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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的四重意蕴阐释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党的文化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创新局的文化纲领，在中国文化建设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迈向新境界。作为新征程上党的文化旗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思想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辉煌的思想指引，指导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勾画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图景，鲜明的文明观奏响了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强音。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始终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强国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二○二三年十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1]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的内容、清晰的逻辑和鲜明的观点，构成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和实践要求，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本文拟从四个维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的价值意蕴，以期对深入学习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有所裨益。 一、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局的文化纲领 《纲要》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集大成、开新局中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彩华章”。[2]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总结的理论硕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 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既体现纵向发展的连贯性，又体现横向关联的系统性。连贯性决定党的事业的历史传承必须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系统性决定党的事业全方面的实践展开必须形成联动。文化建设始终是党的事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党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历史传承和接续奋斗，记录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轨迹。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不断推动文化繁荣，为党的事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支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服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我们党推动文化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提出了文武“两条战线”和“两支军队”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战胜敌人不仅要依靠军事战线的斗争，而且要发挥文化战线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拿枪杆子的军队，而且也要有拿笔杆子的军队，并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革命战争时期，左翼文化运动、抗战文化和延安文艺工作的历史实践，成为我们党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体现，所取得的成绩为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破坏旧世界的基础上建设新世界，领导文化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在文化落后条件下迈出建设步伐，困难重重，任务艰巨。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坚持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提出文化建设的方针，确立文化建设的方向，制定文化建设的规划，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逐步提升。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在享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繁荣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创造繁荣景象。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作了系统性的总结，指出在党的领导下，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4]这些重大成就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创了崭新局面。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树立了中国文化建设新的里程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曾经产生过困惑，遭遇过挫折。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历史拷问贯穿中国文化朝哪里走的探索进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百余年的奋斗实践记录了中国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心路历程，积累了领导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结合时代的进步要求和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中国文化建设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树起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思想旗帜。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动力，把文化建设放到更加重要、更加突出、更加迫切的位置上来，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实践的重要特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凸显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定位，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动。由此树起的思想旗帜，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凝聚起更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方向引领、立场坚守和思想保证。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崭新境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事业与时俱进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既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不断开拓，以开辟新境界实现历史的新跨越。在建设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改革开放为历史起点，贯穿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文化建设不断攀上新台阶、进入新境界。境界的高度体现觉悟的程度，开辟新境界需要新思想的引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和重大结论，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解决实践深入发展中的新问题相结合，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适应时代进步的新要求，在创新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推动文化发展的前进步伐，“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5]“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总是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6]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新时代要求提出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开创文化建设新局，党和人民的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文化自觉进一步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也是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新时代新征程建成文化强国的思想指南 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逐渐确立。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建议，要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7]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其中一个重大发展是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时间表。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202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成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9]这个战略目标的锁定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十五年阶段性安排相契合，以明确的时间表把建成文化强国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图之中，意义十分重大。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任何思想和目标的提出都具有历史性，推动文化繁荣的战略思想和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鸦片战争后，民族蒙难的耻辱使中国人民形成强国的诉求，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先后提出的军事强国、工商强国、实业强国、教育强国甚至体育强国的口号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却没有提出过文化强国的思想。虽然近代以来也有些知识分子进行过文化讨论以寻找国家的发展出路，但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虽然始终重视文化建设，但长时期里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但没有包括文化现代化，说明文化对强国的意义受到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升华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国际上有学者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提出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大幅增长对文化建设提出要求，形成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的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提出的新时代文化使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当今中国不仅摆脱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困境，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令人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能力，而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旨在把中国人民蕴藏的创造精神财富的巨大能力展示于世界。中国是文化大国，但大国和强国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大”以数量、范围、构造为表征，而“强”则以质量、程度、水平为特征。大国未必就是强国，小国也有可能成为强国。与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要进入文化强国的行列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还不够匹配的现实，影响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让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强大起来，是时代赋予文化建设的新使命。如果说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侧重于经济发展的话，那么，新时代必须把文化繁荣纳入对这个硬道理的理解，把提高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与提升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相统一，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而不懈奋斗。 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总方针、总遵循、总要求”。[10]这是中国共产党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成文化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纲要》从12个方面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为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提供了权威性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两个结合”、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丰富的思想和原创的论断成为建成文化强国的实践遵循，必须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全面贯彻执行。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强国建设，最重要的是坚定文化自信。强国建设是当今中国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战略之举。然而，理想还只是憧憬，实现理想尚需付出努力。必须认识到，在要不要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上，人们容易达成思想共识，但对能不能建成文化强国的问题，需要排除思想障碍和畏难情绪。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把发展软实力落实到各项指标上，形成实实在在的、显性的成果，而有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则是关键。从历史看，中华文明的近代落伍严重挫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激烈变革的阵痛，文化自信、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损伤”。[11]西方工业革命孕育诞生的文明颠覆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一批又一批先进中国人的选择。这本身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取新舍旧、非此即彼的机械思维也产生了忽略中华文化和否定中华文明价值的弊端，一些人甚至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时，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长期掌握着文化话语权，渲染“西方中心主义”和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排斥打压其他文明，唱西方文明统领世界的“独角戏”。毋庸讳言，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必然导致文明蒙尘的结果，经济凋敝和社会衰败必然造成中国文化的长期落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懈奋斗的过程，也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重拾信心、增强自信、发奋自强的过程。锚定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的文化自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竖立了新的坐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思想是其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3]“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14]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发展之基、兴旺之源、希望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五千多年文明传承的文化自信使党和人民对走自己的路充满底气。唯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树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以坚定文化自信走好新时代的强国之路，以建成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而不懈奋斗。 三、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文化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16]中华文化曾经的辉煌奠定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近代中国的衰败落后使中华文明陷入星月黯然的困顿处境，中华文化经历了被边缘化的灰暗时期。然而，从未断裂和终止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文脉在艰辛守护中赓续，在不懈探索中巩固，为再创中华文化的辉煌、重焕中华文明的荣光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为中华文化走向新辉煌作出注解。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重要任务，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责任担当。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责任担当，建立在党中央对文化价值功能的认识升华基础上。文化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深刻论述。第一，文化是民族的根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丢掉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7]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8]第二，文化是民族强大的力量支撑。