群体中开始流行。其一，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将意义和价值附着在总体性、宏大叙事中，而是指向看似“支离破碎”的微观叙事。例如，他们经常在“朋友圈”晒美食美景，在抖音、快手上发布短视频，在小红书分享日常穿搭和美妆攻略，表现出对于各种生活细节和微叙事的意义偏好。他们热爱美食、旅行、穿搭等物质享受，喜欢在对个人日常生活、外在形象以及兴趣爱好的展现中获得愉悦的内心体验，在各种“微小”且“确定”的事物中体验幸福感。在这种感性化、碎片化、无法归类的形象呈现中，当代青年通过细腻的表达形式实现了差异化的个性彰显与身份建构。其二，当代青年非常善于通过具体形象来表征宏观意象，常常借由“微叙事”表达对于社会现象的思考与批判，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完成意义的指向与价值建构。例如，他们主张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使用“雪糕刺客”“躺平”“搬砖”等形象、生动的话语符号，来含蓄地表达自身对于平等、公正、自由等这样一些抽象价值的诉求。

从总体上来看，当代青年与其兄辈、父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精神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均指向人本身，个体的意义寓所由原先的政治性、社会性的公共空间转向了日趋隐秘化、私人化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转移本身具有极强的合理性。一方面，作为生活于现代性逐渐完善的一代，当代青年的个性意识较以往都更为突出，在他们的视域中个人的存在意义并不必然设定于集体或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而是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这种转移的发生也是意义趋向“物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物质交换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逐渐被人对于物的依赖性所替代。当代青年熟谙市场经济中价值“物化”这一底层逻辑，善于用“物”来表达“社会关系”，使“物”成为意义的标识，用“具体对象”类比“抽象意义”，进而使得意义的呈现方式变得多样且随意。除此之外，社会个体原子化程度的加深也加速了宏大叙事编织的意义之网的断裂，使当代青年能够逃离来自宏大叙事结构化框架的束缚，在传统意义之外来建构极具个性标志的人生意义。

总之，在意义层面对具体化与微叙事的偏好，可以被视作当代青年自我意识觉醒的表征，但其中亦存在着滑向价值相对主义以及公共意识萎缩的风险。因为微叙事具有碎片化特征，而当人们的关怀从公共领域转向被消费和娱乐侵蚀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理论思维也会逐渐从精神生活中撤退，导致个体在对具体而微观的、细枝末节的事物的追逐中远离对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反思，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与娱乐、严肃与戏谑、典雅与庸俗的界限日趋模糊，导致一切意义的劝说和价值的倡导受到嘲讽，理性、理想、责任、崇高等价值被视作“异端”。

同时，对微观叙事推崇的背后是对个别性与特殊性的神秘化，这种倾向使普遍性意义面临被遗弃的风险，其他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理论范畴诸如理性、真理、历史等也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纷纷走向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相对主义对社会的伤害在于，它以具体性、特殊性之名消解了社会认同形成的基础，解构乃至颠覆传统“国”和“家”等宏大形象，由此“引发享乐主义、自我意识、自恋感的盛行，理性、节制、道德价值的终结，引发社会心理的反叛与冷漠，造成社会的不协调感、破碎感、混乱感”。例如，在一些青年群体中，他们与“理想”“信仰”“主义”等理性化叙事渐行渐远，理想主义成为落伍的代名词，人性中的本能和物欲冲动的无序蔓延遮蔽了精神世界中的超越性维度，过早地沉醉于日常生活和身体的审美图景中，弱化了担当与使命意识，而这种精神状态无疑不符合党和国家对于“时代新人”的要求。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媒介、技术等在人们观察、感知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处理信息、呈现信息的方式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已经过渡到以“视觉表象化”为基础的世界，成为一个社会景观的王国。“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也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们面前成为了表征，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

在当前中国，在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加持之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汇集成图片群、影像群、奇观群，视觉形态作为表达输出的主要形式，视觉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言之，世界开始普遍视觉化：通过视觉机器对世界进行编码，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于一体，以最快捷的方式向大众提供颇具直观感和在场感的影像。今天，数字信息技术所塑造的“拟真”和“仿像”空间，日益成为凌驾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上的“超真实”空间，“影像”构成了现代人无法逃避的生存情境。这种感性主义的文化形态颇受青年群体的欢迎，他们迷恋于感观刺激强、信息包容度广、传播形式生动的图像化叙事，对外观消费与符号消费格外青睐，也因此常常被称为“读图一代”“短视频一代”“游戏一代”。

在社会呈现方式日益视觉化的当下，青年人找到了放置意义的新空间，他们获得意义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只要体验色彩斑斓的形式，不再深入事物的本质层面去揭示背后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形式本身而并非隐藏在后面的内容，构成了意义的来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当代青年对技术、仪式、形式等这样一些可观、可感、可触的事物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一方面，片段的景观叠映为现实本身，成为青年感受与世界、他人、自身关系的中介，在这种技术与形式所带来的共鸣中，青年们获得了欢腾的体验感，也疏解了现实中的意义贫困。例如，他们注重聚餐时“拍照”的仪式感，在自媒体平台分享前必先“P图”等，在这些行为中，“通过思想、情感、生活风格、语言表达和运用的艺术化，使生存变成一种不断逾越、创造和充满快感的审美享受过程”。形式本身成为了内容，交错相叠、色彩斑斓的形式世界成为青年们的意义寓所。

