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的文件，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3］。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上述“六个坚持”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4］。这“六个坚持”原则是党的创新理论在研制“十五五”规划过程中的精髓彰显和具体运用。首先，“六个坚持”原则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升［5］。“六个坚持”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既包含价值立场的规定，也涵盖行动方略的选择。其次，“六个坚持”原则精准回应了“十五五”时期应对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六个坚持”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和阶段特征，系统回答了未来五年“怎么办、怎么干”等一系列问题，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再次，“六个坚持”在接续“十四五”时期实践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丰富发展，明确了“十五五”关键时期要有关键作为的实践指向。“六个坚持”原则既是理论指南，也是实践纲领。在“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严格遵循、长期坚持、坚决贯彻“六个坚持”，将“六个坚持”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践和各领域工作之中。

       “六个坚持”原则一经提出，便成为理论热点。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揭示“六个坚持”的重大意义。有学者认为，“六个坚持”原则的提出是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洞察、对既往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是完成新发展阶段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6］。“六个坚持”重要原则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行动指引［7］。其二，解读“六个坚持”的核心内涵、阐述“六个坚持”的整体性特征［8］。有学者在分析“六个坚持”的思想内涵时，认为“六个坚持”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体系［9］。还有学者认为“六个坚持”互为支点、强调协同，构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战略框架，标志着我国治国理政方略从“单点突破”进入“系统集成”新阶段［6］。其三，针对“六个坚持”中的各个方面逐一展开研究［10］，尤其关注对“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11］和“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12］两项新增原则的解读。总体来看，关于“六个坚持”原则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多以宣传阐释为主，缺乏整体层面的体系化研究、学理性诠释。基于此，本文从思想含量、逻辑关联、价值效用等维度探究“十五五”时期的“六个坚持”原则，以期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根本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4］41在变革程度与速度日益加快的世界环境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不断克服风险挑战、砥砺前行的“压舱石”。

       从理论逻辑来看，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列宁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1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4］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是妥善处理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关系的根本遵循。在当今世界普遍以政党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执政模式下，肩负治国理政责任的执政党是否具备权威性的领导力是关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创造的伟大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迎来的伟大飞跃，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才能顶住压力持续发展，继而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前进活力。在接续实施五年规划（计划）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实践成就的“定盘星”。“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置于“六个坚持”之首，既是赓续历史经验的结果，也是顺应实践变化的要求。

       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向来是党中央关心的重中之重。发展是目标，也是求解问题的路径。“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越是在这种关键时期、历史节点，越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以坚持党的领导把握好战略定力。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由此可见，唯有将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的原则遵循，并切实转化为“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实践效能，方能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二）价值立场：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高频词，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只有深深扎根人民，才能枝叶繁茂。“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原则系统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彰显了“我将无我，我为人民”的非凡气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16］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历史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诉求的体现。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指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重要理念［16］304。现代化的本质，并非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物质堆砌，而是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归的全面发展。《建议》提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28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深刻诠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我国“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7］，“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4］2。据统计，截至202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达7.34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3亿人，比2020年末增加1 074万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1万元，比2020年增加0.9万元；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92.0%、95.9%、92.0%，比2020年分别提高6.8、0.7、0.8个百分点［17］。这为“十五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民生基础。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区域差距、城乡差别亟需解决。实践进步，理念先行。要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4］7的主要目标，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原则，落实好就业、收入、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关心的事，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速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赢得战略主动；一旦滞后掉队落伍，则可能陷入系统性被动和全面性风险的危险境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方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事关“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8］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9］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高质量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新发展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话语，具有标识性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明确要求，贯通各阶段、各时期，涉及各领域、各方面。比如，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4］2。这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4］6的主要目标奠定了基础。但也应该看到，“十五五”时期还面临着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各种卡点堵点有待克服破解。对此，必须坚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关键环节，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十五五”时期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形成显绩。

（四）动力机制：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向改革要动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伟大事业发展取得的重要经验。改革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层面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政治层面则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1］。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治国理政向前发展的关键。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上持续发力，验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2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等若干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构成，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一种战略谋划，也是一种方法路径。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的改革呈现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因思想固化而形成的障碍。全面深化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必须长久地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十五五”时期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建议》明确“十五五”时期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4］，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4］7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驱动发展的战略定力。《建议》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应“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4］6。这说明全面深化改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的中国化实践［23］。如何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时期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所必须回答好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五）关键举措：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正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有效市场”指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需求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有为政府”指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规范竞争秩序、矫正市场失灵。区别于西方经济学将“政府-市场”视为二元对立的元素，中国共产党强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十五五”时期，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16］202其中的第一对关系便是“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16］202。这表明能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事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24］。可以说，“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系列重大成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5］。当前，部分领域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干预错位等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提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4］6，这既对“效率”提出了要求，也强调了“公平”不可或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原则，能够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十五五”时期，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才能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六）战略思维：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两者有机统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26］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积淀形成的治国理政智慧。发展与安全互为条件，没有安全的发展是不稳固的，没有发展的安全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4］6，才能把中国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阶段，国内国际形势复杂，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十五五”时期，必须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落实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4］36-38等系列部署，练就好“防范风险的先手”和“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26］15。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4］8的目标，才能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姿态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一）历史维度：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确定五年规划期间需要遵循原则的深厚土壤。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提炼历史经验，将总结经验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思想与方法。对制定中长期规划来说，“系统地、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有关的重大问题，对于克服编制与执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主观主义，提高计划质量与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很有效果”［28］。经验提供行动的智慧，只有善于总结经验、运用经验，才能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六个坚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凝练升华而成的规律性认识。