“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19]“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20]第三，文化是民族进步的标识。“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21]文化发展水平体现了民族进步程度。第四，文化是中国特色的关键。“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22]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化提供了广阔的沃土。第五，文化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情感所系，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诠释了文化事关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现实担当和前途命运，强化了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使命意识。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责任担当，建立在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重大课题的深刻把握基础上。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两个新课题：一是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二是如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新课题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和文明更新、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新内涵，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将围绕这些新内涵而展开。这两个新课题包含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文明复兴不是文明形态的复古，文明更新不是文明发展的隔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文明建设的重起炉灶。民族复兴要求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助力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和文明更新中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两个新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就蕴含着以赓续中华文脉、继承文化传统为基础，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和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了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的实践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交出回答这两个新课题的出色答卷。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责任担当，建立在党中央对文化建设重大任务的明确规定基础上。党中央擘画的文化建设蓝图，需要通过各项任务的扎实完成来实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需要我们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绩。历史变迁呈现的规律表明，中华民族的强弱与文化兴衰有直接关系；现实发展的进路表明，中华民族的兴盛必须走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23]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意识担负起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对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规定了各领域的改革任务。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方面，作出重点部署，明确任务书。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做什么、怎样做”，[24]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 历史的前进犹如一场接力赛跑，接好前一棒才能跑好后一棒，前人跑出的成绩为后人创造更好的成绩奠定基础。历史的赛场上总是风云莫测，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原来的领先者可能会落后，原来的落后者可能超越。在“两个大局”深度演化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在世界思想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必须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取得的文化建设成就，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化建设取得的突破性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了充足的底气。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再创新辉煌的文化旗帜，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强大武器，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有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起来的磅礴力量，我们一定能够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四、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文化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25]中华民族始终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性态度和科学精神，才使中华文明在助力中国发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世界的发展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推动世界历史的不断前进。这个道理决定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必须把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谋划。《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在文化建设上的体现就是“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26]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审视文化建设问题，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中发挥精神主动，立志以引领文化潮流践行大国责任。 人类社会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文明进步时常会出现反复与曲折。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如此，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这样。世界进入近代历史以来，西方文明占据优势地位，并深刻影响了世界，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暴露出的各种社会和制度的弊端，使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被打上了问号，世界各国治理面临的共同性难题呼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27]何去何从的选择形成了文化之问：世界各国应该以怎样的文化态度来形成合力，应该以什么样的文明观来祛除偏见，从而共同解决好人类文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离不开文化文明的力量”，[28]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世界才会和谐，人类才有希望。 习近平文化思想关切世界前途命运，提出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深刻回答了如何认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具有怎样的价值功能、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应遵循什么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指明了人类社会新的合作前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有力驳斥了“文明冲突论”、“文明对抗论”、“文明优越论”等观点，向世界发出了寻求和平与发展之路的文化强音。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客观事实，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29]承认文明多样性蕴含三个道理：其一，世界各国、各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具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其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三，文明多样性发展要求平等对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自古以来，文化存在差异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有差异才形成多样性发展的事实，用文化差异否定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甚至以文化差异为由用自己的文明排斥、打击其他文明，“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30]“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31]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创造了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文化景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的价值功能，强调文明是文化交流的基础，不是挑起国家和民族对立的借口；文明是促进世界和谐的桥梁，不是制造分裂的手段；文明是各国和各民族交往的使者，不是隔断关系的鸿沟。“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32]“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33]各国各民族历史条件、文化传统不同，文明发展道路和模式不一样，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的价值功能决定了文化的包容性，要坚持以宽广的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文明必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进步。从古到今，人类文明经历了多次更替性的变化，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当今世界的信息文明和数字文明，历史前进的轨迹呈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图谱。这些带有历史痕迹和现实印记的文明，一方面留下了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呈现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发展规律。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建立在前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之上，世界上不存在隔断历史的文化创新。各国各民族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文明发展的样式，因此不同的文明各有所长，没有优劣之分，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明智选择。人类文明发展难免会遭遇各种因素的干扰，但“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什么逆流，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34]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遵循。自我封闭的文明难以发展，孤芳自赏的文明终将遭人唾弃。文明以交流孕育融合，以融合推动进步，以进步彰显力量。促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文明互鉴，才能促进国际合作、民心相通、世界和谐。“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35]任何阻碍文明交流互鉴的言行举止都是不得人心的，任何设置文明交流互鉴壁垒的方针政策都是徒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文明创新成果作支撑，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人心所向，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需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来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突出特性，这个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36]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明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世界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大历史观论述文明发展问题，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既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又为中华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提供了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发出的呼吁，奏响了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强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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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在提升其话语地位与构建话语共识中不断定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立意高远、内容深邃，其话语叙事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三重表征样态，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方法论自觉。通过形塑话语共识、打造话语符号和拓展话语空间，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内话语走向和国际舆论，还充分满足了当前现实发展与理论创新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叙事表征，现实建构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话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动态秩序中不断衍化、重塑，进而生成隐含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特定话语意义体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放在全局规划的重要位置，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逐渐形成了意蕴深厚、系统完备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子集项”，其建构与完善既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社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同力，又有利于更加清晰、全面地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新图景。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多维境态、叙事表征和现实建构，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多维境态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作为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话语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关文化建设理论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的最新叙事，集中反映了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一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应对国际话语竞争和文明博弈、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所需。
（一）理论之维：顺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创新的内在诉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叙事，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应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主导下的文化叙事体系，它既不是无边界无对象的纯粹想象，也不是机械的、脱离实际的话语表达。通过对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发展现代化的更优方案，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科学建构。在承继、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主体性、实践性和世界性等层面出发，实现了对自身话语体系的科学塑造和型构。一是主体性叙事。与西方语境下将个人、自我视为“道德世界的中心和源泉的主体性叙事不同，马克思强调人民作为文化主体的作用。他认为希腊艺术的素材乃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从而肯定了人民在文化创造中的重要力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主体性展开更为深刻的诠释。面对“文化在整个发展格局中的价值排序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主体性叙事由“域内”延伸至“域外”，强调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和民族进步发展的内聚动力，更是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必然选择。文化主体性叙事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主体动力、价值原则，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二是实践性叙事。与西方叙事中“人把他的意志体现于物内”的物化逻辑不同，马克思强调要从实践的角度，即“人的活动”中去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甚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实践能力的水平。恩格斯亦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出的一切成果，二者互涵互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正是在实践性叙事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文化实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论断新观点，从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叙事的空间领域。三是世界性叙事。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展“迫使”那些非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落后的民族在文明形态上发生变革和解体，从而打破了不同文明间的壁垒，推动了局部、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全球文明也从“交往”转向“普遍交往”，这不仅实现了全球化的物质生产，也加速了世界性的精神生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在世界性叙事的引领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理念。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并在深刻把握世界文明普遍交往趋向中，不断型构自身的总体逻辑。