另一方面，当代青年群体尝试将互联网视为建构个体意义世界的重要场域，因为在数字化的世界中，要素之间的形式组合以及形式的随意变幻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组合。就如波德里亚所说：“‘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所有生物都来源于此；这就是符号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意指的终结：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或操作仿真。”因此，在现代信息技术如VR虚拟现实技术、ER拟真现实技术等的影响下，当代青年表现出对由信息技术创造的视觉景观的强烈追逐，如《三体》《银河帝国》等科幻小说，《星际穿越》《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以及《原神》《光遇》等二次元游戏都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同时，青年们对各类新媒体的技术手段和表意策略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越来越灵活。他们利用各种新媒体软件快速学习剪辑视频、制作攻略、运营公众号等技术，担任“种草”博主或者B站up主，在互联网上开辟自己掌控的意义空间。

总之，互联网、信息数字技术深度发展颠覆了形式和内容的传统关系，同时颠覆了现代社会中文化与意义生产的主次地位。在形式化的世界里，懂技术者得天下，青年们获得了数字信息技术赋权，借助各类信息技术可以创造出臻于完美的形式。相对于内容、逻辑和理性的世界，形式的世界更容易让青年们感受到自由和个性的实现，他们追逐意义的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们放弃了传统审美文化对于深度和内涵的执着，转向更具流动性、更轻松的表象和外观世界，将意义建立在由感性之物所堆积而成的“景观”中。由此一来，传统的意义生产路径发生了改变，只需要通过制造形式的差异化就可以完成意义的制造，传统权威被拉下意义生产的神龛，无需讨论深度和内在，只需要关注事物的表面形象和人们的实践行为本身。

实际上，对形式、技术等“次意义”系统的持续追逐，不过是青年用来抵消意义虚无感的一种路径。在现实的世界中，个体总是存在缺陷和无力感的，尤其对于在经济政治资本领域均处在劣势的青年来说，更是如此。当代青年处在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升学、就业、结婚等一系列重大人生课题，社会风险的叠加以及个体间能力的差距使得他们难以从传统的奋斗叙事中获得充足的情感体验与意义满足，甚至时常会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发展的不平衡等现象进一步加剧“意义贫困”感。但作为意义性存在，人又总是需要追逐意义的，因此，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意义替代品，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虚无化陷阱。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意义的丧失造成一系列理解的缺乏，这种缺乏让人们无法忍受，迫使他们尽快地去寻求新的意义，以免只剩下虚无感或空虚感。”

而借助各类信息技术，青年们可以创造出臻于完美的形式，不断交错相叠、色彩斑斓的形式世界很好地弥补了现实世界中的失控感，也消解了现实发展不如意所带来的区隔感、自卑感等消极情感。同时，通过对特定符号形式的追求和共同创作，散落在不同生活领域的青年个体找到了与自我达成共鸣的他者，在非物理的共在时空中实现了意义的共振，有效地降低了自身的孤寂感，获得了意义的慰藉。因此，当代青年对形式和技术的偏好，实质上是他们借助自身在网络社会与媒介社会中的独特优势，尝试在差异化的“次意义”系统中寻求归属感的行为，即通过对形式与技术创新的无止境追求，达到疏解意义困境、满足意义需求的目的。

然而，对技术与形式表征的过度关注，也有可能使得青年人被技术所奴役，沉溺于对景观的欣赏和纯粹的形式变化中，淡忘本真的意义世界，发生异化。诸如，对于技术与形式的过分追求容易被消费主义思潮所裹挟和利用，亦有可能造成青年的“伪精致”，使得对于意义的追逐异化为对时尚符号的盲目崇拜。实际上，很多哲学家早就意识到了技术理性的负面效应，提出技术发展逐渐背离了最初目的，成为独立的、不受人类控制的技术。例如，利奥塔曾指出，对于来自人类需要的需求，它并不做出回应。相反，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体的人类实体，似乎总是被发展的后果和影响所动摇，无论它是智力和精神的后果，还是它的物质后果。对此，我们需要保持警醒，倘若对技术与形式的关注走向唯形式主义，注定只能成为青年逃避现实与麻痹自我的出口，无法真正发挥意义对于人精神世界的支撑和给养作用。

作为一种意义性存在，个体往往在特定的意义系统内部寻求生命终极关怀与生活意义归属。在传统社会中，基于对“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和对“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的区分，人们将“固定不变”和“永恒”视作是终极的实在，即世俗世界的时间虽然是在变化的，但是在超验的世界中时间却具有持久性，而这种超时间性赋予某种信仰、宗教、道德、价值、意义以永恒性。个人在精神生活中则信奉着这种超越性的神圣价值，这一神圣价值或是以上帝、老天爷等人格神、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是诉诸于天命、良知等价值形态。总之，此时的意义是固化的，是不容变换、不容拆解，更加不容重构的，个人扮演着各种意义的接受者与实践者的角色。

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每个人不再有天生的、确定的、固定的身份位置，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每个人的社会处境时刻面临变化，一切事物和关系都处在流动与生成之中。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日趋纷杂，各种偶然和分裂状态屡见不鲜，不管是个体还是人类的发展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如此一来，“传统”对人来说变得不再重要，原本超越性世界的神圣性也被赶下神坛，传统意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逐渐走向式微，个体再也不能也不愿意从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寻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源头。“人与各种价值领域的关系（外在的和内在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的合理化和自觉提升”，导致了个别价值领域追求内在与合法之自足的自觉。

