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

杨嵘均，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盛知恒，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明确以坚持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核心规定、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规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定，而且要在坚持和贯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导向、领导方向和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处理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关系，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运用辩证性思维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运用历史性思维处理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并进一步厘清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的现代性原则。而处理好上述各项关系以及厘清要遵循的现代性原则，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同时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我们必须牢牢扭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性方向规定，遵循世界历史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毫不动摇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处理好破与立、理论与实践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前进道路。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性方向规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符合世界历史现代化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审慎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性方向规定，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实际。客观全面地研判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的利弊得失，目的在于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与方法论的遵循，将制度、理论以及价值的现代性规定贯穿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之中。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政党制度的现代性规定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革新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党制度革新。政党制度必须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而与时俱进，这不仅是改革的内容，也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事业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事业，作为其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其本身必须遵循政党制度的现代性规定。

一方面，政党内部需要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现代化的政党要注重组织的高效运转和权力的有序运行，而政党组织结构的科学性则直接影响着政党的执政能力。如果一个政党只是高效运转，但其权力不受约束和监督，出现职权滥用、权力失序和政治腐败等现象，那么一定会进一步诱发党政危机。因而，必须加强组织纪律建设，明确权力运行的界限；完善监督体制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消除权力的异化。涣散且无纪律性的政党无法高效运转，无法调动组织改革的强大力量。只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才能够充分发挥出强大的治国理政的能力。这种执政能力，能够在面临巨大风险挑战时稳住阵脚，及时反省思想和工作上的错误，及时将否定因素转化为肯定因素，推进改革开放工作始终沿着现代性的方向开展。因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执政党的组织是否严密、纪律是否严明，直接关系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必须坚强有力、顺畅运转。”

另一方面，政党对外应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现代性政党制度内在的民主精神，不仅体现在组织构成和权力运行上，而且更显性地体现在协商民主之中。改革开放需要符合公众诉求，执政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要汇聚民智，汇集群力，拓宽民意反映渠道，形成推动改革开放良性发展的“智库”，并在此基础上反复调整完善，推动改革纵深发展。不仅如此，改革开放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亿万中国人民共同参与。因而，在实践层面，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社会团体或者社会组织应展开亲密合作，形成系统的合作机制，整合资源，形成改革合力，为实现改革目标而实干笃行。

推动政党制度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从本质上看，政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党为寻求更高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科学性而对自身进行改革和调整的过程。当前，中国发展处于重要的关键时期，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复杂而又多变，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调整和改进政党制度，遵循政党制度现代化规定，在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的基础上避免重大失误，在探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应对未知的风险挑战，在保障改革开放稳步前进的前提下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的现代性规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思维方式去分析和看待社会发展问题，并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解决改革难题，对社会现存的体制机制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它不仅抓住了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还在历史领域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地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艰辛寻求出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艰难探寻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时期主动追赶时代浪潮，大力发展经济，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开拓了前行的道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运用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以及矛盾分析法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多处提及“系统”一词，强调运用系统思维看待实际工作。这表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实践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集体和个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明白：改革开放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是成功的垫脚石，我们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既不应该随意唱高调，也不应该急于求成。我们需要时刻警醒，具有忧患意识，珍惜现在的改革成果，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与不足，既不悲天悯人，也不漠然置之，而要根据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难题，继续为推进改革开放取得更大成效而努力奋斗。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法解决问题。事物作为矛盾的集合体，其发展的内在张力通过矛盾爆发凸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及时发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要注意社会矛盾的爆发，及时果断处理，排除万难，确保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开展。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性价值规定

价值规定在未来的各项制度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它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从理论上来说，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也必然要体现人的主体性。为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立场，因而其现代性的价值规定理应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因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同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显然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所以人民群众必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依靠的主体力量。因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实践的内在规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将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建设、改革的动力和依靠力量。只有做到一切为了人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也就是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人民，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因而要特别重视其价值导向。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条原则，其中就指出要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建议》更是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总体原则。由此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规定和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建议》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与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终极价值——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通一致的。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才具有坚实的根基。只有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谋发展，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才能推动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不断优化，把“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内涵贯穿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当中。