（二）文化之维：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客观要求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与世界文化激荡中逐渐积淀形成了特点鲜明、意蕴深厚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既面临在当代的激活与承继，又面临着一些现代化转换的困境。面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的时代性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本，以推进“两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蓝本，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新，激活其历史穿透力和表达活力。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表达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资源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重要的语料库，赋予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独特的文化底蕴。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中，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俗文谚语来表达其执政主张和文化理念。比如，明代读物《古今贤文》中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被用来论证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晋代《文赋》中的“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被用来强调新时代文化创作的推陈出新精神，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中的“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被用来阐释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性，等等。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灵活化用，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话语生命力，彰显了其鲜明的语言风格和厚重的文化功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突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中所遇到的诸多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交织，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元问题域。要在这种元问题域中寻求突破口，既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的话语对立，协调文化话语传承中的延续性与同一性问题，又需要超越中国文化话语与西方理论叙事的对立，促进时代元素在文化代际链中的生产与表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深刻诠释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涵义和现代化表达，不断推动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此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还开辟了“第二个结合”的新话语空间，以面向中国问题为核心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深度会通。概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中，不断实现其自身的体系建构，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三）时代之维：回应话语权竞争与当代文明间博弈的现实需求
从文明论范畴来看，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掌握话语权，能否构建自身特色话语体系，往往取决于其所代表的文化和文明是否具有应对国际话语竞争与文明博弈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正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舞台。中国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及作出的文明贡献不断冲击着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为了继续保持对国际舆论和文明秩序的掌控，通过“文化殖民”的方式，“重新塑造‘他者’的偏好标准和制度议程，用其文化逻辑去替代‘他者’文化逻辑，将‘他者’文化导入自身的话语轨道”。具体来讲，他们一边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媒体优势，多维度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主张，凸显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不可超越性；一边将中国主流文化放在西方根据自身经验和意识形态需求所建构的分析工具和想象框架中，对其进行歪曲化、片面式的解读和诠释，“中国新殖民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意识形态回避论”等言论甚嚣尘上，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前处于“挨骂”“被描述”的境地，价值主张和文明理念难以得到全面、立体的真实呈现。这对我国文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构成挑战，迫切需要我们打破“西方中心”的逻辑陷阱，树立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提高中国话语的解释力、表达力，进而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将文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抵制西方文化话语的消解和侵蚀，创造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和话语范式。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讲道，要“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亦指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彰显和传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时代表达。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是为了满足回应形形色色西方文明观挑战的现实需求，也是为了凸显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当前乃至未来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国际价值。
（四）方法之维：锚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应然化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动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议题。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应对和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问题。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对“高品质的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增长。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更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当前，我国经济仍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领域面临着许多难以突破的问题，如大众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增长缓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话语对接困难、文化实践发展与相应的文化话语建构不够匹配等等。话语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密码”。要持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破解既有的文化话语难题，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话语自信，就必须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使之既能顺应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和发展要求，又能充分阐释当前我国文化实践和发展道路，以全面准确的话语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机、新兴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故事。从问题导向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为什么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怎样的文化强国、如何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问题。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四个重要”的出台，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强国建设作为“新的文化使命”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他围绕着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从体系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建构不仅在学理层面系统科学地回应了文化强国建设所面临的历史性和时代性课题，而且围绕着文化强国建设的原则、策略、意义、目标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阐释。它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将文化建设与其他诸如经济、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等统筹起来，从而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有利的经济条件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总之，在“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下，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叙事表征
叙事作为一种认知框架，主要通过语言性、研究性秩序图式来呈现、阐发对象的逻辑表征与存在状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叙事的最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立意高远、内容深邃，其叙事贯穿着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三重内在表征，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方法论回应。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也是对党领导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凝练。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建构，既要在理论层面深度诠释其核心范畴与创新命题，也要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揭示和总结其现实遵循、发展规律及基本策略。与那些绝对化、抽象化的西方经院式文化叙事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的辩证叙事表征，在理论叙事中引入实践叙事，以实践叙事支撑理论叙事的科学性建构，以理论叙事规约实践叙事的合理性边界，形成了原则与方法、本质与现象的叙事张力。这不仅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征，也为其话语建构提供了科学的知识框架和叙事方式。
理论性叙事强调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创新性、文化建设发展的时代性维度来提炼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观点，因而呈现为学理化、系统化的话语样态，蕴含丰富深刻的文化意旨。一方面，概念范畴是理论性叙事的立论基础，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的基本元素。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基于文化发展现实，提出了一系列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例如“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文化生命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等。这些概念范畴并不局限于对文化建设的经验概括和事实描述，而是在对新时代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机理、社会机理准确把握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实现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高度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以一系列概念范畴为支撑，通过明晰不同文化概念彼此间的逻辑关联，逐步实现文化建设领域的知识再现和话语升华，从而厘定自身话语体系建构的真理性和规范性边界。另一方面，文化创新理念和观点是理论性叙事的内容呈现，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的重要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中所包含的一系列论断、观点与理念，不仅有对文化事业的统筹规划，还有对文化思维、文化规律和本质的深刻认知。如为应对传承文化传统、发展先进文化的内在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原创性表达顺势而出，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基于对文化产业的充分关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事业与产业“共同繁荣”论，提出既要以文化事业教育人民、汇聚共识，也要以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创见使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性叙事更具引领力、说服力和洞察力，同时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关键且有力的支撑。
话语因理论而拥有灵魂，因实践而获得生命。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强调理论性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实践性叙事的展开，这使得其话语叙事既有深度，又有力度。具体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实践性叙事涉及对文化事业的战略部署、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文化工作的具体落实等内容。就文化事业的战略部署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实现了对文化发展定位的叙事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前，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辅助性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为政治稳定、经济进步提供支撑，地位往往次于政治和经济建设，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资本化”倾向。新时代以来，文化事业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被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文化建设成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强国目标则成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关键支点。围绕着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立足不同节点、不同角度对其展开概括和总结。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九个坚持”，内容涉及文化自信、“两个巩固”、文艺创作等多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近平对文化领域的实践及经验进行总结的同时，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这被总结为“十四个强调”。同年10月，习近平再次提出“七个着力”，强调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根本要求。这些话语表达的依次出场，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叙事的实践序列，反映了其对文化现实及规律的基本把握。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叙事还涉及文化工作的具体落实层面，如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作导向、文明协调发展、核心价值观工程等等。这几个层面各有侧重、彼此相异，但叙事内容上互为关联，共同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实践性叙事理路。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辩证叙事体系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在理路和构建方式更加清晰，不仅凝练了新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遵循和策略。
（二）批判性与建构性互嵌
作为新时代我国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一方面对当前文化虚无主义的种种论调进行批判，对原有理论体系中思想文化内容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其作用与功效，形成了批判性话语叙事；另一方面，则在既有文化理论基础上，对一些重要主张或思想观点展开再诠释或显性化阐释，并对该领域的叙事体系进行整合与重构，提出许多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新观点新表达，形成了建构性话语叙事。两种叙事方式相互耦合、互为补益，不断优化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话语表达，实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容供给和科学建构。
