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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这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近日组织评选出了2022—2023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上海社科新人（2022—2023年度）是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闫方洁，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原文 ：《在辩证把握若干张力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闫方洁 图片 | 网络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键在于坚守其科学性与人民性，同时积极吸收多种思想资源，回应现实问题，在对话与反思中推动理论创新。当前，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需直面若干深层张力。例如，如何更辩证地处理原著与原理、原理与时代、批判与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厘清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互动等。为此，应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问题意识、价值内核等层面的深度交融，以此开拓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原理并非悬浮于文本之上的现成结论，而是内嵌于经典作家分析现实、批判世界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之中。例如，当我们研读《资本论》时，除了理解其基本概念和结论，更要理解马克思如何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出发，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一步步地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运动规律。总之，回归原著是为了透过文本把握其内在的逻辑架构与问题意识，重演经典作家的思想历程。真正的原著研究，应该致力于“重现”理论生成的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重现”并理解经典作家面对特定问题时的方法论。唯有通过这种深度的“返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新”，使原理在当代语境下保持解释力与生命力。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存在”，诸如新的科技水平、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结构、新的全球矛盾等，因此，基本原理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必然随之改变。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对立表现为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对抗；而在当代，其表现形式可能变得更加复杂、隐蔽和全球化。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身份政治等新问题，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回应。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代化阐释，就是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科学分析这些新形式、新内容，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这也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完全不同的内容”的题中之义。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根基性。它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如何导致人的异化、自然的枯竭和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丰富智慧。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理性膨胀提供了深刻的生态哲学观；“仁爱中和”的伦理观为对抗个体原子化、社会关系冷漠化提供了价值资源；“天下情怀”与“协和万邦”的政治观为超越霸权式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另一种文明逻辑。 价值互鉴的精髓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取长补短，而是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共同问题导向下，实现创造性地转化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可以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超越性价值的理念，使其从古典的伦理规范，转变为批判现实、建构未来的积极思想资源。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平衡、内在超越的追求，也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在个体精神安顿、生态伦理建构等方面的理论空间，使其在中国语境下获得更为丰满的文化血肉与情感温度。唯有通过这种深层的价值互鉴，才能构建出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彰显中华文明特质的新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的理论任务主要是解构资本主义旧世界，揭示其内在矛盾、运行规律和必然被取代的历史命运，因此，其理论表达通常具有较强的批判性。诸如，“意识形态”常被阐释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资本”被剖析为一种带来异化和剥削的社会权力，等等。在当时语境下，这些概念以其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在唤醒阶级意识、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8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内容提要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借鉴五卅时期的组织模式，酝酿在全国各地发动以驱段废约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各地党组织通过党团联合国民党、工商学等团体，筹备成立京案后援会，三一八运动兴起。就实践而言，中国共产党已很难建立起五卅时期的联合战线，很多地方的商会、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等团体不愿意与学联和工会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只能发动以学生、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通过举行集会、游行、罢课等示威运动援助惨案受害者，呈现南热北冷的运动格局。虽然国共两党借助国民军的力量推翻了段祺瑞执政府，部分实现了驱段废约的目标，但张作霖攫取北洋政府统治权后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防范，加之国共两党对惨案的关注度逐步降低，三一八运动很快消沉下去。中国共产党将注意力转向支持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并且更加关注地方政治运动，意图从内部瓦解北洋政权，以期达到里应外合之效。
关键词
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 三一八惨案 驱段废约 三一八运动
作 者
张仰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教授
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统称为国家发展规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规划期内的阶段性部署和安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五条赋予了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领导地位。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党中央“讨论和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对国家发展规划的建议无疑是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就国家发展规划而言，由党中央提出规划建议、国务院编制规划、全国人大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查和批准后公布实施、全国人民执行人大审查批准的规划，从而将体现党的治国理政理念、重大政策主张的规划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及时有效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行动规则，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资本主义让意识形态变为虚妄——兼论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
蒋雪莲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观念表达，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呈现虚实之别。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话语，逐渐沦落为“名实不符”的虚假意识。随着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愈发凸显，必然要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取代。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为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实现提供了生产方式和制度基础。这一实现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真实性的彰显，仍须经历由应然向实然转化的历史过程。
基金：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红色影像叙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23JDSZK172];华东师范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究项目[2023ECNU—XWHSX-05]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虚假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p.36)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仍有少数观点误读意识形态话语，混淆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笔者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的“虚假”，是指在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结构性制约下，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遮蔽了社会现实关系，导致意识形态呈现出明显的虚假性。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虚假的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通过批判去除意识形态被遮蔽的虚假状态。意识形态的“真实”，则是指破除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制约，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客观反映社会现实关系与集体利益诉求。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虚假的意识”基础上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普遍利益服务、具有科学性和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强调要加强建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
之所以要区分并论述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是因为存在不准确的认识，如有观点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虚假的意识”，推论“所有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有观点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华丽外衣迷惑，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真实的、令人向往的”；有观点因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不同形式的矛盾，得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等错误观点；等等。澄清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辨别种种错误认识，区分资产阶级价值观与无产阶级价值观，科学把握资本主义使意识形态变为虚妄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使意识形态由虚变实的历史过程，对于牢牢把握党的意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p.43)具有重要意义。