        规划建议把握方向，规划纲要部署具体［29］。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梳理，不难发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既往五年规划（计划）所提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一五”计划至“六五”计划，在分析国情、总结前五年所取得的成绩后，大多直接部署该时期的具体发展任务，并未明确指出所要坚持的原则，而是将原则隐含在具体的目标中。自“七五”计划起，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规划文本的指导性、规范性显著增强，党和国家开始以条文的形式明确阐述该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或要求。“七五”至“十二五”时期，各五年规划（计划）建议关于这部分的表述及形式尚未统一。比如，“七五”计划建议以四个“坚持”提炼所要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30］；“九五”计划建议围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提出所要贯彻的九条“重要方针”［30］861-863；“十一五”规划建议以“必须”的形式强调所要坚持的“原则”［31］；“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32］。这一探索演进过程至“十三五”时期趋于稳定，且越发成熟。自“十三五”规划起，党和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开始延续采用“坚持”的形式加以阐释，并以“必须遵循的原则”作为规定。从内容上看，其所制定的原则深刻触及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从政治保证、价值立场等维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引领。

       “十五五”时期所要遵循的“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强调的重要原则一脉相承。比如，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再到“坚持人民至上”，表明了人民立场的始终在场与越发坚定。又如，从“坚持新发展理念”到“坚持高质量发展”，彰显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主题任务的聚焦。再如，从“坚持深化改革”到“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再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对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认识深化。而新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则回应了时代关切，共同构筑了国家行稳致远的坚实根基。不同时期遵循的原则演变，一方面缘于发展任务的调整，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大势的选择。接续的原则变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

（二）理论维度：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运用

       “六个坚持”原则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与逻辑主线，贯穿着党的创新理论所秉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显示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互动。“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35］。不同历史阶段的五年规划（计划）在实践导向上虽各有侧重，却始终遵循着理论探索的内在逻辑，既体现出思想延续下的递进发展，又彰显实践韧性中的守正创新［36］。这种递进跃升的发展谋略，不断结合时代要求，从实践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出发提出必须遵循的原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的自我调适。“六个坚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一套系统化的制度理念与行动规范。“十五五”时期的“六个坚持”，体现了制度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有利于持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凝聚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论断，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19］16-18。这“六个必须坚持”体现了党建引领国家发展的宏阔逻辑，既是理论的主线条，也是实践的指南针。“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正是对这“六个必须坚持”的融会贯通与科学运用，与这“六个必须坚持”实现了双向奔赴。具体来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守正”方面，能够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确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的实践原则。“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经济社会发展主题上的集中体现，指明了以“高质量”破解发展难题的路径选择。“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彰显了“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战略基点，以我为主才能找到自身发展的立足点。“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了“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战略思维和世界视野，设定了发展的坚固防线，要求在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中实现稳中求进。

       “十五五”时期的“六个坚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运用，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具体呈现。作为有机整体，“六个坚持”原则从价值导向、实践路径到战略保障，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系统回应了“十五五”时期“怎么办、怎么干”等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刻的时代洞察，充分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所具有的强大真理力量与磅礴实践伟力。

（三）实践维度：应对时代变局的必然要求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4］3关键时期必须形成关键作为，关键作为必须有原则遵循。从现实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15］。干事创业的过程，就是不断适应环境并在其中力争头筹的过程［37］。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强国建设的目标指引下，对发展环境作出了准确判断，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与政策选择上赢得了历史主动。面向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增量，我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加难以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任务时不我待。有鉴于此，确立哪些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成为指导实践发展的必答之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16］96“六个坚持”原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深度互动的背景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新局面所提出的系统性实践方略，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引领中国把握战略机遇和战胜风险挑战，向世界展示风景这边独好的图景。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实践话语，“六个坚持”原则体现了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揭示了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前进坐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变化趋势［38］。作为因时而为的战略选择，“六个坚持”原则“以有力有序有效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新形势和发展中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补短板、强弱项”［4］50-5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39］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形势，实践才能阔步向前。“六个坚持”原则有利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0］“六个坚持”从“十五五”时期的现实出发，实现了理论发展与基本国情的双向互动。譬如，“坚持高质量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市场活力。这是对新发展阶段的深刻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六个坚持”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驱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加速器”，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稳定器”。

（一）“六个坚持”有利于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保障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4］2。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支撑条件愈加稳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在经济增量上预计将超过35万亿元，这显示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性事业，其顺利推进离不开良好的保障条件。“六个坚持”原则作为由历史经验积淀而成的规律性认识，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保障体系，进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能够始终锚定正确航向、化解风险挑战。

        一方面，“六个坚持”原则强调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政治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体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总要求，以推进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在风雨来袭时拥有最可靠的主心骨，才能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磅礴力量。“六个坚持”原则强调把党的全面领导置于首要位置，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的根本保障，也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另一方面，“六个坚持”原则揭示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规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从长远看，在国际环境复杂变化情势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7］154，是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决策。2025年，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强调“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的独有优势”，要“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42］。在变局中开新局，更应立足自身，掌握发展主动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必须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体而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握好“强大国内市场”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18］688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空间和深厚潜力。“大”而“深”、“宽”而“阔”的市场特质构成了我国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也奠定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更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是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现实需要，更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主动的战略抉择。“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的形成，以新供给催生新需求的拓展，推动供需相适应的互动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与系统韧性。此外，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核心在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这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制度保障。