批判性叙事主要是从反向维度折射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在意涵和时代图景。一段时间来，蔓延成势的文化虚无主义试图以污名化、低俗化的解读，逐渐消解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致使文化西化论、劣质论、等级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扰乱了多元开放的思想文化空间。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叙事对这些错误言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批驳。一是破除那些散布华夏民族劣等论、中华文化无根论，极力造成中国道德失序、文化失意、价值失落等的妄想。习近平强调，我们既应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要注重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促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不断续写中华文脉的时代新篇章。二是批判那些假借文化反思、沟通之名，实则宣扬推崇“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甚至轻视和摒弃传统文化等言论。习近平强调，如果热衷于“‘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精神命脉”“文化根基”，乃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以批判文化虚无主义为叙事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回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诠释了中华文化对当前建设事业的理论意义，指明了中华文化助益于未来发展的现实路向。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还将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贯穿于对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总体思考和阐述当中，强调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离不开主体的高度自觉和文化创造，“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通过否定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自我的消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跳出了西方文化霸权宰制下的他者叙事，明确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在强化中国文化主体叙事的基础上，寻求中华文化的独立体系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的充分融合，以实现新的文明创造。由此，批判性叙事既革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因果链条和逻辑理路。
建构性叙事主要从正向维度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结构样态与价值指向。理解并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除了从时代特质、内在思维等方面着手外，更需深入探索其在叙事结构、价值维度上的创新。从叙事结构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在拓展原有叙事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理论展开时代化、显性化诠释，对该领域的叙事体系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创新性建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两个结合”的提出。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被遮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事体系中，并未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炼。习近平在2021年庆祝党成立百年的大会上，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并在次年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此展开深入阐释。这一命题的明确，使得以往理论与实践的“二维叙事”转向理论与实践、文化的“三维叙事”，叙事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新的增长点，有力促进了我国文化理论创新、文化自信提升；从价值维度来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中多次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极富永恒魅力的思想与观念。如2014年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中总结了至今仍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七个传统文化理念；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十个重要元素。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还从价值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了“两创”与“高度契合性”两方面的话语叙事。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存在应然性契合，是一种正向维度的价值判断。由此，在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辩证叙事体系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内在规定和现实样态得以呈现，既引导当前文化发展趋势，也指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方向。
（三）整体性与具体性互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指南，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文化动力。要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国内外双重场域中的科学认知与合理推介，既要在整体性维度使其与国际接轨，塑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明叙事，又要在具体性维度使其与时代同步、与现代化实践对接，展开“走自己的路”话语建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呈现着整体性与具体性的叙事表征，一方面，它突破了近代以来资本话语主导下西方文明观的历史困境，重思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提出人类文明交往的新理念新范式；另一方面，它将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置于本土问题语境中进行深度考量，明确中华文化发展的新使命，推动传统文明的赋活新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重要的文化基因与话语基石。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之所以注重对整体性叙事的把握，原因在于这种叙事跨越时空的限制而坚守对宏观秩序、规则和范式的追寻，是一种典型的元文化叙事。它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民族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建构，是生成共识性、合法性与推广性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诸多方面彰显着对整体性叙事的遵循。从话语建构的文明取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主张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习近平指出，“世界是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文明都无法完全与外界隔绝而孤立自存，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交融碰撞，不仅有助于展现、确证和传承各自的文明特质，也通过认识和学习其他文明而促进文明创新。交流互鉴理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对文明发展样态和文明交往范式的宏大构想与全球构建，凸显了整体性叙事的话语本色。从话语建构的价值表达来看，作为一种深度嵌入共识的符号系统，这一思想的话语超越了西方文化价值秩序的虚假性与非正义性，从人类实践过程中精准提炼和总结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共识转化为话语优势，不仅满足了各国对“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的现实要求，也为推动各国人民在追求共同愿景基础上相互尊重包容提供了基本遵循。从话语建构的逻辑意旨来看，在人类文明面对严重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力图科学应对“文明冲突”，推动全球文明走出封闭隔阂的“十字路口”，塑造合作共赢与交流交融的国际文化语境。这种整体性的政治言说方式，蕴含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在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中的权威化、真实化与合法化的本质性特征，为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实际影响力创造了条件。
与整体性关照的宏大叙事相比，具体性叙事更多地从微观、局部入手构建与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强调“中国化”的对象规定、“现代化”的知识赋能和“具体化”的叙事方略。从话语叙事的对象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展开了以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的民族化叙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通过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承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不仅打破了中华民族在时空上的界限和心理上的隔阂，筑牢了承继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根基和价值同构，还建立起中华民族在文化建设上的情感共识，形成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性确证，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凝聚力量。从话语叙事的资源来看，新时代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应对多元思潮的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具体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建构提供了现实资源和实证支撑，使其不仅满足了话语叙事具象化的要求，还回应了实践个体对话语的微观诉求，从而提升了话语的认同度。从话语叙事的策略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的具体性叙事克服了宏大叙事中的抽象化、理论化倾向，注重话语构建和传播的大众化、区域化和全球化，从而打破了思想理论与民众、国际社会间的藩篱，实现话语叙事与现实的有效对接。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之所以能够解决好用“中国文化之道”应对“挨骂”困境、塑造中华民族“全球形象”等问题，与其宏微兼备、中外互通的叙事策略密不可分。正是基于整体性与具体性互相建构的叙事表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感召力得以不断提升。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现实建构
“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需以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境态与叙事表征为基础，进一步探索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不仅系统阐明了核心要义及深刻内涵，也详细解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和具体规划。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期的多重形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通过形塑话语共识、打造话语符号和拓展话语空间，不仅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国内话语走向和国际舆论，还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切实提高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引领力、阐释力和传播力。
（一）把握文化自信话语主线，形塑新时代的使命意识和话语共识
习近平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主线。作为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的时代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深入阐释和应答文化强国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部署规划和使命担当，凝聚了最为广泛的价值共识和话语共识。顺着文化自信这一话语主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由深层向外层的理论表达和意义整合。这一方面体现在践行使命意志、培育时代新人的话语认知突破上。在“两个大局”下，习近平从当前的文化现实出发，提出“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强调我国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为使命任务，文化育人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育人的过程中，文化的化育之力并不局限于为个体带来创新能力、实践精神的提升，而是积聚为社会群体的文化内能，构成文化自信形成的内在动因。同时文化内能的外在转化，造就了个体的文化创造能力，推动了文化自信的正向增长，从而构建了践行文化使命的主观意志和实践条件。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将文化自信与文化育人的期待相互联系，从而在回应时代发展趋势、凸显文化使命中实现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在强化“第二个结合”，构建“新倡议”的话语共识塑造上。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核心表达，“第二个结合”话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机理，反映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为进一步把握时代动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元素，拓宽“结合”话语生长点，还积极融入人民群众的文化智慧，提升大众对“第二个结合”的话语认同，擢升“结合”话语覆盖力和影响力。此外，面对多元复杂的国内外文化环境，习近平还从文明视阈出发，阐释了新时代语境下的社会文化现象，提出了“新坐标”“新倡议”等新的话语表述，并由此构建了反映中国思维方式、理解结构和文化传统的话语体系，为指引当代文明实践、凝聚人心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立足融合创新话语高地，打造新时代的文化符号和叙事体系
所谓符号，绝非抽象、空洞的存在物，而是对其所承载的思想理论意涵的真实表达。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符号，并成为该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和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融合创新的高度上，通过符号选择和话语表达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习近平认为，文化符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民族和价值意蕴，“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既是文化传承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国文化叙事体系的重要基础。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进行话语体系建构时，尤为注重打造彰显新时代文化特色的话语符号。一是打造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内容的话语符号。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传承和发展，它包括了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凝心聚力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人民至上的文化创作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创性内容。对这些核心内容的话语释义和符号凝练，是支撑起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建立起勾连文化建设规律与大众对文化发展期待的符号表征，用以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象征性形态”，还为不同理解水平下的民众造就了一个符号共享环境，使其准确认知话语符号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二是打造与当下文化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话语符号。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在进行符号选择和体系建构时，往往与当下的文化现实联系起来，围绕着文化体制改革、高质量文化供给等具体议题展开。这样不仅能够讲清楚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具体规定，也有助于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实践方略。当然，语符背后隐含着“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和机制”，因此文化符号和叙事体系的打造，既要考虑文化实践过程中的符号建构，也要注重思想理论本身的符号创新要求。三是打造为大众所熟知的，有“共同意义空间”的话语符号。符号之所以区别于“记号”，就在于它能够协同群体内部的认知、情感和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不仅打造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语符号，更促进了这些符号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同，实现了话语内部的深度协同，从而制造出更为广泛的话语认同和价值认同，最大程度地提升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当然，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间的多重张力之下，打造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叙事框架并非易事。面对文化软实力较量和话语权竞争的复杂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注重将其蕴含的理论自觉、历史传承与中国本位意识，融入形象具体的文化符号之中，转化为真实可靠的文化叙事，为实现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赋新和丰富助力。可见，坚定不移地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不仅有助于形成更为广泛的文化辐射圈，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塑造共识、凝聚人心的功能属性，还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提供生动注解，对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以及文化强国建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塑造世界文明话语格局，拓展新时代的话语空间和传播版图