当代青年成长于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思想文化产品叠出、信息技术迭代、多元社会思潮涌现的新时代，对于传统、权威、基础等宏大叙事具有天然的疏离感，时常会有挣脱既有意义系统束缚的冲动，“拒绝（并积极地‘解构’）一切有权威的或在想象上永远不变的审美判断的标准”。当代青年对传统意义体系的解构，在各种青年话语和青年文化的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方面，他们跃居为文本的二度创作者，通过对经典文化、经典符号的挪用、拼贴与裁剪，拆解了既有的意义体系。例如，或是制作“杜甫很忙”“蒙娜丽莎的微笑”等恶搞图片，或者篡改《人世间》《父与子》等影视作品的经典情节等，这些“二度创作”均突破了原有符号中“能指－所指”的固定关系，实现了对既定意义的拆解。另一方面，他们还尝试通过对能指与所指的任意缝补来寻求新的意义，尤其偏好对“自发性行为”的意义挖掘。所谓“自发性行为”，是指那种自然的，无需规划的，努力、盘算、即刻的，无意识的行动，青年们通过赋予这些行为意义来表达自我情绪。例如，他们在水豚慵懒的日常行为中解读出了与世无争、松弛自在等含义，在北京地铁线的“上岸站”打卡中建构起了成功“上岸”的意象，等等。当代青年通过对自发性行为的重新释义和赋义，将自身关于学业、事业、亲情和爱情等现实领域的期望进行投射，并乐在其中。

在传统视域下，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经过长期训练、集体学习逐渐达成共识，二者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同构”关系。而显然青年们更加关注“能指”本身，在他们的话语生产过程中，符号原本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出现了断裂，能指以分裂、不确定、变化的形式游走于其中，充当着可以被随意利用和组合的材料。此时的他们如同亨利·詹金斯所说的“文本盗猎者”，“他们在属于别人的土地之间迁徙，就像游牧民族在并非自己写就的田野上一路盗猎过去，掠夺埃及的财富以获得自我的享用”。在文本盗猎的过程中，他们全然不顾原文本所具有的思想旨趣，为其注入自身希望获得的意义快感，使得原本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沦为空洞的能指。

这种对于传统意义体系的解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青年群体的文化抵抗姿态以及他们借此疏解自身“夹心层”困境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来自现实生活的失控感和受文化权力宰制的无力感。大部分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虽然在教育上获得一定的智力资源，但是由于暂未获得独立的经济能力，各种社会资本相对匮乏，他们在家庭、学校、工作等场所均缺乏话语权，尤其是“00后”不得不面对经济、社会领域矛盾聚集、风险叠加、红利下滑的风险与挑战，对于人生未来的发展充满迷茫，既渴求建构自身的意义系统，又渴望情绪宣泄的窗口。对当代青年来说，对既有意义系统的解构是其对抗社会不确定性带来的意义空场的“武器”，也是他们呈现自我创造性的工具。总之，当代青年不再仰望和顺从传统符号所具有的意义权威性，对于既有的话语体系一律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突破了“合理也就是有条理，就是说，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标准”的强理性，实现了对于形而上学传统中本质和基础的消解。他们通过解构这一行为消解了经典符号的正统性、现实生活的有序性、官方媒体的权威性以及传统审美的高雅性，又通过网络空间中此起彼伏的话语制造狂欢，享受着“意义生产者”脱离传统意义规训与束缚之后的欢愉。在对符号意义的重新诠释中，当代青年群体凸显了自身话语和文化的塑造力量，表达了自我的主体意志，彰显了自我的存在感，塑造出了多样化的价值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与愉悦感，也抵抗了现代社会中极易出现的虚无主义症候。

但另一方面，对传统意义的解构中亦蕴含着极端化的发展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出现“为了解构而解构、为了抵抗而抵抗”的片面行为；不仅如此，倘若在解构传统道德与理性的同时却未建立起新的合理秩序，极有可能产生全盘抛弃核心价值观的风险，个体也极有可能被裹挟进诸如“娱乐至死”等各种网络极化行为中，滑向相对主义的价值泥潭。事实上，当“开放性”被异化为一种“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之后，个体内心的孤单寂寞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此时的个体寻找到的可能并非寄托心灵的乌托邦，可能只是各种异化的符号幻觉，这些符号幻觉并不能成为个体可以依靠的“意义的寓所”，反倒可能沦为新的“意义荒原”，而意义的失落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例如，上述对于自发性行为的意义挖掘就表达了青年对于社会现实的消极抵抗，其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些犬儒主义心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如果任由犬儒主义杂草在青年群体精神世界中丛生，无疑会造成奋斗精神的丧失。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线性的、流逝的、历史性的时间意识成为现代性关于时间的基本认知框架。这种时间观是对前现代时间观的重构。传统的或曰古典的时间观强调时间的永恒性和循环性，尤其在中国漫长的经验型的农业社会中，与时间永恒性和循环性相关的认知结构在人们的思维中得到了传承与加强，由于社会的变化速度缓慢，人们在短时间内不会感到来自时间的冲击感。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的描述便表达了一种超越具体事物变化时态的、无穷连续的时态。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的流动性逐步解构了人们关于时间的永恒性和循环性观念，时间具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现在是暂时的、稍纵即逝的，过去是被现在超越的、落后的象征，未来则是对现在的超越，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因此，在现代性的时间观中，关于“进步”的理念与信念被逐步确立起来，人们相信现在胜过过去，未来比现在更美好，“变革”“创新”等也被看作与“发展”“进步”具有同向价值的概念。