一、资本主义使意识形态话语变为虚妄的历史过程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构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范畴，在实践中充分彰显革命力量。随着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逐渐从反封建的真理转变为维护特殊阶级利益的工具，不断凸现虚假性。考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从真实转为虚妄的历史过程，是认识意识形态话语虚与实的历史前提。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充分彰显意识形态力量
第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群体，反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漫长的中世纪，受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学压迫，普通民众实际上毫无人权。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孕育出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相抗争的新阶级力量——城市市民，这一群体成为新贵族和新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他们要求摆脱封建领主等制约，如颁布许可权等，倡导自由贸易和平等的商品交换，以获取更多利润和市场优势。然而，“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3](p.111)于是，新兴资产阶级等群体向封建王权和神权政治发起攻击，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塑造自身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代表性概念。虽然相关话语由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但也包含农民、工人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行会等级枷锁等封建生产方式的呼声，它不是观念的，而是现实运动的产物，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
第二，“天赋人权”理念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特权的代表性意识形态话语的“集合体”。新兴资产阶级举起“天赋人权”的思想旗帜，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批驳蒙昧主义，提出摆脱宗教桎梏，取消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压迫，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人的个性自由和解放，最终把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拉下神坛，以“天赋人权”等理念和话语，引证每个人与生俱来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天赋人权”理念认为，自然造物主在创造人类时，就赋予每个人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幸福权，这些权利不可剥夺和转让，是人之为人的体现。其中，“平等”直指反对贵族特权，要求人人平等，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然权利；不分贫富贵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保障平等的自然权利向平等的政治权利转化。“自由”要求把人从宗教神权等封建特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经济、政治等自由，并通过国家、政府的保障维护自由。“博爱”主张打破封建等级制度下的隔阂与偏见，认为应无视出身、地位、财富状况等，所有人都应相互关心爱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激情开始相互碰撞并且暂时融合，然后在接触中相互磨炼、勉励，最后终于使得整个法兰西的心燃烧起来”。[4](p.181)
第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成为革命的“武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在实际中充分展现强大真理力量，唤起广大群众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权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意识，投身革命洪流，合力推翻旧有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被确立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一整套制度体系随之予以保障。载入法国1791年宪法的《人权宣言》写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p.15)美国《独立宜言》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5](p.9)人们从封建、宗法的人身依附枷锁中挣脱出来，有权利自由进行商品交换，甚至劳动力也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中自由买卖，这些外部条件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和扩大，又促进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破除了封建社会长期施加给人们的愚昧迷信观念，推翻维系等级的制度机构、风俗习惯，给促进思想上的解放。
由此可见，当代表历史进步要求，在破除封建专制束缚、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等实践中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保持一致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便具有历史正当性，并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乃至领导权建构呈现出来，相关话语的集成也推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普遍价值规范。
（二）话语由实变虚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
第一，意识形态话语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后发生功能转变。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把人从封建、宗法、人身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其享有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无法实现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然而，在获得政治统治地位后，资产阶级重蹈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覆辙，逐渐背离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身获利与否的计算以及维系自我权力等方面，尤其是对自身执掌政权及占有经济利益的辩护——这就转变了意识形态话语功能。马克思指出：“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6](p.331)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话语，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蕴含的进步性与真实性，蜕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洞抽象和虚假性，本质上维系资产阶级特殊利益并使之具有普遍形式。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意识形态话语功能转变的根本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背后，必然是巩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活，接受被他人统治的命运。这种占有关系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造成资产阶级利益与广大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与冲突。为维护自身特殊利益，资产阶级通常会把自身包装为广大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提供者与维护者，使广大社会成员在追求所谓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p.552)在从特殊到普遍、从部分到全体的话语逻辑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从真理变为虚妄的重要前提。
第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变为虚妄的主要表现。
从资产阶级视角来看，实现资本增殖、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是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实现资本增殖，要求资产阶级提供商品交换体系，可供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参与商品交往，满足社会成员对商品的需要，也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要义。可见，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部分一致，在一定范围内互为实现的前提条件。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必然会突破“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框架，以牺牲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利益。被资产阶级控制的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8](p.871)资产阶级紧紧抓住自身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一致之处，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掩盖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殊性。这种以普遍之名行特殊之实的表现，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指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主要理由。
从社会成员视角来看，广大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误认”，导致努力追求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实则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误认”的原因，就在于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固有的形式化属性。共同利益的形式化，表现为其使用统一尺度对待全体社会成员，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公平享有权利。这意味着对各个社会成员差异化的漠视，即忽视处于不同客观境遇、拥有不同主体禀赋的社会成员，在借助共同利益平台获取资源与机会方面差异显著。这就导致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统治地位获得的结构性优势，不断攫取特殊利益，即主导形式呈现为普遍平等的共同利益，却发挥着追求特殊利益的功能。然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总是宣称每个社会成员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自身利益，并以获取和增长自身利益来增进共同利益和普遍利益。资产阶级在“歌颂”自己承担公平对待全体社会成员责任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其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
不难得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难以真实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通过遮蔽真实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维护自身利益的产物，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可以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观中，窥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的“虚妄”本质。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只会更加凸显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话语的理念与话语的实践，不断呈现二元对立状态。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愈发展，意识形态话语虚假性也表现为形式的多元化，“多元”的虚假性更加呈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妄”。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强固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