“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必然要考虑到传播实践的维度，即如何拓展话语空间的问题。话语空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中影响力与实力的具体呈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的空间被不断挤压，话语局限性不断显现，这使得资本主义文明话语“一家独大”的垄断秩序被打破，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文明话语格局也随之发生变革。新时代以来，围绕着文化建设与文明新形态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提出了“多向度、全方位的科学指导理念”，并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为展现中华文明的话语价值，拓展其话语传播空间发挥着关键性的引领作用。从国内与国际的话语空间来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内与国际舆论互相影响持续加深，如何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成为新时代话语体系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从“中国—西方”“中华—世界”多重空间维度上选择话语传播的策略，运用政治传播与情感沟通的平衡来调整话语结构，构建出良好的话语传播范式。对于国内受众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注重以解读、教化与指导为主，并辅以情感沟通来促进思想交流，避免矛盾冲突，实现了国内话语空间的相知相通；对于国外受众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旨在告知、讲明和解释，这种传播成效虽受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大打折扣，但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增加了社会情感沟通的部分，从而扩大了对话语“共同的意义空间”建构。从网络与现实的话语空间来看，伴随着各种信息共享与话语交流平台的不断出现，网络话语空间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站在网络时代和融媒介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传播在深入了解网络舆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仅从“叙、事、理”三个层面构建线上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完整逻辑，还通过系统规划、全面推进线上传播工作的具体策略与方法路径，从而打破了网络空间的话语隔阂和文化壁垒，为自身的传播逻辑增添共识性、可理解性元素，增强了在网络话语空间的主导权、解释权。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改变了以往的文明话语格局，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影响力、引领力，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和构建更好的国际文化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要
人民政协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显著政治优势。具体来看，人民政协政治优势主要源自坚实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表现为理论优势、文化优势、界别优势以及制度优势等。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人民政协自身建设，展现出人民政协的制度优越性与组织优越性。新时代新征程，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具有多重效能：从“制度—治理”视角看，有利于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情感—力量”视角看，有利于汇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从“价值—观念”视角看，有利于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科学把握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对理解中国共产党推进协商民主、统筹多样社会关系的行动逻辑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政治协商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是科学、有效、管用的制度安排，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政治价值”［1］。廓清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有利于我们更好从“中国之制”理解并诠释“中国之治”。近年来，“以中国为方法”的学术研究取向渐成热潮、引为新风。“以中国为方法”的核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关键在于“以制度为中介”。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实践结晶。 目前，学界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研究已有一定积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构成研究。尔肯江·吐拉洪认为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包含三个层面：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统一战线的组织优势，协商民主的功能优势［2］。马雪松重点聚焦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将其解构为价值引领优势、效力提升优势、合力汇聚优势三个方面［3］。江泽林则聚焦人民政协作为“两会制”之一的独特优势，提出了自身的见解［4］。二是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实践研究。董明聚焦地方实践，以解剖麻雀的形式提出人民政协在协商式监督过程中主要依赖“政协的广泛性、包容性、客观性和贯通性等独特优势”［5］。与此类似，罗峰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强调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动员性、整合性以及包容性优势［6］。三是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比较研究。虞崇胜探究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的比较优势［7］。陈家刚从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制度结构等方面探究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下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8］。 既有研究已揭示了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基本构成。基于此，进一步从学理上探察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多重来源、时代显现与集成效能等问题，成为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具体而言，学界应继续回答如下问题：人民政协具有政治优势的基本依据为何，多重优势的功能指向在何。研究这些问题是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来源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回顾人民政协六十五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9］在历史发展中，人民政协政治优势源自“两个结合”的理论基础，中华和合文化的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制度创造的实践基础。 （一）理论基础：“两个结合”的伟大成果 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首先表现为理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10］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学术图谱，人民政协在其理论中至少可以追溯三大源泉。其一，统一战线理论为人民政协提供了思想肇始的动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仍处在上升趋势。无产阶级若要冲破束缚，必须与其他力量进行必要的联合。联合需要辅之以合理的形式，人民政协就是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统战工作形式。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为人民政协的生发提供了思想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擘画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学说，揭示了政党的发展规律。人民政协扮演了多党合作、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平台角色，是强化政党合作的重要机制。其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为人民政协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民主不是镶嵌在国家制度中的装饰物，社会发展是衡量民主适应性的标准。在人民政协框架中，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协商民主结出累累硕果。 世界各国禀赋不同，理论选择有所差异，同一理论在不同国度，结局各异。南橘北枳的自然道理，早已揭示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历理论复制的失败后，旋即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开启了用“中国化”理论“化中国”实践的历史。人民政协在中国大地的生长与发展，是“两个结合”产生的伟大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11］正因如此，人民政协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进而释放出源源不断的政治势能。 （二）文化基础：中华和合文化的文明滋养 文化是人民政协释放政治优势的柔性构成要素，极具韧性力量。界别优势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广交朋友的实践智慧，突显的正是和合文化。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体现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精神［12］。“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13］ 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不绝，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传承、文明延续。传承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念兹在兹的使命夙愿。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自然进程中，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的精髓用于治国理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其他有关政治力量主张“协商建国”。但国民党倒行逆施，政协协议很快便成为一纸空文，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也成为梦幻泡影。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给和合文化作出了新注解。实际上，人民政协化解冲突是一个“寻找—聚合—转化”的过程，其中蕴含“和合”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实生物”等理念［14］。 人民政协建立在中华和合文化的基础之上。从宏观上看，人民政协的发展过程展现了和合文化“求同存异”的精神特质。各民主党派虽有不同政治主张，但在人民政协框架内实现了精诚团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共商国是，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这一基本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际关系中赓续中华和合文化的显著体现。在人民政协实践中，政党不是相互倾轧、彼此攻讦的关系，而是携手共进的朋友关系。近年来，国外政党间的博弈冲突与人民政协下的政党合作形成了强烈反差。美国两党围绕第60届总统大选展开的政治角力，反映了社会撕裂的现实情况。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权力之争，给国家稳定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案例凸显了人民政协崇尚和合文化的优势。从中观上看，人民政协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人民政协承担围绕国家大政方针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等任务。比如，2023年全国政协“从1 755个建议议题中遴选出21个重点协商议政题目，围绕中心任务和群众期盼协商议政、建言资政”［15］。从微观上审视，人民政协能够容纳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国家事业和社会事务。通过人民政协，不同社会主体有了发声平台，有助于国家实现意见吸纳，保证政治稳定。人民政协的构成也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16］界别是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组织基础，突显了鲜明的政治优势。界别优势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界别的委员能够联系本界别群众，及时传递民意。 （三）实践基础：政治制度的伟大创造 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还表现为制度优势。人民政协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携手创建而成的。人民政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载体。 民主优势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来源之一。人民政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依托，更是协商民主的组织化表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扮演着基座型平台角色［17］。人民政协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环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协商民主最具中国特色，展现出了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8］众人的事情，众人一起商量解决，是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协商之中包含民主，民主却并非仅有协商一种样式。西方国家在“民主”的外衣包裹下，选择了票决民主的单一形式，在协商层面几无建树。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主看似人人都有选票，实则存在严重弊端。2021年的美国“国会山”骚乱，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死人票”，都暴露出西方民主的虚假。协商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底气，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又一来源。当代政治学理论把政党视为现代民主体制的关键机构和制度，政党是与现代民主政体互栖共生的［19］。观其大要，各国政党制度可分为一党制、两党轮流、多党轮流等类型。一党制容易出现监督乏力，常常陷入不受约束的危险中。西方国家的两党制，看似实现了民主机制上的“交替坐庄”，但却经常造成相互指责诋毁的结果。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政党之间争权夺利、推诿扯皮的弊端。依托人民政协的平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由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时代彰显
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既源于历史，也源自实践。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人民政协自身建设，展现出极强的制度优越性与组织优越性。较之以往，人民政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功能、发挥职能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 （一）围绕中心：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言献策 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亦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开始提质跃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呼之欲出。党的二十大科学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篇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指明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方向［21］。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易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现代化是一个富有广延性的概念，可以剥离出诸多具体形态，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均是其重要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牵涉甚广，是齐头并进的现代化，不是单一事业的现代化、更不是丧失平衡的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各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推进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需要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正因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覆盖广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凝聚合力。 人民政协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彰显了显著的政治优势。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为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力量主体，但也给凝聚共识带来了挑战。平衡多种利益主体、弥合多元价值主张、防范社会发展风险，离不开人民政协凝聚思想共识的政治优势。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切问题，形成了强大合力。此外，人民政协还积极建言献策，为重大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分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协历届历次会议的提案审查情况报告，由表1和表2可知：提案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体现出委员履职的责任感和建言的积极性很高；提案内容更加聚焦，调研更加扎实，建议更加具体，时效性也更强，覆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方面，尤其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关注与日俱增。