总之，40多年来，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未停止，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时代仍在飞速发展变化，我们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依旧存在差距；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扭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性方向规定，完善政党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创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现代化理论，坚持人民主体性的现代性价值规定，力争实现改革实践的实然和应然的统一。

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关系及其现代性原则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实践，而且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既需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破与立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也要清晰地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所必须遵循的现代性原则。

（一）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及其原则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运用辩证思维看待破和立的关系，恰当地运用好破与立之对立统一的实践方法。这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破”就是否定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声，改革开放就是从打破“教条式的理论禁锢”开始的。首先在主观上，我们需要解放思想，破除陈旧的思想和错误的观念，只有在主观上解开惯性的思维束缚，才能摆脱传统的发展路径依赖。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否定的因素中也包含着肯定的因素，万万不可“一刀切”地全盘推翻原有体制机制。当前，我们必须要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变化的实际去突破陈旧经验的桎梏，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陈旧利益关系的窠臼，调整产业结构，突破旧的体制机制的弊端，把不符合当下发展要求的部分剔除，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生的制度设计开辟空间。

“立”就要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理念，支撑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实际，将创新理念运用到改革实践中去，构建与时俱进的体制机制，推动改革实践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新时代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改革实践创新，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原则。当前，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成效的制度性成果，万万不可全盘否定。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前进的关键的历史交汇点。在这一关键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不仅需要循序渐进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也需要正视社会发展进程中累积起来的现代性难题，通过“先立后破”的方式实现新旧制度的破立转换，留足及时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具体措施实施的缓冲时间。如果一开始就用最为激烈的形式，完全摒弃原有的体制机制，很容易引起“制度真空”，出现体制机制漏洞。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框架下去解决新生的社会问题，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必须在原有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去改革不再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部分，使之再次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如此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够稳稳当当完成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巨大工程。

（二）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原则

改革开放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发展过程，需要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理论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方面，理论来源于实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做好理论准备工作，立足实际做好调查和研究。要想搞清楚社会体制机制“哪个地方有问题”，就需要在实践中去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关于认识的来源，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实践中调查才能得知事情的全貌。在《实践论》中，他又强调：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获得“知”，实践是获得“知”的途径，“知”来源于“行”。

另一方面，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发展需要理论指导实际工作，推动改革实践顺利开展。理论的形成是认识深化运动的结果。只有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才会形成对客观事物真理性的认识，形成全面科学的理论。认识的深化运动是从感觉具体到思维抽象，再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就此而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明确“哪个地方需要改”，这就要理性分析之前改革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对未来改革的完整而系统的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包括感性和理性两个重要阶段。在这里，感性认识不是一次跳跃到理性认识的，而是需要对感性材料进行反复加工，在人脑中经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才能形成合乎客观事物本身的认识。但是，在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往往容易受到外在固化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为了服从外在的体系，主观思想往往容易受制于利益关系的藩篱，而失去对客观事物的理性判断。在实践中，其具体表现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为此，我们需要立足实践，去发现了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分析，找到问题关节点，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改革实践做好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撑。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能够根据改革发展实际，在实践中汲取错误教训，积累成功经验，检验理论的真理性，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理论科学不科学就看人民群众信服不信服。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不仅如此，理论在表现形式上也需要大众化，具有亲和力，通过人民群众可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不然就会造成理论的曲高和寡以及实践的茫然无力、手足无措。

（三）处理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及其原则

事实上，我们从未停下对历史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对历史真知灼见的追寻。在面对历史时，那种仅凭着一种感性直觉认同他者叙述的历史，必然会陷入空洞的谬误；而不加批判地接受历史的他者叙述，也必然会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而无从认清历史的真相。换句话说，对待历史的态度，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十分重要。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运用历史眼光看待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回顾过去，立足当下，眺望未来。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和时空坐标轴上，我们必须理性审视来时路，脚踏实地走好当下路，昂首挺胸走好未来路。