第一，形式自由与真实自由的对立。在唯物史观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逐渐摆脱“人的依赖关系”，进入“物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劳动者虽处于独立状态，获得了一定自由，但实质上却陷入受物统治的更深层次的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即“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9](p.436)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资产阶级，无法提供满足这种生产的劳动力需求，需要雇佣一定劳动力以维持生产，而多数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一无所有，不具有成为独立且自由的劳动者的可能。但这其实不是劳动者的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7](p.756)所谓资本的自由，是资本持有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贸易、买卖等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无所有的“自由”和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而是被资产阶级任意剥削和压榨的“自由”。此外，资产阶级宣扬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也因资本权力的制度性支配，在实施时中受到各种限制或扭曲，从而沦为形式自由。
第二，形式平等消解了实质平等。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也表现为不得不接受资本剥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活。工人付出劳动、资本家支付工资，看似“等价交换”，实质却以一种流通领域的表面平等，掩盖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即用“商品所有者交易的平等”遮蔽“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平等”。被抽象为“劳动力商品”的工人获得的工资，是由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决定，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价值，而非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创造的全部价值，超出的那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8](p.611)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积累财富，在政治、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造成阶级分化和广泛的不平等。然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打破以身份、血缘等为基础的封建等级体系，构建起权利平等的社会框架，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个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级跨越。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单个资产阶级的成功被归因于个人奋斗，而无产阶级的困境则被归咎于能力不够、努力不足。这无疑将社会矛盾和阶级分化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不平等侵蚀民主根基。形式自由与形式平等，使民主沦为“装饰品”。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7](p.584)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以“主权在民”为名建立的政府，实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因而，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民主形态，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形式民主，不可能是把人民大众作为权力主体的实质民主。虽然民主话语内蕴的理念在政治层面倡导个人权利至上，强调公民平等享有政治参与权，但在民主政治的实际运行中，政治权力往往被少数利益集团和大资本家掌控，他们借助资本优势垄断民主话语权，导致民主最终沦落为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虚妄”。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民主标识”——总统选举中，少数利益集团与大资本家凭借雄厚的经济资本，通过政治献金资助候选人、雇佣专业团队游说政府等方式，深度介入选举过程。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广大人民群众，实际上只有投资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选举出来的总统往往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列宁尖锐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认为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10](p.244)
第四，与自由、平等、民主相联系的博爱，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并非单纯人道主义表达，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过程中精心编织的权力话语，其虚假性源于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交织下，以抽象的道德修辞掩盖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的实质矛盾。个人主义的消极性在于原子化倾向瓦解了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绝对化推崇个人利益、权利及自由，表现为利己主义。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家通常采取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方式。即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了多样化社会福利政策，但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能享受到真正的关爱和尊重。资产阶级拿出“小利小惠”，主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消解无产阶级的集体反抗意志，以维系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对外方面，资本主义的博爱话语，将本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包装成“民族利益”延伸，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掠夺、资源侵占粉饰为“现代化援助”。这种“博爱”，不仅要求本国民众支持对外侵略行为，迫使被侵略民族接受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传播基督教博爱精神为名，掠夺印度资源；20世纪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新殖民主义包装为跨大西洋团结，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以“博爱”为借口，掩盖对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的压迫与掠夺。
“生命自由”“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泛爱大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作为抽象话语存在，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工具。马克思深刻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7](pp.550-551)资产阶级将代表其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宣称为唯一合理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描绘成最美好、永恒的秩序，积极扮演“牧师”角色，通过广泛教育教化，企图使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社会成员头脑中“真实”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11](p.248)最终，以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话语描述的社会，只能呈现为“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
（二）生产力愈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虚假性愈显露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持续创新为生产力跃升注入强大动能，促进了社会财富总量增加，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够“脱虚向实”，摆脱维系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身份？“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9](p.226)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始终存续，剩余价值规律持续发挥作用，其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就始终无法祛除，而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虚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生产力愈发展，资本主义矛盾愈扩大，愈需要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劳动分工愈发精细、各生产环节协作更加紧密，生产社会化程度持续攀升。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占据主导的情况下，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二者之间矛盾越深化，占比多数的劳动者受占比少数的资本家的剥削更为严酷。为掩饰阶级分化和对立，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整个社会不仅不能“去意识形态”，反而要生成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
第二，生产力愈发展，愈需要创造需求，就愈需要覆盖广泛、深度渗透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满足了大众部分的物质需求，但也持续制造着“虚假的需求”，并把“虚假的需求”强加给人们，形成覆盖广泛、渗透隐蔽的意识形态。随着生产力提升，商品生产远超社会成员需要，为此就需要不断刺激产生新需求，以维持经济系统“健康”运行。于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便控制商品生产，即根据生产和需求控制消费者，赋予商品一定价值符号、特殊意义，以此“启发”消费者明白自己的需求、扩大自己的欲望。例如，以广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凭借艺术化修辞与隐喻性包装，将虚假的需求重构为令人沉迷的消费欲望符号，使消费者沉浸在“买了又买”的消费“魔咒”中不可自拔。持续性消费支出转化为资本家源源不断的利润，资本家用这些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本增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生产力愈发展，需求愈扩大，愈需要娱乐化、碎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满足了大众部分精神文化需要，但也减弱了大众的批判意识，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娱乐化、碎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深度渗透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实现对个人闲暇时间的规训与支配。法兰克福学派把这种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文化产品大规模复制传播的文化产业体系称为“文化工业”，认为它是文化资本化的结果，“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12](p.123)主要任务是带给人感官愉悦和享受。这种经由流水线式的文化产业体系炮制出来的“快餐”大众文化，充分体现单一娱乐消遣向度，把大众推向平庸单调，使其沉浸于通过物性补偿获得的“虚假快乐”，丧失理性的批判意识和崇高的精神文化追求。“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12](p.113)当前，借助数字技术批量生产的动态符码、吸睛短视频、炫彩游戏等，成为控制人的新文化工具。大众目不转睛盯着“大屏”“小屏”，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欢娱，精神世界也被充斥着消费娱乐的日常生活所“窄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出“自发同意”。