这些提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面展开，对提升现代化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二）服务大局：发挥统一战线的组织功能 统一战线的组织功能，主要依靠人民政协得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0］266作为顶层设计，统一战线性质决定了人民政协的组织功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三大职能是历史发展积淀而来，已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政治传统。 借助人民政协平台，不同界别群众能够实现顺畅的政治沟通。“组织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信息交流的渠道。”［22］政治沟通的实现，保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化进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托人民政协平台优势，完善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化运转。一方面，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夯实统一战线组织功能转化的领导力和引领力。为切实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用制度化保障人民政协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上的组织作用。比如，全国政协于2023年9月印发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意见（试行）》，明确了政协委员“联系谁”“联系什么”“怎么联系”等问题。再比如，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六次主席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协商议政质量评价工作办法（试行）》，明确了评价标准，对提升双周协商座谈会质量、专题调研质量、提案质量、社情民意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一系列制度机制规范下，人民政协在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上越走越实。 （三）设置议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故事 讲好民主故事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2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中国式民主的真正意义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既有政策上的谋划，也有举措上的保障。西方国家的民主，往往只是少数人设计的口头民主。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人民发挥对国家监督作用的保障，也只有人民最了解现实的情况［25］。民主政治的形式是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陷于故步自封［26］。 人民政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彰显。一方面，人民政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之一。特定群体的民主建议在人民政协内被吸纳，发挥建言资政的作用。另一方面，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组织载体。协商民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关怀。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协商民主通过对话让多种主体交换意见和诉求，构建了开放性的问题解决场域，提供了良政善治的基础［27］。“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8］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实现了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的相互贯通。
三、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效能集成
衡量政治组织是否具有优势或优势是否明显，效能是重要标准。在中国政治的复合议题中，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的功能指向了制度、情感、价值与观念等不同维度。 （一）“制度—治理”之维：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人民政协之所以具有显著政治优势，是因其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体系。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尤为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政协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在倾听民意、汇聚民情、集中民智、激活民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人民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整体。 评价制度优劣，效能是关键。人民政协既是审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背景，也是中国民主制度内涵之一。制度背景是民主实践顺利展开所构成的整体框架，彰显着国家政治发展的总体安排与科学设计。人民政协能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若干方面进行广泛调查研究，以政治参与增进国家大政方针的科学性。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作为一种精巧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体系中，肩负着将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落为实践的重要任务。借助人民政协的实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释放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的实践效能。正如有研究认为：人民政协非科层的组织形式与政治效能从外部依托制度途径输入政府后，不易被层级链条向下传导消解，有助于政府超越科层约束，实现有效治理［29］。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避免了西方政党那样陷入制度空转的尴尬处境。人民政协构成了中国民主实践的生动注脚，向世界提供了协商民主、政党民主监督的中国方案。 （二）“情感—力量”之维：汇聚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 借助人民政协的平台优势，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情感上汇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一个处在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30］中国共产党依靠组织和动员，解决群体融合与阶层融合的问题。组织主要指自身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而动员则主要是依靠情感与政策。人民政协在组织与动员两个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31］。依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民族宗教工作、港澳台统战工作、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从民族工作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政协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汇聚起磅礴力量。从港澳台统战工作来看，人民政协有助于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海外统一战线来看，人民政协能够促进海外人士友好交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特定人群与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这一点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目的在于汇聚干事创业的合力。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是某一个阶层自身的任务，而是亿万中华儿女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离不开亿万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政协能够统筹各种社会关系，精准化解社会多重矛盾，凝聚起不同阶层的政治力量，助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众擎易举，独木难支。新时代新征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境遇，中国共产党更加迫切需要人民政协发挥出凝聚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政治优势。 （三）“价值—观念”之维：巩固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对执政党的政治发展和治国理政而言，共同思想基础至关重要。共同思想基础是维系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纽带和支撑，事关民族凝聚力的养成、政党团结力的实现。人民政协针对特定人群的团结实践，有利于塑造“心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32］当今世界的政局变化，说明了思想基础的重要性。共同的思想基础，可以实现目的性的价值牵引，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价值追求［33］。在谈及人民政协的思想基础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人民政协要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28］92经历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不懈探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与制度，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维护。 中国历史雄辩证明：分裂不得人心，团结才能安邦。人民政协展现出了包容型团结的制度角色［34］。共同思想基础，要害在凝聚共识，关键在形成合力。在人民政协的实践框架下，不同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过，由于社会环境纷繁复杂，历史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应对各种虚假包装后的“奇谈怪调”，需要政治组织协同发力。人民政协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致力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巩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极大维护了思想安全和政治安全。
四、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演变，越是接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越要发挥出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 （一）“思想—文化”层面：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赓续历史经验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政协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党的创新理论在人民政协工作中的实践篇章，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学深悟透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须从三个方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其一，坚持系统观念，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局出发，加深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1］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根本指南。科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须做到由大到小，以全局观指导关键处。其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35］。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要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基础之上，以党的领导优势激发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其三，坚持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政协理论。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之树常青。随着人民政协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展开的实践愈加丰富，人民政协的理论也需不断总结凝练。 （二）“使命—任务”层面：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现在，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0］609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赋予了人民政协新的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统一战线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人民政协要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发挥出应有的平台作用和组织特色。人民政协本身就是统战平台，须强化人民政协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地位，讲好人民政协的“团结学”、统一战线的“组织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迈出了坚实步伐，发挥出了人民政协的强大统战功能。一是要不断增强人民政协的覆盖面。人民政协独特的界别优势，使其能够兼顾多样化统战对象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人民政协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代表性、包容性以及连接性。二是要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统战属性是人民政协最基本的属性，统战职能是人民政协最基本的职能。因此，人民政协要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三是要协同社会多种力量，实现人民政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大统战理念之“大”，关键在主体之多，关键在结构之繁。凝聚广泛共识，离不开人民政协的组织优势。 （三）“行动—能力”层面：提升政协委员的履职本领 实现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不断提升政协委员的履职本领为前提基础。政协委员的能力强弱事关人民政协事业的效率高低。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是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提升政协委员的能力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伴随书香政协建设，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强化了建言资政的实际效能。 职能发挥，能力为要。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委员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36］其一，政协委员要懂政协。政协委员不仅是一种身份，还是一份责任，必须清楚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和定位。其二，政协委员必须会协商。协商是一种能力，也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人民政协要引导委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政治协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协双周座谈会成为重要创新举措。双周座谈会涉及诸多重大议题，有效提升了议政质量。十二届全国政协共开展7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37］，十三届全国政协共开展68次双周座谈会。落实双周座谈会机制，要求政协委员必须会协商。其三，政协委员要善议政。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发挥作用的关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第十六次主任会议上通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年度好提案评选办法（试行）》对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参与议政提出了郑重要求。其四，政协委员要守纪律。政协委员肩负重要使命，必须遵守纪律，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其五，政协委员要讲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范的政治生活，需要规则、规矩保驾护航。其六，政协委员要重品行。品行就是道德，道德是为政之资，体现了政协委员的行为准则、职业操守和思想境界，需要内修常修。 （四）“话语—知识”层面：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 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泉，理论又是实践发展的先导。发挥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学术创造，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采取了诸多有益举措，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知识体系的价值在于以实践为中介的文明传承与文明创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有利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也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38］在这个交流交往交融日益加快的世界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抓住“自主”二字，又要聚焦“体系”二字。“自主”是要把中国独有的事与物，通过理论化、系统化、学理化的形式讲出来。“体系”是讲求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集团优势和整体效能。 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着眼整体，要坚持从内容、主体、方式、平台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39］。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既要从小处落笔，也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问题上大处落墨。从学科体系看，与人民政协有关的学科具有多样性，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都与此相关。因此，人民政协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应发挥学科连接点的优势。从学术体系看，人民政协涉及政党政治、民族宗教、民主理论等多条学术脉络，是学术交流、跨学科交叉的中介单元。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构成了中国学术的前沿焦点，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从话语体系看，人民政协讲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新话语、统一战线实践的时代新话语，有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五、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人民政协政治优势表现为理论优势、界别优势、文化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等，肇始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发展于中华和合文化的文明滋养，丰富于中国共产党制度实践的伟大创举中。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挥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功能，在讲好协商民主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新理念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面向未来，越是发展形势复杂，人民政协越要发挥出自身政治价值。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情势下，人民政协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言献策，有助于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向前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红色底蕴