（二）“六个坚持”有利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稳步推进离不开坚实可靠的支撑体系。推进现代化事业，需要构建一个由物质基础、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构成的稳定支撑架构。坚实的物质条件为发展提供基本前提，活跃的科技创新为增长注入根本动力，有效的安全保障则为整个进程塑造稳定可控的内外环境。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的基本框架。“六个坚持”原则相辅相成，通过协同发力，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体系提供保证，使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各类要素优化组合、效能倍增。

       其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物质支撑。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我们能够抵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43］这一论述明确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性。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是我国走向未来并赢得未来的最大底气。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统筹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时”与“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44］《建议》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作出了具体部署［4］9-10，这是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支撑的关键举措。“六个坚持”强调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原则，都体现了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物质基础的政策指向。

        其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技术支撑。科技进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已成为一种广泛共识，国家间的竞争已经由传统领域转向“高、精、尖”领域。在第四次科技革命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当下，科技发展程度已超越一般性生产要素，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主导力量。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在科技创新上占据制高点，就能在全球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权。《建议》突出强调了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作用，指明中国式现代化要依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9］27-2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45］推进科技现代化、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必须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改革。唯有如此，才能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六个坚持”原则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对科技发展提出了要求。

其三，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化安全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巩固的国防，国家发展就难以保障。“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4］39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的核心要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仅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支撑，而且其本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必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强军支撑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安全屏障。

（三）“六个坚持”有利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现代化的发展空间直接关系其目标的实现程度，“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的领域中角色的扩张”［46］。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47］“六个坚持”原则作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兼具系统性与全面性，能够从多维度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提供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拓展，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跃升。其本质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时空表达。只有通过整体性、协同性的空间拓展，才能有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增动能、激活力。

       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内部治理空间。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发展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化建设重要的动力源泉。“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将党的性质宗旨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动力，通过激活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确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赢得人民衷心拥护。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以发展思维看待补民生短板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48］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民生领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还有大量需求有待释放［49］。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落实好“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进而补齐区域差距、城乡差别等民生短板，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环境和外部支持。历史早已证明，封闭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不仅无法实现，甚至会因僵化而陷入现代化建设的歧途。开放能扩视野之远、纾发展之困、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谋共享之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又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4］51“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4］19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封闭的现代化，而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现代化。同时，在开放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50］“六个坚持”原则不是口号的语言宣示，而是务实的行动纲领。《建议》中所提出的“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提升贸易促进平台功能，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等［4］19-20，均显示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意义和作用。贯彻“六个坚持”原则，必须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扮演好开放“领跑者”的角色，让中国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为世界提供利好的机遇。

       在激发文化活力中拓展精神发展空间。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器”的作用。“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4］26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能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发展空间。这不仅有助于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还能够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这一思想包含“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两个确立”“六个必须坚持”等主要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理论成果都具有相同的“基因”，包括具有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坚守相同的政治立场，遵循相同的思想路线。在研究一些带有“历史规律性认识”的问题时，要注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对这些问题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不是限定于某一时间的“集中繁荣”，而是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总结经验和进行创新。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要事，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不断发展着的现实需要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来指导。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此，理论创新的进程始终保持着动态发展态势。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要坚持从实践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力，实现理论研究与问题解决的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聚焦社会矛盾最突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同时，要从学理层面进一步研究阐释诸如内卷化竞争、青年“倍速”生活、“独居”老人等一些新的突出问题。只有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对策、解决新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才能保持动力与活力。

       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不能一股脑儿都“跟着热点跑”。除了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研究领域中还有一些带有深层次、长期性特点的问题需要持续的研究与关注。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理论研究与赓续弘扬。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要坚持长期问题和热点问题两手抓。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脱离人民群众的理论，只是空想、无力的理论。新时代新征程，要着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具体来说，哲学社会科学能不能实现创新、创新成果能不能落地生根、创新成果能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都离不开掌握群众。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所产生的优秀创新成果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脱离人民群众现实需要的理论创新注定不会有感召力和生命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心声，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创新动力。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所产生的优秀创新成果要落地生根，被群众所接受和认可。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成果具有专业化、学理化的特点，所以实现“理论彻底”，不仅需要充分体现人民立场的理论创新成果，还要有理论传播的大众化平台和理论传播的大众化方法，以打通理论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尤其要打造和拓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成果的大众化传播平台，使理论创新成果的大众化传播“有去处”“有载体”。应避免一些科研项目结项后就“束之高阁”，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出现“转载引文率唯上”的现象。

       最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大众化传播要以理论的检验和发展为目的。“掌握群众”，不单单指群众“彻底地理解和认可理论”，更重要的是，理论要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升华，转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

       方略观指的是个体或组织在应对复杂问题、规划长远目标时，关于战略方向、策略路径及实施办法所形成的根本性观点和系统性框架。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制定方略，并且善于执行方略，在推进治国理政过程中围绕战略与策略、方向与方法等形成了体系严密、特色鲜明的方略观。