回顾过去，我们需要在历史实践中汲取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为什么要回顾过去？如果忽视过去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历史中的流弊会裹挟崭新的外衣卷土重来，以一种遮掩的形式现实化损害改革发展成果。改革成功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不能将过去取得成果的改革措施盲目地照搬，也不能因一时受挫完全否定之前的措施。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必然会犯刻舟求剑之错。也就是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考虑具体国情，在现代化这条路上，没有现存的模式能够去效仿。我们应当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艰辛道路，正视踩过的“泥泞”和穿越的“荆棘”，客观分析过去取得成功的原因，汲取改革失利的教训。事实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条件的变换中，改革必然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因而绝不能不考虑社会历史条件，照搬过去的发展经验；绝不能因看到其他地区取得了改革成效就争相效仿，盲目追求改革业绩。这里，必须强调：改革成功或者失败的承担者，不仅仅是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更是整个民族和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回顾历史、正视历史，目的在于运用历史智慧走好当下的路和未来的路。

立足当下，需要在发展实际中研究新情况。当前，人类社会历史交往融合的趋势日益加深，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和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难题。就此，我们需要及时和准确地判断形势，不断去发现当下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并逐一解决矛盾。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范围大、程度深、难度大，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而且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根深蒂固，其复杂性可以想见。另一方面，国际国内情况变化快速，但是改革成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这就使得改革更加困难和复杂。虽然改革具有复杂性，但是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减轻改革发展阵痛；虽然社会历史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但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在当下具有选择历史的机会和权利。因而，理性选择一定是建立在对当下实际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对于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没有历史经验参考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地去认真研究、去理性权衡、去谨慎抉择。每一种历史都是历史主体主动选择的结果，个人的选择决定人生，民族和国家的选择决定整个民族和国家乃至子孙后代的命运。今天，在重大的历史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选择。对此，我们必须坚定地始终如一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紧跟时代潮流。时代性和开放性相互耦合，而未来所表征的是世界发展局势和时代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作出准确的判断，不仅要将眼光聚焦于国内，同样需要放眼全球，在世界格局中洞察未来中国的发展机遇，审慎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路径。不同社会发展模式都具有可参考和可借鉴的部分，需包容地看待多元化现代化发展范式，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撷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将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和我国特殊国情相弥合，而不能成井底之蛙，闭门造车。要想赶上时代潮流，必须使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保持谦虚学习的态度，因时而变，因势而为。因而，从开放性维度横向考察和时代性角度纵向考察，面向未来不仅需要洞察整个世界的发展局势，而且还需要洞见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越是这个时候，越是急不得，越需要冷静思考过去的路、脚下的路和未来的路。

概括而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处理破与立的关系，运用辩证思维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运用历史思维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遵循这些重大关系背后的现代性原则。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带领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事求是地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特征，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工作，解决矛盾，克服困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其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决定》明确改革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强调改革工作必须坚持运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武器。实际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为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断解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创造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条件，做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统一，努力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未来。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阐释

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党的思想路线作为一种主观思维，其哲学依据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其核心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思想路线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路线。从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上看，主观认识来源于实践。唯物主义历来主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问题上看，实践检验主观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可知论，即人的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但是，主观思维只能回归到客观实践中才能够被确证：“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因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深刻的认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从思想路线的内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也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重要哲学基础。党的思想路线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思想策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旨就是主观思想遵循客观事物的变化，这个“变”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党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求主观思维不拘泥于经验地把握好社会客观存在，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义是一致的。