由是观之，生产力进步导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控制更加严密、虚假性更为显著。列宁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13](p.19)马尔库塞严厉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认为这是新型极权主义的“单向度社会”。人们生活在一片被虚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炙烤的焦土上，失去真正滋养精神生命的营养供给，成为“单向度的人”。这种建立在不合理且日趋分裂的社会关系之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人类文明终极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p.875)当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急剧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生产力发展至无法被容纳的阶段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向终结，建立于其上的虚假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必然随之瓦解。
三、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构建真实的意识形态话语
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将瓦解阶级分化的物质基础，消解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话语的虚假性。由此，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得以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升华为社会共同意志的表达，最终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鉴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需经历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演进，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必然伴随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逐渐彰显真实性。
（一）社会主义社会要求“还原”意识形态话语真实性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等问题，严重威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未来究竟去向何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改良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实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的模式可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永续发展。事实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大萧条时期暴露出市场机制的致命缺陷，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未能化解20世纪70年代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滞胀”危机，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也因财政不可持续性而面临挑战，美国自2009年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至今未见显著成效，这些模式已被或正在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任何自我调节式的改良只能“修修补补”，无法从根源上消解资本主义的系统矛盾，也无法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虚假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4](p.597)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p.592)进而进入一个真正的“人类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消除了阶级与阶级对立、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社会。“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14](p.53)这与资产阶级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把劳动人民团结到革命斗争中，而在革命胜利后就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两者分离的状态，消除人对人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者共同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因此趋于一致。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关系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虽然是真实的，但并非封闭僵化，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排除于规定之外，而是通过扬弃，使之升华为具有制度保障、真正得到实践的价值观，还原意识形态话语的真实性。
第一，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广大劳动者的自由。自由本就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专属，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的自由并非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而是“更高级形式的”、真实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主要体现为政治与法律层面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消极自由。社会主义则通过彻底消灭一切不自由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人人自由奠定坚实经济基础，不仅保障政治权利和法律规范层面的自由，更致力于确保人人享有自由发展、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机会。恩格斯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5](p.652)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框架下，广大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主人，生产过程复归为劳动者自主劳动的实践，劳动性质实现了从资本增殖工具向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性转变。由此，劳动者得以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的钳制与奴役，在真实的“联合体”——社会主义社会及其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p.53)达到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高度统一。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各领域各维度的平等。人人平等是人自由发展的必要前提。阶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深刻根源，“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6](p.113)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废除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公开特权，但在经济上容许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财富、地位等领域的深刻不平等。真正的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6](p.112)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因私有制而产生的阶级差别与阶级剥削，根除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社会平等首次作为真实而全面的平等得以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种真实的平等具体表现为国家权力从阶级统治工具，转化为社会共同意志表达的载体，人人平等享有政治和法律权利并履行义务，实现政治平等；人人平等占有生产资料，拥有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的权利，获得劳动平等；“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9](p.435)按劳分配原则使广大劳动者更深刻体认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地位，强化分配平等。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的是人民民主。经济领域的自由与平等，为政治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列宁深刻发问：“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还是以力争废除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17](p.96)资本主义虽标榜“主权在民”，却从未真正实现。究其根源，其所谓的“主权”实质是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权，“民”意指占据社会少数的资产阶级。因此，“主权在民”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实施形式。与之相对，社会主义的“主权在民”，“主权”由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全体社会成员享有，人民切实掌握管理国家的真实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公开宣称服务人民的根本利益，真实性体现在消解阶级分化的物质根源，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的平等参与者与社会财富的共同所有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时表现为联合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确保多数人能够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实践时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9](p.195)
第四，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真正的人类之爱”。社会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的实现，确证了人与人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真实性，使人与人的“爱”回归本真状态，而非抽象空洞的博爱。在阶级出现后，所谓普世的“人类之爱”便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其宣扬的无条件、超阶级的博爱，“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4](p.34)博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给工人阶级制造的“甜蜜幻想”。唯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一方面，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社会化消解了私有制结构，社会生产由自觉的计划性组织取代市场的自发性机制，劳动异化的根源被消除。经济基础的重构使人与人的情感不再是道德规范的外在要求，而是社会成员维护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人们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新型人际关系，既扬弃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依附性情感，也超越了资本主义原子化个体的虚假联合，使互助协作成为普遍交往方式。另一方面，“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18](p.662)社会主义否定任何以民族、种族、地域为界限的狭隘情感，将每个劳动者的自由发展视为全体人类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种“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真正的人类之爱”。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8](p.683)之上的更高级社会形态。在此社会形态中，物质生产与文化创造的成果充分涌流，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届时，劳动异化现象将被彻底扬弃，一切基于阶级、特权或强制分工的社会不平等根源被彻底消除，个人得以在智力探索、体力实践、创造力迸发以及社会关系丰富性等多方面，实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