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贯穿于党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的各个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方略”［1］指代革命主张，是当时屡见报端的宏大概念。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相继出台，“执政方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顶层设计层面被提出。此后，“方略”逐渐在政治话语中成为具有特定指向的专有概念。新时代以来，方略、战略、策略在执政话语体系中被广泛使用，已经成为具有明确内涵的政治概念。方略最为宏观，在党的任务目标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战略往往聚焦在特定领域，策略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三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方略的实现基于战略、策略的正确实施；宏观方略是总体目标，起到导向作用，决定战略与策略的方向；战略、策略是基础，反映方略的阶段性要求。

       本文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为例，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界分为1949年至1976年、1976年至2012年 、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统计不同时期报纸的“标题”与“正文”中分别出现“方略”的频次（表1），结果显示新时代以来的十余年，中国共产党提及“方略”的次数远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他历史时期之和，方略在党的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在广义的策略、对策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以“实践方略”“应对方略”等回应“怎么办”的问题。其二，作为治党治国策略的总括性概念使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2］、治国方略［3］、治边方略［4］等内容，主要立足党的执政理论的宏观框架对执政方略进行剖析。其三，党在政治话语中明确阐述的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方略。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的特定方略，如依法治国方略［5］、政治建军方略［6］、治藏方略［7］、治疆方略［8］、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9］以及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10］等。

        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与微观两层面。宏观研究对方略的政治内涵进行方向性梳理，旨在探讨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总体性安排。微观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特定方略的生成、内涵与意义。本文系统考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领导人相关论述为主要依据，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并作出具体部署的方略，探究其内在逻辑。

（一）哲学基础：坚持系统观念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方略、推进方略的科学指针，“党的执政方略是在指导思想指引下制定和实施的”［11］。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为其谋划和推进各项方略提供了坚实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指南。此外，在制定与实施方略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要牢固树立和贯彻系统观念，将其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方略观蕴含着鲜明的系统观念。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是一种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强调将事物视作普遍联系的整体，以全面、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观察与思考。恩格斯认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2］。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要从整体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将整体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国家总体发展和战略布局之中，以全局性方略来谋划国家发展。方略作为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是管宏观、管全局、管长远的。换言之，践行中国共产党方略观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将各项方略当作一盘棋来统筹思考、系统谋划，妥善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系统与要素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比如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便从市域、省域层面领导制定了“3820”战略工程、“八八战略”等，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地方事业发展。放眼全局谋一域，将地方发展战略与国家方略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战略眼光、系统思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本身就是一个兼具目标稳定性、内容全局性、实践动态性等特点的开放系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奋斗目标与使命任务的系统概括，以“方略”形式积极回应世界发展要求和时代发展变化。实现方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对此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做法，一般要经过学习传达、全面部署、组织实施、总结经验等基本环节，呈现出全流程特点。“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系统观念，深入探究方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方略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多种方略的统筹推进和协同发展。

（二）文化传统：注重执两用中的整合思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即预先谋划，体现的是一种战略远见与整体安排。它不仅是方法，更是一种战略能力的体现。没有战略层面的前瞻与部署，就容易在复杂局面中陷入被动。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时，专门强调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14]。“执两用中”源于古代先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价值审思。执两用中并非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要求全面地掌握两端、择其中者而守之，渗透着整体思维和取舍艺术。凡物皆有两端，“过”与“不及”、大小厚薄等。因此，要综合考虑事物的多面性，统筹兼顾，寻求问题解决的最优解。同时，“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社会治理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执两用中正是达到这种治理境界的思维方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处强调的“中”正是天下万物的行为准则，只有持守中和之道，才能达到天地正位、万物并育的理想境界。在这层意义上，执两用中强调在治国理政中要放宽视野，制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循“中”、依“中”的思维方式，符合客观世界运转的根本规律。

        执两用中的整合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之间的高度契合与内在融贯。毛泽东曾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孔子执两用中的思维进行诠释：“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并赞扬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15］。这里面包含着对执两用中思维的三重阐释：一是辩证思维，“两”具有普遍性，世间万物均在过与不及之间运动，要善于把握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变化规律；二是综合思维，善于将事物进行要素分解，并按照性质进行新的综合，以最大程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事物发展服务；三是时中思维，客观事物处于永恒变化之中，需要不断地适应事物变化发展的现实。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6］中国共产党方略观是执两用中思维方法的现实转化与整合发展。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党在执两用中思维方法的指引下，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坚持因时而中，根据客观形势与发展需要，实现大政方针与战略目标的更新升级。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战略智慧，运用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综合思维和时中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正确方略观的指导，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能够有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

（三）现实观照：实现强国建设的整体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以与时俱进为突出特征，党的重大方略与战略部署能够随着时代任务与实践要求的发展变化而做出快速调整。新时代是强国建设的时代，强国建设构成了方略观生成的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17］。这不仅明确了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也指明了强国建设的目标。强国建设的目标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形势、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度把握，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回应的实践课题。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战略视野，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从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形势下的奋斗目标，为全体中华儿女继往开来、继续奋斗指明了方向。由此，强国建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略制定必须服务的工作大局，直接决定了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战略方针［18］。

       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正确的方略支撑。强国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必须放在国家战略全局中进行整体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党为实现现代化设定的新的战略任务，在党和国家事业中起到总揽全局、牵头抓总的作用。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强国发展道路，并且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旨在实现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跨越。强国建设在历史定位、价值内涵、具体目标、衡量标准和实现路径等方面有着丰富内涵，在战略安排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涵盖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等主题，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等发展目标，既有分“两个阶段”走的战略步骤，也有“五位一体”的全方位顶层设计［19］。推进未来事业发展要坚持目标牵引、战略支撑，以完善的战略、方略布局统筹推进强国建设。