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们逐渐确立关于进步理念的过程。相较于其父辈和兄辈，当代青年作为新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时间感是面向未来的。“原住民”与“移民”相对应，“00后”青年出生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出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日渐完善之时，出生于全球化成为共识并深入推进之时，出生于网络社会日臻成熟之时，可以看出，与“80后”相比，他们不是从前现代、欠发达的时空中迁徙到新时代的，相反他们一出生世界便已如此。因此，“过去”作为经验沉淀在他们认知结构中的占比很少，他们更容易与既有的传统做出决裂，他们根深蒂固地相信，事物的生机只存在于发展而非循环之中，他们喜欢在不断的变化甚至是事物的突变中寻求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当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强，对实现人生发展有着强烈渴望。”作为新时代的原住民，当代青年群体处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社会生活的空前变革带动其思想观念发生深刻转变，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且更具行动力，呈现出一种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精神状态。相较于“80后”对于传统的恪守，“00后”更多地朝着与传统社会惯习相悖的方向前进，表现出一种对于突变与创新的追求。他们大胆地对父辈秉持的价值观提出质疑，在生活中更是用新式流行语、小众的生活方式、大胆前卫的衣着品味、求新求异的叙事逻辑，建构独属于青年人的文化风格和意义世界。

尤其是在当前，青年一代在婚姻观、家庭观、职业观等领域都表现出对传统价值标准的突破，用以表达对现代社会经济理性、工具理性至上价值原则的反思与抗拒，也书写着当代青年所认同的“意义”的正确呈现方式。以职业观为例。一方面，对很多“00后”青年来说，工作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除了经济收入之外，他们更为注重工作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工作与个人价值观、兴趣的匹配度，对价值感和意义感等“发展型需求”的满足。这种更偏成长性、长远性、发展性、非物质性、价值性的就业倾向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择业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当代青年们也逐步倾向于多元、开放的择业理念和劳动观，在日新月异、需求多样的职业领域中开辟了更为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尤其伴随着中国经济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激发了众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相比其他代际，“00后”群体思维边界的拓展性更强，他们确立了弹性化和跨领域的职业理念，成为新时代游走于不同行业间的“斜杠青年”，将目光敏锐地锁定于某些方兴未艾的新兴技术与产业领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受访者进行的一项关于“00后”的调查显示，92.7%的受访“00后”对新职业有兴趣，其中37.4%的受访“00后”非常有兴趣。

作为成长于较为优渥物质条件中的一代，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充斥着以是否有用来衡量事物的工具价值取向，这种价值与效用的捆绑吞噬了价值的存在，否定了其他的价值，只留下了价值的效用维度，使得自在的意义不再可能，个体由此也跌入虚无主义境遇中。但是，“00后”青年在这场看似注定的现代性危机中并没有怯弱、顺从，他们不满足于用既定的价值尺度来裁量自己的人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00后”大学生却选择回到农村参与扶贫工作或者到边远地区从事志愿服务工作，这种看似“反常”的选择既是他们对于竞争激烈、压抑内卷的社会现实状况的回应，亦是超越传统、获取新的人生意义的尝试。在这种对于新鲜事物和新鲜价值的追寻中，他们避免了被所谓共同的、普遍的、量化的价值尺度所衡量，也切实体验到了对于生命的掌控感。总之，在对创新与突变的追求中，当代青年超越了既定规则、模式的束缚，在不一样的空间中实现个人价值，获得意义归属，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自我，塑造出别具一格的人生样态。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对创新与突变的偏好无疑有助于提升当代青年的主体性。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代青年对于“突变”的极度推崇中也蕴含着极端化的发展趋向，易引起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全盘否定。正如尼古拉·哈特曼在《伦理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价值一旦取得支配一个人的权力，就会倾向于自命为整个人类精神特质独一无二的“僭主”，这样一来，代价便是牺牲其他的价值，甚至包括那些并不与之针锋相对的价值。从消极影响来看，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对传统的蔑视，失去历史性把握世界的能力，“即历史感的消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整个当代社会体系逐渐开始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变化之中”，临患“历史遗忘症”。另一方面，当突变的价值受到过分推崇时，当为了求新立异而诉诸全面性的破坏，此时创新便从原初的目的沦为手段，却未必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例如，二战后美国青少年反正统运动中所谓的“嬉皮一代”“反正统一代”，通过标榜奇装异服、性解放等来建构自己群体的新式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提醒我们务必在充分重视对突变和创新的形式化和极端化推崇可能对青年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前文详细论述了当代青年在意义需求领域的四重偏好，而这些偏好实际上是当代青年对于“意义满足的主体是谁、意义的内容源自何处、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与权威话语中的价值体系”等问题的回答，是当代青年主体特征的鲜明体现。青年与现代化具有双向塑造、同向互促的内在逻辑，这些意义需求既是现代化转型深度塑造的结果，也切实影响着青年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具体行为取向，其中既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现代价值，也不免夹杂现代性的消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秉持谨慎、严肃的态度，对其意义需求做出客观、全面、辩证的分析和判断。一方面，要从青年的心理、情感和观念中读出青年之所需，回答青年“为何如此、何以如此”，做“青年友”，真正实现对青年的了解、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要坚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以更具解释力、包容力、吸引力的话语与青年达成价值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共振和价值引领。唯有如此，才能使青年工作与中国式现代化呈现良性互塑的发展路径，切实发挥青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中的使命责任。