（二）意识形态话语真实性的实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成功推翻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治从而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政权保障下，实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逐步确立，人们摒弃封建文化思想，扬弃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成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话语观念。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革命进程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通过吸取工业化、现代化文明成果，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实现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但是，由于“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p.434)也就是说，受制于生产力相对落后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历史条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无法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基础尚未完全发展起来，而“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19](p.582)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团结带领广大人民，通过废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政治领域，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推动中国在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曾出现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做法，不仅未能实现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的预期目标，反而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但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理想尚未完全实现，就质疑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社会上一度出现主张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试图使改革开放脱离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20](pp.207-208)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警惕“左”和右的错误，应该清楚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消灭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p.20)当前，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仍待弥合，民主法治、社会保障等制度尚须完善，同时面临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渗透和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法跨越。通过生产力解放与生产关系调适的双向互动，可以创造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条件。随着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跃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的真实性必将不断彰显，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的制度保障与实践展开也会逐步完善，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价值理想与社会存在辩证运动的展开。为此，要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p.22)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保障和促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不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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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蒋雪莲.资本主义让意识形态变为虚妄——兼论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与实[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05):80-91+93.
作者：
张莹，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六个坚持”具有丰富的思想含量，从根本保证、价值立场、首要任务、动力机制、关键举措、战略思维方面，系统回答了未来五年“怎么办、怎么干”的时代课题。“六个坚持”是基于历史演进、理论运用与实践需求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作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认真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保证“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部署得到全面落实，必须以“六个坚持”原则为根本遵循，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保障、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体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中长期规划；“十五五”规划；六个坚持 202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的文件，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3］。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上述“六个坚持”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4］。这“六个坚持”原则是党的创新理论在研制“十五五”规划过程中的精髓彰显和具体运用。首先，“六个坚持”原则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升［5］。“六个坚持”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既包含价值立场的规定，也涵盖行动方略的选择。其次，“六个坚持”原则精准回应了“十五五”时期应对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六个坚持”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和阶段特征，系统回答了未来五年“怎么办、怎么干”等一系列问题，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再次，“六个坚持”在接续“十四五”时期实践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丰富发展，明确了“十五五”关键时期要有关键作为的实践指向。“六个坚持”原则既是理论指南，也是实践纲领。在“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严格遵循、长期坚持、坚决贯彻“六个坚持”，将“六个坚持”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践和各领域工作之中。 “六个坚持”原则一经提出，便成为理论热点。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揭示“六个坚持”的重大意义。有学者认为，“六个坚持”原则的提出是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洞察、对既往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是完成新发展阶段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6］。“六个坚持”重要原则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行动指引［7］。其二，解读“六个坚持”的核心内涵、阐述“六个坚持”的整体性特征［8］。有学者在分析“六个坚持”的思想内涵时，认为“六个坚持”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体系［9］。还有学者认为“六个坚持”互为支点、强调协同，构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标志着我国治国理政方略从“单点突破”进入“系统集成”新阶段［6］。其三，针对“六个坚持”中的各个方面逐一展开研究［10］，尤其关注对“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11］和“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12］两项新增原则的解读。总体来看，关于“六个坚持”原则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多以宣传阐释为主，缺乏整体层面的体系化研究、学理性诠释。基于此，本文从思想含量、逻辑关联、价值效用等维度探究“十五五”时期的“六个坚持”原则，以期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六个坚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含量，彰显了回应时代课题的深度、揭示了实践规律的精度以及引领未来发展的力度，构成了“十五五”时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深刻把握“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是理解其成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根本遵循的重要前提。 （一）根本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4］41在变革程度与速度日益加快的世界环境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不断克服风险挑战、砥砺前行的“压舱石”。 从理论逻辑来看，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列宁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1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4］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是妥善处理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关系的根本遵循。在当今世界普遍以政党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执政模式下，肩负治国理政责任的执政党是否具备权威性的领导力是关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创造的伟大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迎来的伟大飞跃，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才能顶住压力持续发展，继而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前进活力。在接续实施五年规划（计划）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实践成就的“定盘星”。“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置于“六个坚持”之首，既是赓续历史经验的结果，也是顺应实践变化的要求。 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向来是党中央关心的重中之重。发展是目标，也是求解问题的路径。“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越是在这种关键时期、历史节点，越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以坚持党的领导把握好战略定力。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由此可见，唯有将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的原则遵循，并切实转化为“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实践效能，方能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二）价值立场：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高频词，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只有深深扎根人民，才能枝叶繁茂。“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原则系统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彰显了“我将无我，我为人民”的非凡气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16］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历史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诉求的体现。