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理论支撑。毛泽东从哲学层面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系统的理论的创新性阐释。在《实践论》中，他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认为知源于行，行离不开知。用“知”去指导“行”，用“行”去检验“知”，这也就是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其中“实事”是事物本质，“求”是实践的过程，“是”是实践的结果，事情的真相就是从实践中得来，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强调在实践中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既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又重视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与“实事求是”的要义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党的思想路线的运用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因此，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意义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提高党应对复杂局面的判断能力、作出正确的决策能力和政策实施的执行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有利于提高党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判断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作出正确判断是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客观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纷繁复杂，需要承受的压力也十分大。然而在主观上，由于受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主观思想容易受政治斧钺的消磨和物质利益的阻挠，将真理抛掷脑后，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在这样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下，必须具有强大的政治判断力。而这种判断能力，必须建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客观关系之上。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才能立足实际解放思想，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做斗争；才能驱散主观主义的迷雾，找到社会弊病的关节点，抓住推动改革事业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作出对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准确判断。因此，党的思想路线是提高党在新时代应对复杂局面的判断能力的思想武器。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有利于提高党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决策能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剔除陈旧体制机制弊病，还要创新社会体制机制，变革社会关系，需要作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正确决策，选择符合实际的现实路径。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政策决策需要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依据改革变化实际，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发展的新生问题；立足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实际，理性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水平；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既考虑到基层复杂多样的实际，也给足基层作出正确决策的制度弹性空间，求真务实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党的思想路线是理性选择的思想基石，能够确保改革重大决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适应社会发展实际，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需求，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而降低改革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党的思想路线是提高党在新时代应对复杂局面的决策能力的思想武器。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有利于提高党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执行能力。政策措施和实际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而如何去看待和处理这种张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能否成功的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当前，党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实施环节提供了工作方法，指导人们将认识和掌握的客观规律运用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推动改革工作顺利开展。因此，党的思想路线是提高党在新时代应对复杂局面的执行能力的思想武器。

总而言之，党的思想路线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而且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它不仅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重要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提高党在复杂局势中理性思考、慎重判断、科学决策、高效执政等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贯彻。

结　语

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时，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谋求发展，就必须积极主动地拥抱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拥抱世界、拥抱现代性。当前，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开启“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只有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迎浪而上，才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如果忽视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潮流，那么就只能悄无声息地被淹没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洪潮之中。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慎重思索的问题是：如何理性选择现代化实践路径，突破现代性困局，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回答了这一时代问题，并且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止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必须继续以现代性的视角看待社会发展现状，厘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的现代性原则，明确其在价值、理论和核心这三个现代性方向的规定，处理好破与立、理论与实践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体制机制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力发展要求，持之以恒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尤其是要运用好党的思想路线这一重要思想武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占领高地，不被历史所淹没，不被时代所抛弃。

只有毫不动摇坚持用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改革实践，我们党才能始终把握发展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才会顺畅前行。只有亿万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凝聚起来，达成共识，勇担使命，形成改革的巨大合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走得好，走得稳，走得远。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党务人才

赵正桥张莹

党务管理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事关党的执政基础。新时代新征程，党务管理学科建设既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生产场域，又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力量。

崭新要求

为巩固党的领导夯实学理根基。学科建设应聚焦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服务于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专业化、体系化的知识生产，深入阐释和自觉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为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巩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供坚实的学理根基。

为坚定理论自信筑牢思想根基。党务管理学科建设应直面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挑战，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在此基础上，要强化育人功能，着力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专业化人才。简言之，党务管理学科建设应通过人才赋能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系统性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筑牢党员群众理论自信的思想根基。

为提升治理效能强化组织根基。党务管理学科建设应聚焦将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任务，通过系统规范党务管理工作流程、科学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党务人才，精准赋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加强党务管理学科建设，必须为持续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操作的方法指引。

时代方位

党务管理学科建设应兼具政治高度与学术深度，以整体思维宏观布局、协同推进，形成边界清晰、特色鲜明、贡献突出的学术及话语体系。

明确学科定位。在学科归属上，党务管理学科隶属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承袭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清晰的学术谱系。在学科性质上，党务管理学科是实操性极强的应用型学科，通过研究党务工作的基本方法、培养党务工作高层次专门人才，直接服务于新时代党务管理工作实践。在学科范式上，党务管理学科是融贯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新兴交叉学科。