张莹 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具有深刻的红色底蕴。一方面，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红色文化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筑牢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提供了强力支撑，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在引领意识形态、激励干事创业、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党在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定文化自信等理论创见，于文化本体层面、历史发展层面及精神状态层面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红色文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基金资助：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话语创新研究”(2022EDS003)
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有一系列关于红色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丰富、论述深刻，有着深刻的红色底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红色底蕴，对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行稳致远，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定位：红色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2],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3]。习近平高度重视弘扬红色文化，在许多重要场合论述了发展红色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4]。毋庸置疑，习近平关于红色文化的原创性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将红色文化作为重要思想来源，而且进一步扩充了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
(一)应有之义：发扬红色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承担着宣传党的理念、方针、政策的重要任务。只有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时刻把握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方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5]342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根本政治逻辑。
习近平关于红色传统的重要论述，生动阐释了“为何”以及“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积累传承下来的。习近平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6]4红色传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持久传承的思想精神和行为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发扬红色传统，有助于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督促所有涉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部门和单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5]15。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褪色”,不仅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7]25,而且应“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5]15。可见，红色文化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能够为坚持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提供方法论支持。
(二)必然之举：用好红色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吹响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8]35的任务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红色资源这一宝贵财富能够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滋养。所以，挖掘好、利用好红色资源，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之举。
习近平反复强调“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6]8红色资源。红色文化资源遍布各地且形式多样，红色故事可以为影视作品创作提供鲜活素材，红色文物可以为文创产品设计提供多元灵感，红色遗址可以为旅游路线设计提供多样化选择。不同类型的红色资源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蕴含着深厚的革命意蕴，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优质资源。挖掘和利用好红色资源，既能够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又能够推动红色文化事业和红色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还应认识到，“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6]8。用好红色资源，必须做好保护工作。只有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建立红色资源档案库，加强对红色资源的科学保护，才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效支撑。习近平指出：“建红色纪念设施要恰当，不要贪大求洋，不要搞一堆同红色纪念毫不相干的东西、甚至是影响红色纪念发挥作用的东西。”[9]推动红色资源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课题，目的是让红色资源真正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滋养与动力。可见，习近平关于红色资源的系列原创性论述，不仅解决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问题，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必由之路：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钥”。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团结统一、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多次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10]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如何使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关注的问题。
红色基因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特殊生命密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本质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习近平关于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红色基因“从哪里来”及“向哪里去”的问题，为筑牢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注入精神力量、提供政治引领。首先，红色基因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承载着共产党人百年来的奋斗精神。在阐释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性时，习近平一再强调：“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11]154伟大建党精神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血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不断丰富着红色基因的精神谱系。传承红色基因，有助于警醒共产党人不忘走过的过去、不忘为什么出发，在走向光辉未来的同时牢记初心与使命，使理想信念不断坚定、牢不可破。其次，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的有力支撑，应延续好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对此，习近平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12]传承红色基因，要避免红色基因变异，在代际传承中将理想信念融入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液，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二、功能实现：红色文化助力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组成部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如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是落实好习近平这一重要指示所必须回答的关键性问题。红色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基因与政治智慧，一方面能够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之增添历史厚重感；一方面能够发挥意识引领、奋斗激励、思想政治教育等多维功能，有助于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一)意识引领功能：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性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8]36。习近平围绕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对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7]33,“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5]340。面对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各种社会思潮交融交锋的复杂现实，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风险与挑战。习近平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8]79在这一背景下，发挥红色文化的意识引领功能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任务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并在革命与建设的艰辛探索历程中形成了红色文化。因此，红色文化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属性。故而，传承红色文化的过程，本质上亦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红色文化在指引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同时，红色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事实呈现。每一处红色遗迹、每一件红色文物、每一位红色人物等，都能够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历史虚无主义予以有力回击。重温红色历史，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说服力。
(二)奋斗激励功能：增强干事创业主动性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习近平高度重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并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论述。他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13]213,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坚决摒弃一切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懒政怠政等消极行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14]49。文化建设领域亦是如此。一方面，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广大干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另一方面，党的文化理论也是广大干部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行动纲领和精神激励。
红色文化作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记忆，为新形势下增强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精神力量和情感依托。譬如：“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11]140的焦裕禄精神，激励党员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15];记载“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16]的红旗渠精神，鼓励党员干部要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勇于斗争的奋进姿态”[14]116闯关夺隘、攻城拔寨；见证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的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启示党员干部应“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5]363。正如习近平所言，“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11]158。红色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历程的产物，对于增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主动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激励作用，能够引导其想干事、肯干事、干成事。需要明确的是，以红色文化促实干，也是对于“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这一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破解之道，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仍风华正茂的精神密码所在。
(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明确“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5]340。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8]36。红色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宝贵教育资源，具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功能作用。
其一，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言，红色文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蕴藏着丰富的精神价值，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加强对党忠诚教育，发挥中央和国家机关红色资源优势，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入党志愿书等活动，形成具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特点的党内政治文化。”[13]255红色文化涉及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等，具有物质、制度、精神等多元形态，能够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生动教材。其二，就思想政治教育效力而言，红色文化中的那些实体存在，能够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说服力。习近平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17]。讲好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关键步骤，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红色遗址、红色文物等能够再现红色历史情景，增强受众对红色故事的代入感，有助于潜移默化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其三，就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而言，红色文化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吸引人、感染人、教育人，有效提升民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加工与转化，红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民众在参加红色旅游、观看红色影视、接触红色文创时，无形中也接受了红色文化的洗礼，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及历史观。