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指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重要理念［16］304。现代化的本质，并非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物质堆砌，而是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归的全面发展。《建议》提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28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深刻诠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我国“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7］，“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4］2。据统计，截至202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达7.34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3亿人，比2020年末增加1 074万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1万元，比2020年增加0.9万元；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92.0%、95.9%、92.0%，比2020年分别提高6.8、0.7、0.8个百分点［17］。这为“十五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民生基础。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区域差距、城乡差别亟需解决。实践进步，理念先行。要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4］7的主要目标，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原则，落实好就业、收入、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关心的事，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速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赢得战略主动；一旦滞后掉队落伍，则可能陷入系统性被动和全面性风险的危险境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方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事关“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8］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9］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高质量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新发展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话语，具有标识性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明确要求，贯通各阶段、各时期，涉及各领域、各方面。比如，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4］2。这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4］6的主要目标奠定了基础。但也应该看到，“十五五”时期还面临着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各种卡点堵点有待克服破解。对此，必须坚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关键环节，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十五五”时期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形成显绩。 （四）动力机制：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向改革要动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伟大事业发展取得的重要经验。改革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层面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政治层面则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1］。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治国理政向前发展的关键。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上持续发力，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2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等若干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构成，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一种战略谋划，也是一种方法路径。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的改革呈现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因思想固化而形成的障碍。全面深化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必须长久地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十五五”时期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建议》明确“十五五”时期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4］，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4］7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驱动发展的战略定力。《建议》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应“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4］6。这说明全面深化改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的中国化实践［23］。如何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时期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所必须回答好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五）关键举措：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正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有效市场”指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需求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有为政府”指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规范竞争秩序、矫正市场失灵。区别于西方经济学将“政府-市场”视为二元对立的元素，中国共产党强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十五五”时期，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16］202其中的第一对关系便是“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16］202。这表明能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事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24］。可以说，“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系列重大成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5］。当前，部分领域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干预错位等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提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4］6，这既对“效率”提出了要求，也强调了“公平”不可或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原则，能够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十五五”时期，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才能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六）战略思维：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两者有机统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26］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积淀形成的治国理政智慧。发展与安全互为条件，没有安全的发展是不稳固的，没有发展的安全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4］6，才能把中国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阶段，国内国际形势复杂，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十五五”时期，必须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落实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4］36-38等系列部署，练就好“防范风险的先手”和“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26］15。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4］8的目标，才能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姿态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全面的，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必须是系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7］“六个坚持”原则并非机械罗列，而是基于历史演进、理论运用与实践需求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毫无疑问，“六个坚持”原则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系统科学、整体思维分析并解决问题的生动体现。“六个坚持”既有不同侧重，也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一）历史维度：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确定五年规划期间需要遵循原则的深厚土壤。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提炼历史经验，将总结经验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思想与方法。对制定中长期规划来说，“系统地、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有关的重大问题，对于克服编制与执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主观主义，提高计划质量与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很有效果”［28］。经验提供行动的智慧，只有善于总结经验、运用经验，才能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六个坚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凝练升华而成的规律性认识。 规划建议把握方向，规划纲要部署具体［29］。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梳理，不难发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既往五年规划（计划）所提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一五”计划至“六五”计划，在分析国情、总结前五年所取得的成绩后，大多直接部署该时期的具体发展任务，并未明确指出所要坚持的原则，而是将原则隐含在具体的目标中。自“七五”计划起，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规划文本的指导性、规范性显著增强，党和国家开始以条文的形式明确阐述该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或要求。“七五”至“十二五”时期，各五年规划（计划）建议关于这部分的表述及形式尚未统一。比如，“七五”计划建议以四个“坚持”提炼所要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30］；“九五”计划建议围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提出所要贯彻的九条“重要方针”［30］861-863；“十一五”规划建议以“必须”的形式强调所要坚持的“原则”［31］；“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32］。