廓清研究领域。党务管理学科围绕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设立，以探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党务工作的基本经验与本质规律为核心，旨在系统回应党务管理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其研究领域可从三个维度予以廓清：在理论高度维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夯实党务工作的思想根基与学理支撑；在专业深度维度，聚焦党务工作的基本职能模块，包含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纪律检查工作、教育工作等专项内容；在实践广度维度，涉及多场域基层党组织建设，覆盖城市、农村、机关、事业单位、“两企三新”等各领域党建研究。

智力支持与组织保障

党务管理学科建设，通过系统性知识生产和专业化人才培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与组织保障，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巨轮行稳致远。

完善党务管理课程体系，筑牢人才培养“定星盘”。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核心骨架。党务管理课程体系建设，一方面应夯实理论基础课程，讲深讲透党的理论知识与党务工作史；另一方面应丰富实务方法类课程，紧密对接开展党务工作的现实需要，提升学生解决党务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丰富党务管理教材体系，夯实学科知识“压舱石”。教材体系是学科知识规范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编写纵横贯通、内容详细、表述严谨的高质量专业教材，是建设党务管理学科的基础性工程。一是要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典型实践相结合，使教材体系彰显深厚底蕴与实操规范；二是应自觉践行“两个结合”，拓展教材体系的理论深度；三是需注重内容更新，确保教材体系始终保持蓬勃的理论生命力与时代适应性。

深化党务管理学术体系，构建理论创新“助推器”。学术体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依托与学理基础。深化党务管理学术体系，必须突破事务主义，将我们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升华为体系化的理论知识。这要求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凝练真问题，构建“实践-理论-实践”的良性循环，持续强化对现实问题的引领力。同时，深化党务管理学术体系，应遵循开放性原则，要主动打破学科壁垒，积极推进学科对话与交叉融合，不断夯实党务管理学科的学术根基。

加强党务管理学科建设，是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支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宏阔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党务管理学科，系统提炼中国经验，深刻回答时代课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信，有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政党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党务人才

黄亚玲

作者简介

黄亚玲，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系主任、副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务人才队伍建设，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党务干部队伍。深入探究高素质专业化党务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需要。

提升党务人才培养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强调高校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在专业化党务人才培养上，高等院校对接国家发展需要与人才培养需求，开设党务管理专业，完善硕士、博士多层次培养体系，为党务工作提供专业人才支撑，着力推动党务人才专业化、系统化和职业化发展。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厘清党务管理专业建设基本问题，加强学科阐释深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首先，作为知识体系的载体，学科体系是党务管理知识架构的自主创新，其核心任务是组织教材编写、优化课程设置等。在强化学科体系建设中，既要充分发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优势，又要彰显党务管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学科特色。其次，学术体系旨在形成系统化的党务管理理论知识，核心理论层面主要有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党务管理学理论等；基础理论层面主要有党的组织工作理论、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理论、党的社会工作理论等；实务理论层面主要有智慧党建、党务调研方法与实践、党务公文写作、党员教育管理、党的支部建设等。再次，创新党务管理话语表达方式，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性的党务管理话语体系。坚持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自主的党务管理话语体系。同时，增强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实现话语融通，提升党务管理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开创性地构建党务人才创新培养模式。一是精心设置兼具时代性与前瞻性的专业化课程体系，构建三类课程模块。核心课程模块以专业能力养成为核心，开设“学术基础”课程、“实务能力”课程、“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课程、“领导能力”课程；选修课程模块以个性化培养为特色，根据不同类型单位党务管理的特点和需求，开发可供选择的定制课程；交叉学科课程模块以拓宽知识视野为特色，开设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相关课程。二是组织编写一批既有理论深度又包含丰富案例，契合人才培养实际需求的特色教材体系。构建党务管理硕士系列教材体系，主要包括“学科核心教材”“学科分布教材”“学科基础教材”，这一教材体系以党的理论发展与建设实践为主轴，拓展深化党务管理人才培养、建设优质学科体系，填补专业化人才培养的空白，为新时代党务工作队伍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撑。三是全面推行“双导师制”，聚合学科、平台两大势能，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实施“名师引领计划”，聘请学者型、专家型、实践型党务干部担任行业导师，建设复合型高水平教师梯队。此外，突出案例教学优势，制定职业化能力胜任标准，实现理论水平与实务能力的同向提升。