（一）理论层：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方略

        方略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理论顶层设计，树立干事创业的思想指南。居于理论层的方略，主要致力于回应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问题。同时，理论层面上的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也是其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体现［20］。“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7］22。“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实现了理念、思想和战略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高度回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从整体上看，“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十四个坚持”明确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重大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理论凝结。以“十四个坚持”为内容的基本方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思想指南。“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行动纲领层面的展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点’‘路线图’和‘方法论’，涵盖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内涵。”［21］

       “十四个坚持”不仅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更提出了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的核心要点。这一基本方略以全局性为突出特征，不囿于单一领域，而是统摄国家事业发展各领域、各层面的综合手段。“十四个坚持”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的有机联合。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中，“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处于核心位置，对其他层面的方略具有指引作用。总而言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既具有系统性的总体指向，又涵盖各领域、各层面的具体目标。它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总纲，科学阐明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关键领域的战略任务与实践路径。

（二）政策层：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立足新时代，党中央在不断探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方略的集中体现，在执政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22］。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17］16。这确认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略选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诸多方面，体现党的战略部署的综合考量。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23］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突出位置，直指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要求，“五位一体”的结构初步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战略指向，是五个方面的全面现代化、“五大文明”的全面提升。这也体现了两大布局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关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奋斗目标，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要义，二者统一于强国建设的过程中。

        相较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立足国家整体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强调重点突破，锚定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处理好的四项主要矛盾。二者一个管全局、一个抓重点，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对战略布局的认识逐步深化，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全局视野，标志着党在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上达到新的高度。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中将“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作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2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会议公报［2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通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四次中央全会渐次展开、最终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谋划，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达成，战略目标也必然要进行调整，转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表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内在协同、逻辑顺畅的有机整体，其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举措，分别解决发展动力、法治保障与领导力量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实施层：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方略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为方略、战略实践提出了新要求［26］。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推进边疆治理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性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了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传统四大地区战略为主体，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为增长极，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资源型地区、海洋地区、交界地区”为重难点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系统架构［27］。不断升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了对国家发展重心和发展结构的战略调整，能够发挥多重效能。一是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更好联动；二是有利于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充分挖掘各区域资源禀赋与地区特色，形成差异化、内涵式发展新格局，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三是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战略目标。

        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受地理环境、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等因素影响，边疆治理、民族地区治理具有特殊性，尤其体现在新疆、西藏治理上。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方略是治国方略的内在构成［28］。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的提出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格局高度作出的固边兴边的宏远部署。“治国必治边，治边必稳藏”是新时代党关于国家治理和边疆治理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西藏的稳定、发展和治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治藏方略概括为“六个必须”。在此基础上，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以“十个必须”概括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新时代做好西藏工作的政治准则、重要原则与着力方向。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为重点，不仅要求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统筹谋划，更把握住了安全、法治、经济三大治理主线。新疆地域辽阔，占据内陆要冲，具有据守国门的重要作用，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治理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治疆方针和“八个坚持”的科学论断，明确了新时代做好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与方针原则，从政治、法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全面谋划、长远布局新疆建设。区域发展方略在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构建起了以地区发展促进整体发展的思路。

（四）保障层：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支撑方略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与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是确保国家主权安全、社会稳定发展的两大战略支柱。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则为人民军队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根本遵循。内持法治以固本培元，外倚强军以护航致远，二者协同发力，共同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安全基石，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更高水平。

       一方面，落实内部保障，要求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29］党的十五大明确界定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并将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30］。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31］，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提出了新要求。

新时代以来，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3］21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对贯彻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出总体部署，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32］。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协调推进、一体建设的系统思维。“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32］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24］147-148为此，党中央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与重大问题上牵头抓总，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体系、法律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有利于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保障作用。

另一方面，强化外部保障，必须坚持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强大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政治建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军兴军的根本方略，其核心在于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始终服从党的指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方略深刻体现了党在战略层面的深远考量，是实现强军目标、支撑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政治建军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在思想、政治上建设军队的理论原则与实践方略，形成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政治建军摆在新时代强军兴军战略布局的首要位置［33］，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对强军事业具有引领作用。2024年6月，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包括“十个明确”的内涵要义、“六个确保”的目标要求、“六个方面重点工作”，从政治工作、政治整训、思想工作、组织建设、干部培养、从严治军、正风肃纪、群众工作等方面构筑新时代政治建军的科学体系与建设布局。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形成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军治军学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优良传统［34］。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是系统全面、一体贯通、重点明确的战略体系，重点指向强化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增强军队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35］这“三个关系、一个本、一个魂”充分揭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了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直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

（一）阐释思想理论：讲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守正发展

        方略是党的理论核心、实践阐释，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与总体思路。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指导实践、推进决策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底层逻辑。科学思想只有转化为正确的决策部署，才能展现指导实践的强大效能。党的创新理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基于时代特征、发展任务而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体系，对方略的实现不仅具有科学指导作用，更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行动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33］483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解答实践课题，为各项战略方略、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指导。“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部分，也将在实践中继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同时，实践是思想认识的起点，现实实践向前推进一步，理论创新就跟进一步。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在贯彻落实方略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从党的历史实践看，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具体方略不完全相同。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方略，以不同形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构成党的理论发展的一条清晰逻辑主线，深刻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脉络。方略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能够形成持续性的政治聚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长期关注并推进特定领域的工作，从而接续完成乃至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以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例，该战略既追求沿江区域经济协同与效益提升，也突出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保护，彰显了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战略思维。诸如此类的区域性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不仅有效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党的创新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地域经验，进一步助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