首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把握青年意义需求转向背后的时代特质，厘清其形成原因，这是理解和尊重青年的基本前提。以往人们在面对青年时总是怀揣着一种深深的忧虑，将青年新鲜的话语与行为视为“越轨”“叛逆”或“失范”，对其进行“病理学”诊断和批判。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认识青年的问题上陷入了主观主义思维。

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作为观念层面的变化，当代青年人在意义需求领域产生的种种新倾向，是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塑造的产物。青年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内在性的，而非外在性的。国内著名青年问题研究专家廉思就曾指出，“青年”概念的生成和现代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为一种“意义或价值的共同体”的青年概念得以产生。青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剧中人”，被现代化所塑造，青年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测量现代化在精神向度上改变世界程度的计量表。在中国，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各种价值观念不断迭代且以复合体的方式杂糅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在这种结构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与之前的代际相比精神生活自然会发生根本性甚至是颠覆性变化。而精神生活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就体现在意义需求领域，因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人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

可见，当代青年意义需求的新变化具有极强的合理性，它们是与现代化深度推进过程中近年来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历史逻辑是高度吻合的。从现实层面来看，在快节奏、高度多变和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既有的价值观念不断被更新、被挑战，稳定的生活方式及其固有节奏不断被打乱，同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却在不断加强，理想与现实、本我与超我、自我与社会等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发敏感且复杂。从社会文化的影响来看，代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众的精神生活中相互叠加、碰撞、交锋，甚至发生冲突，这些冲突伴随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网络空间中又被极度放大。前文中所述青年意义需求的诸多新变化，不过是青年在面对“自我”与“时代”关系时的必然反应，构成了本我与超我等发生冲突时青年人的意义缓冲带和自我保护装置。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青年意义需求的合理性，承认这种合理性意味着对青年主体身份的承认，也意味着为青年的心理和情感提供了合理的释放途径。当代青年具有“被看见”“被理解”“被承认”“被尊重”的需要，他们非常渴望社会承认自身群体所奉行的价值选择。从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他们不喜欢为某种机械、单一的社会规则所规训，也不喜欢别人秉持二元对立的思维“自上而下”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于“被告诉”，他们则倾向于经过自己的探索所得到的意义和价值。面对青年的这一需求，青年工作尤其是思想工作要提升包容力。包容力意味着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主体的多元性、话语方式的互动性，意味着创设一个内容丰富、兼容性更强、更具弹性的意义空间，要站在更高的高度看到那些“越轨”行为背后的“合理性”。

其次，针对青年在意义需求领域的新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迎合，要做到科学分辨、精准施策，要善于发挥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引领功能。在熟谙当代青年意义需求内在逻辑与生成合理性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需求和观念是具有双重性的。正如前文所作的分析，有一些需求是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结果，对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但也有一些是青年对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极端化、消极化反映，会对其人生发展和道路选择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应该在客观承认的基础上作出辩证的剖析与研判，作到满足需求与引导需求的有机统一。

通俗来说，当代青年既需“被看见”，又需要“被释惑”“被引领”“被指导”。例如，在信息过载的社会中，青年人获取数据的能力超过获取真相的能力，碎片化观点的表达多于有深度的系统思考；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青年人日渐失去把握整体的总体化的认知能力，常常面对着“矛盾”的“真实”而陷入认知混乱和观念冲突中；青年人在“怎么都行”“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相对主义价值体系中，失去了判断和选择的标准而无所适从；很多青年人可以明确地感知到自己不喜欢什么，但也无法精确地描述自己喜欢什么，等等。面对快速变化和重建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青年人很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的心理紧张状态，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也更容易滑向感性化、个性化、娱乐化、消费化等后现代主义精神怀抱的重要原因，后现代主义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在很大程度是因为，青年人以此作为抵抗现代性危机及各种“精神适应不良”现象的武器。据此可见，当代青年们急需一种能在复杂现实社会中引发共鸣，能为其提供方法指导、价值引导、意义引领的高阶性洞见，这便对青年思想工作的引领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青年工作者要能够将青年们的认知从“常识、现象、部分”层面提升到“反思、本质、整体”层面，要对那些“似是而非”“熟知却不真知”的问题进行深入批判，进而用新的、完整的世界观引导青年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实现思想意识领域的革新。现实的社会运行机制非常复杂，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也并不是僵死的，要激发青年人的创造性，引领他们从“旁观者”的立场提升为“实践者”的立场，使其成为建设意义上的自觉主体。要帮助青年全面把握“个性”的内涵，引导青年科学地理解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站在历史性和总体性的高度思考人的自由问题，引导他们走出极端个人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主义与原子化倾向；要激活青年作为历史“剧作者”的身份，使其领悟“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道理，帮助青年学生实现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的有机链接，引领他们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功立业的新征程中实现更大的价值，探寻真正的个性。青年工作者要用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说理帮助青年确立总体性思维，克服他们思维中惯常的原子化、实证化、浅表化倾向，以极具启发性、先进性、多样性、包容性的理论观点为复杂社会生活中的青年提供意义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全面了解青年的意义需求、正确对待青年的意义需求，是成为青年“知心人”和“引路人”的前提条件。面对现代化转型期青年群体释放出来的意义需求信号，我们必须有所呼应。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思想意识无法从青年的常识认知中自发地成长出来，我们要坚持理解、尊重与批判、塑造相统一的原则，引领青年在复杂的社会存在中正确地理解自身、理解世界，在积极地变革自身与世界的实践中创造丰富的意义世界。