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

做好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离不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党务干部队伍。党务干部要不断提高素质能力，“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党建工作的内行人、干部职工的贴心人”。

精准“选”才，明确选拔标准和方式。习近平总书记确立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是对“德才兼备”的具体化，反复强调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要求干部必须对党忠诚。在选拔党务人才时，更要突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围绕政治素质、理论素养、业务能力、群众基础等核心要素，结合不同岗位的具体要求，明确差异化的人才标准。通过内部选拔、公开遴选、竞争上岗等方式，从优秀年轻干部、业务骨干中发现人才，通过调研座谈、群众评议、实绩分析等多渠道全面识别人才。

系统“育”才，优化人才培养路径。针对不同领域、各层级党务人才的特点，根据岗位需求，设计以理论学习、实务操作、领导力提升等为主要内容的定制化培训项目，实现分层、分类培育，构建初级、中级、高级全覆盖能力培训体系。通过专题培训、导师帮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方式，实现理论淬炼与实践锻造的有机结合。加大轮岗交流、挂职锻炼的力度，增强党务人才与业务干部、机关与基层、不同领域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学习。

科学“管”才，健全人才考评机制。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制度，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及时了解党务人才的思想动态与现实工作困难。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根据党务岗位职责，科学设置考核标准，建立以实干实绩实效为导向、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机制，把业务能力、党务工作实绩、党员群众满意度等纳入主要的考评依据，并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激励约束、改进提升等紧密挂钩。

合理“用”才，激发人才队伍活力。对党务工作岗位进行精细化分析，明确具体职责，根据党务人才的专业背景、性格特点、发展潜力等，精准匹配党务岗位，做到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并经过关键岗位的锻炼，对表现优异者及时提拔重用。建立常态化的人才供需对接机制，通过组织调配、双向选择等多种方式，加强跨地区、跨部门、跨系统的党务人才统筹调配，实现人才有序流动。鼓励党务人才在创新党建工作、破解难题、服务中心工作中不断突破，促进优势互补。拓宽人才晋升路径，推动党务岗位与业务岗位双向交流，构建多元化发展平台。

优化党务人才培养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进一步完善党务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以完善制度着力解决多年困扰且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针对基层党务工作质量不优、党务人员配备不均衡等问题，制定并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机关专职党务工作人员的配备，一般占机关工作人员总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规定，从而确保党务人才保质保量配备。针对党务工作者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制定《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24—2028年）》，明确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定期轮训”的要求，出台系统化、全方位的培训计划，从而完善培训机制。为化解党务人才晋升空间狭小、上升通道不畅的难题，健全党务干部与其他岗位干部的交流轮岗机制，打通党务干部成长通道，让党务工作岗位成为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平台。

健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优化工作条件，为党务人才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支持。积极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以技术赋能党务工作，减轻事务性负担，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不断完善薪酬待遇、表彰奖励、职务职级晋升等政策，对突出贡献的党务人才给予充分肯定和适当奖励。注重选树和宣传优秀党务工作者典型，提升党务人才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形成尊重爱护党务人才、支持党务人才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党务人才创新活力。基层探索与实践是党建工作创新的源头活水，基层党务人才是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直接践行者，他们最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最清楚群众诉求，也最能直接感受政策的效应。在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具体问题的切身体验中，他们务实有效的创意与“金点子”正是破解基层党建难题、提升工作实效的智慧来源。为此，要破除形式束缚，借助“智慧党建”等平台，让党务人才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为创新蓄力。鼓励党务人才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具体实践中，探索新方法、新路径，创新党建品牌。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机制，鼓励探索创新，让党务人才的智慧充分涌流、活力竞相迸发。

2025年12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第二届党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论坛。近日，《文汇报》推出专版，深度报道学院在党务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经验。