（二）明确实践方法：统筹战略与策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战略思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保持战略清醒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重视并善于运用战略思维，在观大势、谋全局基础上，敏锐抓住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继而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6］强化战略思维，才能科学谋划全局。强化顶层设计，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正确处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才能统筹方略与战略、策略的关系。

         谋定而后动，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方略归根结底是为了实践，为现实工作提供行动纲领、明确实践进路。“治国理政首先要有思想和方略，其次要得到贯彻执行。”［37］方略在宏观上把握方向，策略则在具体层面上指明要求。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宏观上的方向指导，“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就是相对具体的实践指导。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总能在坚持方略目标稳定的同时，根据形势变化推进战略、策略的动态发展。关于战略、策略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他明确将全局性、决定意义概括为战略问题的一大特征，“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38］同时，也不能忽视政策与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3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统筹方略与战略、策略的关系，对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高层次重大问题进行宏观思考、理性筹划，有力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策略最终要落脚在实践上，既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也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积小胜为大胜，以策略的落实、战略任务的完成逐渐接近远景目标，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

（三）巩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战略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战略筹划的最高原则和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40］。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将巩固民族团结提升到战略高度，以巩固民族团结作为制定实施方略的最终价值取向。

         民族团结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核心问题。巩固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的若干内容，对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是直接作用于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其他方略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的共同心愿，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同心共筑。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能够为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厚植人心和力量基础。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巩固民族团结有助于为党的方略实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新时代处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生动场景，延续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互助、休戚与共的优良传统，促成了各民族空前的社会交往互动以及和谐共生关系的发展，使各民族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联结，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巩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重要任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41］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党员干部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导向，将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着力点，“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局面”，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42］。

（四）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兵者，国之大事。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在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展现了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践追求。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以突出的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为突出特征，新时代党的强军战略是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军事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底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保障。正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整体布局，统筹军队和国防建设，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7］4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以强军目标为统领、以新时代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推进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绘就了新时代的强军战略布局，发挥军强国安的整体效能。

军事始终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强国建设的关键指标。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强国强军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整体统筹军队建设，以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任务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将“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23］32，布富国强军大局、立安全发展之基。坚持强国强军统筹谋划，形成强国梦引领强军梦、强军梦支撑强国梦的大战略格局。强军目标是强国目标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化，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在党的强军战略中也确立了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三步走”战略，着眼国际战略大格局、地缘政治大棋局、国家安全总战略，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

（五）推动中国之治：发挥法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作用

         依法治国方略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地位突出，对国家建设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法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43］这直接点明了法治方式与法治思维对于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意义。

         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纵观世界历史，举凡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实现了法治。“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32］183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模式千差万别，发展各有先后，但不论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还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均以法治先行，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为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这是由历史和现实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良法善治的保驾护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发挥法治的引领、保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法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作用作了充分诠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3］33。一方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构成和应有之义，要锚定法治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探索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提升的现代化，内在包含着法治、民主等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以法治为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保障，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需要依靠法治应对风险挑战、克服发展阻力、化解矛盾冲突。

      1. 书信日记是铭刻精神本源的红色底稿。首先，书信日记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过程的微观实证载体。一方面，书信日记具有私密性、真实性特征，为考察伟大建党精神如何体现、如何彰显提供了文本素材。作为“私人文献或个人记录资料（personal documents），具有典型的私人书写及非公共传播特征”[5]，它呈现书写者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等，使抽象精神通过具象化的文本载体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书信日记具有连续性、过程性特征，为考察伟大建党精神如何生成发展提供了文本依据。通过梳理书写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内化、对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等，既可透析个人成长轨迹，亦可揭示伟大建党精神从自发到自觉、从隐性到显性的动态过程。

      其次，书信日记为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独特的认知视角。相较于其他文献的纲领式、概述式表述，它呈现出微观式、精细化、过程性的叙事特点，“为历史事件、社会事态提供更为具体的细节和更为详备的语境，起到补史之阙、纠史之偏的作用”[6]，填补了宏观叙事在观照个体精神层面的不足，开创了从个人生命史、组织建设史等维度解读伟大建党精神的新路径。在个人生命史层面，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理论思考与价值抉择，为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在个体层面的孕育过程提供了文本参考；在组织建设史层面，党内成员间的书信往来，体现了理论观点、实践方略在组织内部的传播，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从个体认知升华为政党集体共识的过程。

      2. 书信日记是开展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伟大建党精神通常以体系化、理论化样态存在于党代会文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但在宣传教育中易成为口号化、文件化、空洞化的宏大叙事，既无法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也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诉求，“这种自上而下的话语表达方式容易在话语客体心中产生权威感、畏惧感”[7]（P254），脱离群众的生活实际。因此，如何将伟大建党精神从政治话语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是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书信日记既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生动素材。一方面，书信日记的故事化、场景化叙事与群众生活实际具有亲缘性，使伟大建党精神教育突破宏大叙事的局限，将崇高的政治理想宣介转化为更加生动直观的生活话语，将抽象的精神理念教育转化为适应群众认知水平的内容。另一方面，书信日记推动伟大建党精神教育从直观感悟向理性认知的跃升。立足书信日记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有助于群众切身体会其中彰显的精神特质，从对伟大建党精神直观性、现象性的感受，深化至对其“为何产生”“如何体现”“有何作用”等反思性、根源性问题的探求，进而强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理性认知。