改革开放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键一招。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再次强调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深刻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要求和目标旨趣。改与变如影随形，革与新一母同胞。改意味着变，革意味着新，改革意味着用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就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2］既是综合性改革，则必须立足整体、把握重点、聚焦实效。简而言之，改革不是孤立行为，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那些关涉全局的重点领域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三个更加注重”，具有深刻的思想依据、政策依据、理论依据。从指导思想发展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拔锚起航，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改革领域的系统集成，注重改革步骤的重点聚焦，注重关键领域的改革实效。此后，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这一思路接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政策演变上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改革文件都强调“系统、重点、成效”三个关键词。从推进改革的理论指导上看，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系统观念、突出重点等。因此，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秉持的系统观点、重点把握等方法，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较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当前阶段的改革复杂性高、关联度大，亟需在原有经验基础上提炼新方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3］。尽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要清醒认识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有鉴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三个更加注重”科学方法论正当其时。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围绕“三个更加注重”理论意义、方法意义、哲学底蕴进行了初步探索。杨明伟认为，“三个更加注重”的要求，既体现了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又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是长期改革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深化了党对改革问题的理论认识［4］。王伟光认为，“三个更加注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的方式方法［5］。赖先进认为，“三个更加注重”既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及其方法论的系统总结，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方法论上的鲜明特征［6］。张连起认为，“三个更加注重”体现了“上”与“下”的呼应，“点”与“面”的协调，“变”与“稳”的平衡，“实”与“时”的统筹［7］。董振华提出在贯彻“三个更加注重”上，应做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践观点［8］。张占斌认为，“三个更加注重”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方法论［9］。既有研究突出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结构化阐释，强调了“每一个注重”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所在。但是，关于“三个更加注重”的整体研究、系统分析尚未充分展开。学界关于“三个更加注重”指向“三个更好相适应”的思想意蕴研究多为一笔带过，尚未出现专论。基于此，本研究从现实缘由、理论定位、思想指向、行动理路等维度探察“三个更加注重”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法论意蕴，以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学理支撑，助力构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

变革基因深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从商鞅变法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王安石变法到维新变法，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因变而强的追求、向变求强的努力。变是世界上的最大不变，强调更加系统集成是为了呼吁人民群众重视改革，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10］“三个更加注重”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改革实践进行的深刻凝练和系统表达，蕴含着沉甸甸的思想分量和理论含量。

（一）历史维度：用好改革经验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经验提炼。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11］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的改革影响后世，有的改革昙花一现，有的改革招致动乱，无论成败都提供了经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2］只有总结好历史经验，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断开辟改革新前景。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13］越是改革进行到这种程度，越要注重从历史实践中汲取经验。“三个更加注重”所蕴含的经验，对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具有重要启示。

“系统、重点、实效”三个关键词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三个更加注重”不断被用于实践的见证。以城乡改革为例，最先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城市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参照。农业具有基础性，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显然这一改革路径坚持了系统观念，实现了重点突破，最终取得了实效。以改革开放的步骤来看，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从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开放沿江、内陆和沿边地区，均体现了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改革开放趋势。

此外，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思想史角度也能够看出“三个更加注重”的内涵演变。邓小平强调改革必须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4］改革是全面的，就意味着改革必须遵循规律，坚持系统观念。江泽民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15］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始终坚持渐进性原则，改革成效才能不断突破，而这种渐进性就建立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广度增加，实践对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有鉴于此，胡锦涛要求：“我们要着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继续坚定不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推进各方面改革创新，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16］可见，注重系统集成、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求取实效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鲜活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更加注重”的重大论断，是对已有经验的系统提升，必须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加以理解。

（二）实践维度：应对重大风险考验的客观要求

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改革的环境充满复杂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改革不能超然于环境，必须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为条件，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改革就是为了规避复杂环境中的不利因素。邓小平曾深刻指出：“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14］160可见，改革也要创造良好的条件。

从国内来看，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一帆风顺，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17］这一论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思维。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只有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才能确保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顺利推进。“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锚定了到2035年要实现的改革目标。高在细致，成在落实。蓝图已经绘制，必须加倍努力。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三个更加注重”，预防系统风险、克服重点领域的风险，才能如期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目标。

从国际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局部冲突和地区动荡成为威胁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显性关键变量。世界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考验着世界政治发展。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全新挑战。更重要的是，部分西方国家裹挟狭隘价值观念，秉持非此即彼的心态，对中国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进而破坏改革开放的进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超然于世、一厢情愿的世外桃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处理好国外与国内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三）制度维度：释放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18］。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决定》要求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目的就在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其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要求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创造秩序，制度为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发展提供基本保障。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制度若要长久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体系化建构。在中国共产党建构的制度体系中，中国特色是关键表达，体制机制改革是促进制度释放效能的动力之一。1992年，邓小平在强调改革时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4］372建构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设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系统观念的改革方法论。为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对制度建设进行了重点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512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此后，中国共产党沿着这一目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部署。制度事关全局性、系统性，有效与否是其评价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已有制度安排基础上，继续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努力。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足中国发展的整体，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其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毅前行、踔厉奋发，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增强了社会活力。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改革不能漫无目的，必须有的放矢。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制度框架内促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约束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第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框架，实现整个制度体系的最优化，切实做到系统集成。第二，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框架中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制度体系，展现改革示范效应。第三，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使制度更加符合基本国情。上述三点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理解“三个更加注重”得出的基本结论。