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

樊士博

作者简介

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执政党建设，在《党的文献》《治理研究》《思想教育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主持上海市哲社科、天津市哲社科等省部级项目多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务管理是一门研究党的自身事务的年轻学科，旨在明确回应党组织运转、党员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于任何一门新兴学科而言，构建一套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知识体系，都是其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对促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加深认识和把握党的各项工作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立足时代，注重提炼标识性概念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催生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凝结着管党治党的精髓要义，是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切入口。概念之于知识体系，正如砖石之于高楼，具有铺垫支撑的意义。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特色党务管理知识体系的前提与基础。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了一系列内涵深刻、彼此关联的术语，构筑起一个逻辑严密、规模宏大的表达体系。例如，党的十九大重新调整党的建设总布局，对政治建设的地位作出全新概括，此后“党性锻炼”“理想信念”“政治生态”“政治根基”等概念相继被强化。这些概念正是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最坚实的基础。以党务管理为主题的知识体系，必须把党的建设中的宏大概念具体化、操作化、叙事化，进而精准对接现实需求。这既是由党务管理的实践指向决定的，也是由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从党务管理的学科建设与工作实践来看，其标识性概念主要有两大来源：党的历史与时代需求。一方面，在党的历史发展中赓续标识性概念。历史中的概念具有明确的经验性，能够解释一类现象或者一种规律，体现着前人的智慧。中共党史上广泛使用的概念有些因条件变化不再使用，有些却历久弥新不断生长、容纳新质。例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明确使用“本领恐慌”概念，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实践同样强调这一概念。尽管时代变化早已对“政治能力”提出了不同要求，但这一概念始终没有退场。

另一方面，在满足时代需求中创造新的标识性概念。西方学界通过概念的创造与演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反观中国学界，则善于经验述作，强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要在这一点上转变观念。时代是概念的最佳母体，诸多常用概念均源自时代要求。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党务管理知识体系必须在时代发展中创造新概念，进而更好服务于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因此，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时代需要中发掘出标识性概念。

面向实践，主动回答理论性问题

立足中国大地，构建知识体系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回应影响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是加快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知识体系重在有用，贵在有效。党务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鲜明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必须植根实践、回应问题。党务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党的工作事务，但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决不能陷入事务主义的细枝末节之中，而应当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视野上审视。

面向实践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最重要的是厘清其基本理论问题。党务管理学科自设立以来，逐步建构起系统的课程体系与学术框架。其中，党员教育管理、组织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运转的制度化创新，已成为该学科聚焦的核心实践领域。这三方面分别对应个体化的实践、组织化的实践和制度化的实践。首先，要聚焦组织成员的个体化实践。党务管理工作涵盖党员发展、党员教育、干部轮训等诸多环节，这些工作不仅头绪繁杂，而且具有严格的规范。因此，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在制度设计层面梳理结构化知识和程序性内容，以此实现对实践的精准指导，从而提升教育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其次，需着眼于组织化的实践。政治沟通需要以准确识别制度环境为基础，进而才能综合选择所需的工作方式。政治沟通能力直接反映了党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也是组织运作效率的重要体现。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系统分析不同沟通主体的要求，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最后，应面向制度化的实践。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务管理必须重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应将基层实践的创新案例纳入其中，推动党务工作迈向具体化、规范化、标准化，从而为党的组织体系高效运转提供参照。

观其会通，自觉促进多学科融合

随着万物互联的趋势，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解决综合性问题的必由门径。故而，以学科融合路径，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大势所趋。面向未来，应坚持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为主干，以相关多学科知识为支撑，形成本体明确、来源贯通、根基深厚的理论整体。

其一，坚持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为主干，筑牢知识体系的本体根基。党务管理必须自觉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汲取理论滋养，始终将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紧密结合，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彰显其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党务管理本质上是探究中国共产党自身事务运行规律的科学，其理论主脉绵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党的建设理论之中。因此，必须从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执政规律等基本问题出发，构建出指向本质属性、体现内核要求的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