       3. 书信日记是激活价值认同的精神密码。首先，书信日记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从历史记忆到时代精神的赓续。它不仅是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文本载体，更通过集体解读、代际传承实现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意义再生产。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交流思想、凝聚价值共识的媒介，书信日记往往包含对革命事业的期望、对革命同志的激励以及对党组织的承诺等内容。这些文本在革命共同体中传播互动，既升华了中国共产党人个体精神的价值，使其获得政党的集体性认同，又在代际传递和历史对话中，推动个体精神不断被挖掘、传承与形塑。在此过程中，建党精神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最终凝结为适应时代发展的精神符号，实现从革命年代的历史记忆到具有持久效力的时代精神的赓续。

      其次，书信日记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从知识传递到价值认同的跃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单方面的知识传递，读者在阅读书信日记的过程中，既接收其中的一般性知识信息，又能直观感受书写者的生命经验和情感意志，体悟其中极具人文温度和现实关怀的精神表达，进而见证书写者在革命实践和价值抉择中的思维轨迹。通过自觉代入书写者的历史背景和价值立场，读者在对照检视中深刻体认书信日记所承载的价值理念，实现从外在知识接受到内在价值认同的跃迁。由此，书信日记不仅使得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般性知识体系被接收、被传递，更使其作为一种价值信仰被吸收、被内化，进一步增强了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同感、归属感。

       1.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以信仰为炬的真理求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生成的历史轨迹。从发生机制来看，一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真理”提供了历史契机。瞿秋白在回忆十月革命对个人思想的影响时提到，“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9]（P27），并因此明确“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10]（P66）的决心。二是揭示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重要载体。杨闇公在日记中记录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过程：“午后阅《唯物史观》的浅释，始知马克思学说真谛所在。”[11]（P139）这一过程展现了通过阅读经典著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三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错误思潮的论辩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过程。蔡和森赞同陈独秀对当时诸种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他对乌托邦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12]（P324），体现了他拒斥各种错误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决心。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表征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革命策略的过程。蔡和森分析中国社会危机后指出，中国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13]（P87），并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4]（P115）。毛泽东回信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5]（P116），生动诠释了他们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思考。二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投身革命斗争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李大钊入狱后始终坚贞不屈，临刑前宣称：“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16]（P220-221）这一宣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淬炼的坚定信仰。

      书信日记中关于理论思考与信仰自白的表述，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吸收过程，展现了将共产主义内化为价值信仰的轨迹，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内核。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行动践诺的使命自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生成的历史轨迹及文本样态。从发生机制看，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民族危机的自觉回应。杨闇公在日记中提出“外而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内而铲除封建的割据，实现平民政治”[17]（P197-198）的目标，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使命担当。二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疾苦的深切体认。俞秀松目睹军阀统治下的社会惨状后，“感觉着社会上和我们同样苦痛或更苦痛的许多人，驱使我的良心不得不去打破这种种苦痛的根源”[18]（P233），并明确了“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19]（P230）的革命志向。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改造社会的真挚情感。早在南开读书期间，周恩来就立志“做为社会开路的事”[20]（P3）。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21]（P24），体现了投身社会改造事业的使命担当；恽代英在给友人的信中以“盼望在那里为人类真做一点事”[22]（P156）的质朴表达，道出其“长谋社会的根本改造”[23]（P88）的崇高理想。二是表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坚守初心使命的过程。陈独秀在致章士钊的信中驳斥了司法部对中国共产党所谓“内乱罪”的污名化指控，强调其宗旨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24]（P390），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对初心使命的坚守。

      书信日记中关于忧患意识与救国情怀的文本表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为历史使命，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内核。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以热血铸就的革命气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牺牲和斗争精神生成的历史轨迹及文本样态。从发生机制来看，一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理想驱动下形成的牺牲与斗争精神。关向应在赴苏联学习前写给叔父的信中写道：“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25]（P16），体现了勇于直面艰难险阻、甘愿舍弃个人安危的精神品质。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与阶级压迫的催化下形成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杨闇公在日记中记载了民族危机对其革命意志的淬炼：“见着外国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沿岸无不受其压迫的样子，又令我心痛不已。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愈见坚决。”[26]（P125-126）他在日记中运用“泪、血、汗”[27]（P110）的叙事隐喻，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为民族解放献身的革命气节。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淬炼斗争精神。瞿秋白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提出，无产阶级需自觉投身民族革命，“他们从这一斗争中才能变得更坚强、更自觉和更有战斗力”[28]（P122）；陈毅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要冲破压迫阶级束缚我们的藩篱，我们唯一的法门——勇敢奋斗！”[29]（P57-58）二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直面生死考验中的精神升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袁国平率部奔赴鄂西前线，临行前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并在背面题写道：“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搏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30]（P26）