这一探索演进过程至“十三五”时期趋于稳定，且越发成熟。自“十三五”规划起，党和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开始延续采用“坚持”的形式加以阐释，并以“必须遵循的原则”作为规定。从内容上看，其所制定的原则深刻触及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从政治保证、价值立场等维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引领。 “十五五”时期所要遵循的“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强调的重要原则一脉相承。比如，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再到“坚持人民至上”，表明了人民立场的始终在场与越发坚定。又如，从“坚持新发展理念”到“坚持高质量发展”，彰显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主题任务的聚焦。再如，从“坚持深化改革”到“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再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对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认识深化。而新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则回应了时代关切，共同构筑了国家行稳致远的坚实根基。不同时期遵循的原则演变，一方面缘于发展任务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大势的选择。接续的原则变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 （二）理论维度：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运用 “六个坚持”原则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与逻辑主线，贯穿着党的创新理论所秉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显示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互动。“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35］。不同历史阶段的五年规划（计划）在实践导向上虽各有侧重，却始终遵循着理论探索的内在逻辑，既体现出思想延续下的递进发展，又彰显实践韧性中的守正创新［36］。这种递进跃升的发展谋略，不断结合时代要求，从实践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出发提出必须遵循的原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的自我调适。“六个坚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一套系统化的制度理念与行动规范。“十五五”时期的“六个坚持”，体现了制度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有利于持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凝聚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论断，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19］16-18。这“六个必须坚持”体现了党建引领国家发展的宏阔逻辑，既是理论的主线条，也是实践的指南针。“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正是对这“六个必须坚持”的融会贯通与科学运用，与这“六个必须坚持”实现了双向奔赴。具体来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守正”方面，能够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确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的实践原则。“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经济社会发展主题上的集中体现，指明了以“高质量”破解发展难题的路径选择。“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彰显了“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战略基点，以我为主才能找到自身发展的立足点。“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了“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战略思维和世界视野，设定了发展的坚固防线，要求在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中实现稳中求进。 “十五五”时期的“六个坚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运用，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具体呈现。作为有机整体，“六个坚持”原则从价值导向、实践路径到战略保障，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系统回应了“十五五”时期“怎么办、怎么干”等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刻的时代洞察，充分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所具有的强大真理力量与磅礴实践伟力。 （三）实践维度：应对时代变局的必然要求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4］3关键时期必须形成关键作为，关键作为必须有原则遵循。从现实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15］。干事创业的过程，就是不断适应环境并在其中力争头筹的过程［37］。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强国建设的目标指引下，对发展环境作出了准确判断，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与政策选择上赢得了历史主动。面向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增量，我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加难以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任务时不我待。有鉴于此，确立哪些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成为指导实践发展的必答之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16］96“六个坚持”原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深度互动的背景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新局面所提出的系统性实践方略，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引领中国把握战略机遇和战胜风险挑战，向世界展示风景这边独好的图景。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实践话语，“六个坚持”原则体现了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揭示了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前进坐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变化趋势［38］。作为因时而为的战略选择，“六个坚持”原则“以有力有序有效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新形势和发展中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补短板、强弱项”［4］50-5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39］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形势，实践才能阔步向前。“六个坚持”原则有利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0］“六个坚持”从“十五五”时期的现实出发，实现了理论发展与基本国情的双向互动。譬如，“坚持高质量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市场活力。这是对新发展阶段的深刻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六个坚持”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驱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加速器”，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稳定器”。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便一直是五年规划（计划）的主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矢志不渝的追求［41］。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日趋成熟、不断完善，党的二十大以系统的理论阐述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出了许多崭新论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5］《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六个坚持”原则服务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创新事业，有助于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一）“六个坚持”有利于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保障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4］2。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支撑条件愈加稳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在经济增量上预计将超过35万亿元，这显示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性事业，其顺利推进离不开良好的保障条件。“六个坚持”原则作为由历史经验积淀而成的规律性认识，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保障体系，进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能够始终锚定正确航向、化解风险挑战。 一方面，“六个坚持”原则强调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政治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体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总要求，以推进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在风雨来袭时拥有最可靠的主心骨，才能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磅礴力量。“六个坚持”原则强调把党的全面领导置于首要位置，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的根本保障，也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另一方面，“六个坚持”原则揭示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规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从长远看，在国际环境复杂变化情势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7］154，是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决策。2025年，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强调“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的独有优势”，要“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42］。在变局中开新局，更应立足自身，掌握发展主动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必须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体而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握好“强大国内市场”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18］688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空间和深厚潜力。“大”而“深”、“宽”而“阔”的市场特质构成了我国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也奠定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更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是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现实需要，更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主动的战略抉择。