三、特质凝练：红色文化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学理深厚、内容丰富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体系化的鲜明特征。红色文化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与组成部分，从主体、时空、行动、发展多个维度，进一步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即人民性与创造性的有机交融、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交相呼应、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筹联动。此外，从红色文化视角透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特质，也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
(一)主体维度：人民性与创造性的有机交融
文化主体性，是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标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9从主体性维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红色底蕴彰显了人民性与创造性的有机交融。
人民至上是红色文化的价值旨归，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红色文化，符合人民的共同追求，最终落脚点也指向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红色文化中充分汲取养分，带有鲜明的人民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明确的人民观为基石，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9],列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落实文化建设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宗旨导向，这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浓厚的人民情怀。
红色文化尊重人民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表现在强调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红色文化就是由人民创造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反映了党领导人民群众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可见，红色文化的内涵是随实践发展不断扩充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也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8]35文化发展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只有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释放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才能获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追求进步、坚定信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义理旨趣。而鲜明的人民性和创新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系列原创性贡献的根本所在。
(二)时空维度：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8]11文化建设上的守正创新，从时空维度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特质，即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固本培元，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习近平关于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牢牢坚守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根脉和魂脉。更进一步地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强调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显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思想的集成，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突出与时俱进，具有科学性、时代性特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20]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时代精神为指向，不断从实践中汲取经验，是一个与时偕行的思想体系。针对红色文化传承问题，习近平强调“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11]139,让红色文化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迸发出新的时代色彩。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1]科学理论作为对时代问题的回答和实践经验的升华，应承担起改造世界的功能。概要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顺应时代呼唤的产物，是能够用来把握时代、引领实践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时代性特征。
(三)行动维度：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交相呼应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用关系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以理论引导实践的发展，又以实践滋养理论的创新，既存在思想理论层面的认识论，也包含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论。这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个极为鲜明的理论品格，体现出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的交相呼应与高度统一。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1],“明体”之理论性突出。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念，深化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多个维度阐述了红色文化的内核，不仅科学回答了红色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对红色文化应如何传承、该通向何处等问题予以深度剖析，指出了新时代红色文化发展规律。并且，在深入挖掘和阐发红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充分汲取养分，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思想资源，不断推进新时代文化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智慧。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规定了“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1],“达用”之实践性突出。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动员令，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譬如，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定实践目标，以“七个着力”指明奋进路径，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等夯实工作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来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红色实践，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被锤炼、验证，对红色文化资政育人功能的发挥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显然，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经世致用的实践性特质。
(四)发展维度：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筹联动
在论证“现代性即理性化”的基础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工具理性”及“价值理性”,前者寻求最有效之“手段”,后者关注“目标”本身。根据韦伯的阐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常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构成了资产阶级现代性问题的社会根源。而红色文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以“红色”回应发展之“价值判断”,以“资源”的利用转化作答发展之“事实判断”,将两者纳入科学发展的统一体中，有效打破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分离。在这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延续了红色文化的构建思路，传递着红色文化的内在气质。习近平文化思想锚定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既重视发展的目的意义，又强调发展的手段方式，真正实现了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和谐统一，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
在价值向度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凸显文化建设的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8]37。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属性，在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文化生产与创作方面，极为重视社会效益的优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在工具向度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了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行动途径，诠释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式。习近平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七个着力”的明确指示。从强化凝聚力到提升创新力再到提高传播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实践路径。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的统筹联动中，在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相互促进中，推动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功能优化。
四、路径优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导红色文化发展的实践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8]10-11。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于红色文化的发展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从多个层面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一)文化本体层面：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展红色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集中表达和主要任务。”[22]自2022年10月考察河南省安阳市时的首次提出，到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使命任务确立，再到于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等众多场合的反复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原创性概念在习近平的系列阐述中愈发清晰明确。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具有新时代的文明气质，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呼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
发展红色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彼此呼应、相互贯通，统一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核。一方面，红色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真理、艰苦奋斗、团结相助的精神，融汇了各民族文明的精华，积淀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红色文化塑造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和“集体记忆”,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归属，不断凝聚起各族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及内在特质，对红色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能够促进红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中国式现代化所赋予的现代力量与时代特征。其在使红色文化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同时，克服了传统文明固有的历史局限，必将助力红色文化在新征程上焕发出时代光芒与现代活力。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开放包容的文明，能够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推动红色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的开放姿态与包容胸怀，是形塑中华文明博大气象的关键缘由。对此，习近平也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8]51-5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兼容并蓄，充分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由此，基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不断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能够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活力来源，而且有助于推动红色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二)历史发展层面：在学习党的革命历史中推动红色文化发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习近平在众多场合反复论述学习运用党的历史的重要意义，详细阐释了“为何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系列问题，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不难发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6]5,是习近平描绘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蓝图的重要组成。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23]142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文化伴随党的革命而孕育诞生，又在党的革命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换言之，党的革命历史为红色文化提供价值支撑，影响着红色文化的发展向度。学习党的革命历史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传播红色文化、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的过程。其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用好红色资源，是对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挖掘与阐发。习近平在论述党史学习教育时，多次强调要运用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在探寻红色印记中重温党的革命历史，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红色文化的生命力，确保红色文化永不褪色。其二，学习党的革命历史，能够从中获得红色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迪。党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23]150,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进一步总结党的经验。从党的百年历史中分析红色文化的发展机理、探究红色文化建设的历史规律，不断提高新时代推进红色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
(三)精神状态层面：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建设红色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习近平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从大历史观出发，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并将“文化自信”作为“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予以强调。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8]536,“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18]11。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诠释了坚定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建设红色文化，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内在耦合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体来看，一方面，弘扬红色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见证，红色文化凝结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自信之力，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弘扬红色文化，不仅能够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丰富滋养，而且筑牢了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有助于推动红色文化建设行稳致远。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对红色文化的自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也是对红色文化自信的强化。文化自信给予我们应对“轻红”“淡红”“拒红”“去红”等问题的精神支撑和持久力量，促使红色文化不断发展。此外，坚定红色文化自信，有助于讲好中国红色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红色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增强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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