书信日记中关于斗争意志与牺牲精神的文本表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决心，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内核。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以生命为契的忠诚品格。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记录着组织纪律和人民立场生成的历史轨迹。从发生机制来看，一是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及纪律要求。谢觉哉在日记中以隐晦笔法记载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的事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31]（P49）因反动势力猖獗，他在日记中不得不以五个圆圈代指“共产主义者”，反映了他对党的组织纪律的自觉坚守。二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民立场的塑造。沈志昂在给妻子的信中强调：“勇敢的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谋公众的幸福。这是我的目的。”[32]（P67）短短数语，既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鲜明特点。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行为准则的过程。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撰写的自传中郑重宣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33]（P28-29）这一宣誓彰显了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组织纪律性。二是呈现为人民幸福奋斗的精神底色。王尔琢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写道：“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34]（P40）信中既流露出对亲人的愧疚与牵挂，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个人命运与人民幸福紧密相连的价值追求，成为无数革命先烈为人民解放事业前赴后继的精神写照。

      书信日记中关于组织纪律与人民立场的文本表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组织纪律的自觉遵守和对人民利益的价值承诺，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内核。

       1. 构建书信日记专题模块，创新课堂教学方式。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使命。因此，有必要挖掘整理书信日记资源，将其有机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教育的各个环节，促进学生在思政课教学中深化对建党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第一，开展书信日记的分类汇编工作，构建专题教学模块。现行思政课教材“在结构性、功能性上追求全面、完整”[36]，书信日记因内容分散常作为“补充材料”或“拓展阅读”加以呈现。对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充分发挥书信日记作为精神传承载体的史料功能和实证价值，挖掘整理彰显建党精神的内容，构建与教材章节相配套的专题模块。如充分挖掘书信日记中关于“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牺牲精神”“组织纪律”等文本内容，与思政课教学体系中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模块相衔接，增强书信日记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提高教学说服力。

       第二，立足书信日记开展互动型教学活动，创新教学方式。当前思政课教学存在囿于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讲授型”教学模式，“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被截然分为两个时空场域，导致教与学的分离”[37]（P205），造成课堂教学与学生体验的割裂、学生参与度低。对此，需充分发挥书信日记在教学实践中的育人功能，以其为线索设计议题，通过故事化教学、创意写作等让学生在模拟历史情景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和发展，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同。如将书信日记融入剧本杀、情景剧，增强情感和历史情景共鸣；举办“对话先辈”写作活动，让学生在跨时空对话中体悟伟大建党精神。

      2. 打造书信日记精品党课，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38]（P4），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全过程，是锻造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的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将书信日记融入党课教学过程，探索党日活动新形式，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深度挖掘书信日记资源，打造精品系列党课。当前一些党课教学中存在同质化、抽象理论灌输等问题，易沦为口号式宣讲，难以引发党员的思想共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必要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资源，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先烈的亲笔书信、工作日志、战地笔记等一手史料及地方党史文献等，将其嵌入党课课程设计，打造系列精品党课。在党课教学过程中，“探索推广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教学方法”[39]，通过对书信日记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精神内涵的系统性阐释，有助于增强党课教学的吸引力，促进党员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度共鸣。

      第二，创新书信日记呈现形式，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当前基层党日活动主要以线下参观、听取讲解等形式为主，出现了部分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学习过程浮于表面等现象，导致党日活动的教育效果不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必要依托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打造“书信日记+”主题党日活动。如在“七一”“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开展红色家书共读活动，组织党员集体诵读、研讨革命先烈家书，通过撰写读后感、角色扮演等方式，增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情感体验；开展“书信日记寻踪”实地研学活动，组织党员探访书信日记作者故居或事件发生地，对照书信日记中的文本内容开展实地教学，使党员在切身感受书信日记营造的历史场景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同。

      3. 优化书信日记内容生产，赋能公众沉浸体验。在数字化浪潮全面重塑传播生态的背景下，公共传播以其全景式、沉浸式的表达方式，为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开辟了新路径。因此，有必要发挥书信日记在建党精神传播中的叙事功能，完善书信日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赋能公众对建党精神的沉浸式体验。

      第一，优化书信日记的内容生产，完善相关内容推送传播。目前，建党时期的书信日记已经引起了媒体平台的注意。但是大部分媒体平台主要是孤立地呈现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中的某一片段，注重“是什么”忽视“为什么”的解读，缺乏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和精神内涵等的深度挖掘。针对当前书信日记内容生产和传播中存在的碎片化、浅表化的问题，有必要提升建党时期书信日记内容生产的深度，鼓励媒体平台围绕书信日记展开深度长文、系列专题等系统性解读，重点阐释书信日记背后的价值追求与精神状态；对叙事完整、传播效果好的内容，在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重点推送。

      第二，强化书信日记的技术应用场景，构建沉浸式体验空间。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的呈现仍以信件展陈、纸质出版等传统形式为主，形式创新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信日记的传播效果。因此，有必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构建深度沉浸的融媒体叙事场域，将书信日记中蕴含的精神样态加以可视化呈现。如通过VR、AR技术还原书信日记的历史场景，将革命先烈的写作场景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空间，让公众沉浸式地感受伟大建党精神；利用AI生成技术将书信日记改编为互动影视、叙事游戏等新型文化产品，使公众通过情境代入、角色扮演等交互形式获得沉浸式的情感体验，实现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认同。

注释：

①作者注：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的文本界定问题，本文以党的组织形态和革命任务为划分标准，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时间范围界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研究文本涵盖该阶段党的创始人、革命先驱及重要党员在革命实践中撰写的私人书信、家书、工作日记、读书笔记、遗嘱遗书等一手文献。

[1][3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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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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