其三，只有坚持“三个更加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好坏，贵在看效果，重在察效能。相较于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社会发展上显示出极强的优越性。彰显制度优势，关键要通过治理效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受制度本身科学性的影响，也受制度环境变化的限制。在制度环境中，制度之间的关系是重要因素。追求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大化，要以制度之间的共识为基础。不同制度各司其职，才能在共识中形成合力，真正发挥协同作用。因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做到整体把握、突出重点。

“三个更加注重”既指向改革的不同侧面，也实现了改革理念的融会贯通。“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强调改革的整体性，要求在全局视野下整体推进改革步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强调改革的结构性，要求在渐进变化中把握改革的合理进度。“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强调改革的实践性，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改革的最大共识。

（一）“三个更加注重”指向改革的不同侧面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整体性的要求，指向了对待改革的态度和观念。观念是实践的先导，正确认识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世界始终处在改革的通道中，当前中国始终处在变革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497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改革不是局部修补，而是要脱胎换骨、全面深化。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尽管新时代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整体性重塑和历史性成就，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新老问题交叠出现，不仅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也增加了改革的关联度。难度增加的同时，力度也要加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部分，必须坚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要求审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构性，指向了改革的过程。全面深化改革决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整体安排、协调推进是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需要考虑改革的优先性问题，首先要改的是那些不得不改的、事关大局的领域。囫囵吞枣的改革只能造成“大水漫灌”，反而会影响改革的科学性，模糊改革的阶段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干事创业的环境不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也会有所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呈现出按步骤、有阶段、依重点的规律。改革的对象是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国家关系。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在内外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分清主次，优化改革过程。不同时期改革重点任务不同，多是按问题导向提出的，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80年代国企改革和价格改革、90年代分税制改革、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及2013年以后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就是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发挥重点领域的示范作用，进而不断优化改革的过程。

“更加注重改革实效”要求中国共产党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系统集成和把握重点基础上，改革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扎扎实实的效果，真正做到惠及国计民生。改革既要坚持问题导向，也要坚持目标导向。目标导向的一重含义就是求取改革的实效。改革的举措好坏、改革的力度如何、改革的步骤是否合理，最终都要从改革的实效中寻找答案。改革的实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进步；二是国家面貌更新；三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实际上，人民群众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也是上述三个方面。可见，改革成效不仅关涉人民对改革的评价问题，还关涉国家与社会、政党与公民的和谐互动。评判改革好与坏、成与败的最终标准，就是实际效果，就是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2013年至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从59.3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1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18%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20］。改革成效，跃然纸上。《决定》科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成效，为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注重成效提供了参照。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二）“三个更加注重”是理念贯通的统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2］508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路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法抉择。坚持立足系统改，抓住重点改，盯着成效改，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三个更加注重”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本体。

其一，“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契合。合理性的本质是人在长期社会发展中进化出的能力。有学者基于社会现实，强调了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揭示了目的与方法统一性［21］。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言，价值性旨在表达改革是为了什么，工具性昭示改革要依靠什么。“三个更加注重”在坚持系统观念的工具理性基础上，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人民理念旨归。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2］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1978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了改革开放，旨在继续推动社会革命。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4］135改革就是革命，就是为了革除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既然是革除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那改革就必须坚持做到系统集成、突出重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方法的科学认识。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突显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指向。2013年至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 500元增加到36 883元，形成了超4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改革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综上所言，“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政策工具箱”的有效扩充。可见，全面深化改革本身也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

其二，“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3］50。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考量和目标任务之一就是为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重视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变革、社会进步的规律性认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2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三个更加注重”既强调把握关键环节，也强调系统观念，体现了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其三，“三个更加注重”实现了继承性与发展性的共生。改革开放事业起步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重点推进、坚持注重实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科学概括原有的改革方法论并在强调程度上更进一步，是顺应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三个更加注重”中的“更加”二字，彰显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发展的观点，强调在原有基础上巩固提升。这一点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中的“继续”二字相得益彰。在“继续”改革中突出“更加”，足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勇气，而这也体现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三）“三个更加注重”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邓小平曾强调：“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14］73思想方法决定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注重系统集成，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改革实效，是新时代我们党领导改革事业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4］。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改革成就，清晰地证明这一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科学总结这一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时，作出了程度上的强调，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三个更加注重”是重要思想方法，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科学处理改革中的复杂关系。时代在发展，改革不停步。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永在进行时。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三个更加注重”就是从中凝炼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中尤其重视“系统集成”。2020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谈到改革组织方式时，就用了“系统集成”［25］来表达全面深化改革的现状。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握重点更是铺陈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之中。比如，他在论述科技改革中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强调：“面向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26］这些论述涉及改革的具体领域，是推动改革向实践转化的重要思想指南。“三个更加注重”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具体领域改革论述基础上高度凝练的结果，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

另一方面，“三个更加注重”是重要工作方法，诠释了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思想方法转化为工作方法，体现的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27］。一语不能践，万卷徒虚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三个更加注重”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既要做到综合性改革与领域性改革相统一，也要做到重点领域改革与总体改革任务相匹配，还要做到综合效果与长远效果相统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三个更加注重”的理论定位，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改革的宏阔历史视野。