“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的形成，以新供给催生新需求的拓展，推动供需相适应的互动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与系统韧性。此外，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核心在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这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制度保障。 （二）“六个坚持”有利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稳步推进离不开坚实可靠的支撑体系。推进现代化事业，需要构建一个由物质基础、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构成的稳定支撑架构。坚实的物质条件为发展提供基本前提，活跃的科技创新为增长注入根本动力，有效的安全保障则为整个进程塑造稳定可控的内外环境。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的基本框架。“六个坚持”原则相辅相成，通过协同发力，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体系提供保证，使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各类要素优化组合、效能倍增。 其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物质支撑。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我们能够抵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43］这一论述明确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性。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是我国走向未来并赢得未来的最大底气。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统筹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时”与“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44］《建议》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作出了具体部署［4］9-10，这是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支撑的关键举措。“六个坚持”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原则，都体现了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物质基础的政策指向。 其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技术支撑。科技进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已成为一种广泛共识，国家间的竞争已经由传统领域转向“高、精、尖”领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当下，科技发展程度已超越一般性生产要素，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主导力量。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在科技创新上占据制高点，就能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权。《建议》突出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作用，指明中国式现代化要依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9］27-2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45］推进科技现代化、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必须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改革。唯有如此，才能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六个坚持”原则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对科技发展提出了要求。 其三，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化安全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巩固的国防，国家发展就难以保障。“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4］39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的核心要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仅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支撑，而且其本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必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强军支撑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安全屏障。 （三）“六个坚持”有利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现代化的发展空间直接关系其目标的实现程度，“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的领域中角色的扩张”［46］。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47］“六个坚持”原则作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兼具系统性与全面性，能够从多维度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提供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拓展，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跃升。其本质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时空表达。只有通过整体性、协同性的空间拓展，才能有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增动能、激活力。 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内部治理空间。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发展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化建设重要的动力源泉。“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将党的性质宗旨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动力，通过激活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赢得人民衷心拥护。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以发展思维看待补民生短板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48］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民生领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还有大量需求有待释放［49］。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落实好“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进而补齐区域差距、城乡差别等民生短板，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环境和外部支持。历史早已证明，封闭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不仅无法实现，甚至会因僵化而陷入现代化建设的歧途。开放能扩视野之远、纾发展之困、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谋共享之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又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4］51“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4］19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封闭的现代化，而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现代化。同时，在开放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50］“六个坚持”原则不是口号的语言宣示，而是务实的行动纲领。《建议》中所提出的“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提升贸易促进平台功能，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等［4］19-20，均显示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意义和作用。贯彻“六个坚持”原则，必须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扮演好开放“领跑者”的角色，让中国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为世界提供利好的机遇。 在激发文化活力中拓展精神发展空间。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器”的作用。“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4］26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能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发展空间。这不仅有助于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还能够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习近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强调 适应形势变化 把握战略重点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李强蔡奇出席［N］．人民日报，2025-05-01（1）． ［2］ 姜佳莹，胡鞍钢．五年规划：坚持长期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78-92．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人民日报，2025-09-30（1）．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5． ［5］ 李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N］．人民日报，2025-10-30（3）． ［6］ 本报记者．以“六个坚持”确保“十五五”蓝图变为现实［N］．中国经济时报，2025-10-27（1）． ［7］ 本报评论员．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N］．人民日报，2025-10-26（1）． ［8］ 袁红英．“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N］．学习时报，2025-10-22（1）． ［9］ 干春晖．始终遵循“六个坚持”的重要原则——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②［N］．文汇报，2025-10-28（1）． ［10］ 本报评论员．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N］．人民日报，2025-10-30（1）． ［11］ 新华社评论员．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六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EB/OL］．（2025-10-29）．［2025-10-30］．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1030/bddfc1adced74d7aada9d1d28401855d/c.html． ［12］ 马宝成．“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N］．学习时报，2025-10-24（1）． ［13］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99．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85． ［15］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4．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303． ［17］ 中共国家统计局党组．“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J］．求是，2025（19）：47-52．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1． ［1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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