《决定》强调：“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3］3-4。“三个更加注重”指向了“三个更好相适应”，分别从动力、制度与能力层面揭示了理论的逻辑链条。

（一）动力再造：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从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的理论阐释来看，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以及生产资料。可见，生产力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必须注重系统集成、把握重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劳动的基础上，对生产力的作用进行了深刻揭示，他们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8］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包含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4］134此外，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开放，必须满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就包含“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内容。生产力是一个系统，促进生产力提升同样需要遵循系统观念，而这也是“三个更加注重”的题中之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脱节，甚至是冲突，阻碍社会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自成体系的两个部分，又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动力保障。生产力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改革就是为了革除制约生产力的因素。从中国社会的整个系统、改革的重点领域以及成效突破上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动改革走向深处的重中之重。为促进生产力形态跃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力再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心和信心［29］。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决定》要求：“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3］10。显然，这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系统论指导下坚持重点突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确证。从传统生产力走向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三个更加注重”中促进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好动能储备。

（二）制度保障：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三个更加注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法论，要在遵循系统性基础上，不断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又决定了法律、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政党政治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主要面貌体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联动中，尤其是上层建筑展现出的制度形态、文化价值形态、法律模式等内容构成了世界打量观察本民族发展的窗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包含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深刻意涵。为了提升效能，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互动中，需要更加注重整体观念，做到从全局把握，形成整体观照。

为进一步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适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三个更加注重”为方法导向，提出了3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从上层建筑中的法治层面来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法治昌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畅通无阻。为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决定》进一步打通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强调“探索区域协同立法”［3］30。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从上层建筑高度保证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尤其体现在通过法治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这些改革举措坚持从系统出发，既有重点的把握，也有实践的延续，鲜明彰显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层面来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政治期待。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厚植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决定》抓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要求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这些举措体现了上层建筑与社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改革，彰显了“三个更加注重”的理论可贵。从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层面来看，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加深入。《决定》要求“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32。发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是为了适应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现实。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呈现多样化态势。可见，立足整个社会大系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应当始终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

（三）能力提升：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国家治理是政党能力的体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三个更加注重”能够积极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依靠改革化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良现象，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引领。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法论，既是改革策略的展示，也是能力的表现。改革不是政党治国理政的单向决策，而是政党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体系与制度体系关系密切，治理能力受社会参与的深刻影响。社会力量充分参与，才能保证社会稳定。“一个成功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在保持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设法保持了总体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国家。”［30］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发展，但改革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就势必从治理能力入手。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多元主体。故而，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将治理放到社会发展的大场景、大视野中予以考虑，并且应当突出重点，提升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更好推动社会发展。首先从功能上看，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决定社会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转型、社会变革提供制度基础。政治整合与国家认同构成了国家建构的两面［31］。全面深化改革，要不断释放社会活力，增强社会各种要素的活跃度，进而完成社会的政治整合，最终形成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更加注重”要求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及时关注社会实际变化，不断促进重要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推动社会更好发展。其次从结构上看，国家治理能够在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互动中稳定社会结构，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建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得到优化，社会面貌实现巨大转变。显然，这是在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最后从方式上看，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合作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社会是一个复杂整体，国家治理更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做到“三个更加注重”。

坚持“三个更加注重”不是悬于空中的口号，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政治，做出了更加科学的安排，为2035年实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三个更加注重”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场域，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主要抓手，要根据国际局势变化主动作为，要坚定不移发扬钉钉子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32］。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促进伟大事业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33］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3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提出了若干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较之于党的二十大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战略性支撑、鲜明标识等方面提出了新表述新论断。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三个更加注重”，必须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成果。

其一，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有利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法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党的十四大作出部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共产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认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物质基础［3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已有实践上，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这一论断基础上，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作用。在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将法治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发展经济、完善市场、货物流通，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良法善治的过程中优化营商环境，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正是因为遵循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安排和重点任务，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问题，这也是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表现。

其二，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有利于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19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 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的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19世纪前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36］。可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37］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将教育、科技、人才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升级。在科技革命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目的是在协同中找到攻坚克难的方法。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入展开的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有利于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优势。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支撑。

其三，坚持“三个更加注重”，有利于擦亮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封闭不得人心，僵化死路一条。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至今仍警醒世人。一个民族的发展决不能缺少参照，更不能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改革开放包括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体，有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国内与国外的互动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三个更加注重”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开放中的历史成就。“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实践中注重系统优化。“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实践中抓住要点，实现突破。重点改革，能够取得重大成效。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至2022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以人民币计连续10年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近5 000亿元，处于近10年来的高位［38］。比如，从中国出口的“老三样”转向中国出口的“新三样”，就是利用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就是要切实发挥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放中的实践效能，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39］“三个更加注重”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反映出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践观点的深刻哲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要在顶层设计上做好系统性文章，以关系全局的重要方面和重大问题为提纲，切实发挥经济改革的牵引作用，实现重点突破，进而做到握指成拳、聚沙成塔、效果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绝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切实防止四面出击、分散用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必须把政策落实、求取实效放在关键位置，用实实在在的成绩、扎扎实实的成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必须在“三个更加注重”方法论原则下作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进而实现整体性推进。面向未来，改革仍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必须坚持“三个更加注重”的科学方法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谱写新篇章，保障中华号巍巍巨轮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