其二，依托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厚滋养，夯实知识体系的发展基础。一方面，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蕴藏着党务管理的实践智慧与理论资源。另一方面，社会是最好的透视镜。政党是社会中的政党，党务管理工作也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树立大历史观，系统梳理和总结党在社会变迁中规范自身工作事务的历史轨迹与思想脉络，在历史纵深中把握规律、汲取养分。

其三，融汇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智慧，拓展知识体系的支撑维度。事物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普遍性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必然遵循组织管理、政党政治等方面的一般规律，需借鉴管理学等学科视角，把握其与一般组织的运行共性。从特殊性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活动深刻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必须立足中国政治实际，运用多学科工具，深入阐释当代中国制度环境与治理实践中的政党逻辑。

顺应潮流，积极发掘新技术增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工具的使用，能够丰富人们认识世界的手段，拓展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例如，信息技术革命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手段，打破了党员教育、干部轮训的时空限制，使得线上不间断教育成为可能。同时，技术也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借助人工智能，党务管理的相关工作可以便捷高效展开。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适应技术变迁的潮流，转变对党务知识呈现方式和优化工作流程的认识。

近年来，智慧党建渐成潮流，平台的使用将原有的党务工作推向了“组团式、集成化”新模式。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党务管理中的应用，为党员教育、组织管理等工作提供了便利。例如，在线学习平台实现了理论知识的个性化推送，提升了组织管理的效率。技术变迁也对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崭新要求：一方面，技术迭代重构了党务管理的知识环境，要素更加活跃，需要予以更多关注；另一方面，技术发展改变了党务管理的知识结构，原有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或者不足以支撑党务工作。身处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构建党务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多措并举、综合发力：一是加强党务管理的数据化建设，打造基础性知识库；二是用好数智化优势，拓展支撑性知识库；三是加强内容管理和生态治理，维护保障性知识库。党务工作者应主动适应技术变革，促进知识结构升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若干重要理论观点的思想意蕴

齐卫平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接续奋斗的新部署，开启了奋斗强国建设、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五五”时期的接续奋斗将接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关键一棒。党中央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五个以”的指导方针和“六个坚持”的原则遵循，为砥砺奋进新征程提供了思想指南、确立了行动纲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深刻领悟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的思想意蕴。

关键词：“十五五”规划建议重要理论观点思想意蕴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党中央的建议作了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继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接续奋斗的新部署，开启了奋斗强国建设、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迈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再起航的新步伐。加深认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的思想意蕴，对深入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1]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作出的一个重大论断。自党的十九大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后，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完成“十三五”、“十四五”时期的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二十大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叙事话语的新表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揭示实现战略目标“关键时期”的含义，明确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中“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

在党的重大决策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是如何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二是如何清醒认识身处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意义在于规定要解决什么问题，明确要做什么；历史方位的决定性意义在于指明所处的境况，明确应该怎样做。两者密切关联，把准社会主要矛盾、认清历史方位才能更好地肩负起使命任务，并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治国理政创新发展，就是以明确历史方位拉开帷幕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把揭示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新的判断相联系，把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结合，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明确历史方位帮助人们看清楚自己身处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明白干事创业的动力和压力。“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历史创造活动所遵循的规律。历史不是碎片化的拼图，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现实映照历史的身影，把握现实的历史方位，前提是认清从哪里来，目的是明确到哪里去。《说明》指出，《建议》稿基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个基本定位，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既同‘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准确把握未来5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4]历史方位明确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就有了方向坐标，有了导航地图。

“关键时期”的一个要求是夯实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按照一般的理论逻辑，凡是基础都有一个日积月累和扩量增值的过程，既要打基础更要固基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建构。实施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铺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四五”时期是党中央确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以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了良好开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国建设提出了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的新要求。“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5]巩固既往成就最好的选择就是夯实基础，使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更加牢固。“十五五”时期以“夯实基础”显示其关键意义，表明党中央锚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现实考量。

“关键时期”的另一个要求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发力。鸦片战争后，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追求目标，但一代代人的探索和努力都最终失败的结果令人失望。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实现现代化的奋斗有了正确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建设小康社会到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进的步伐呈现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线索。实践中，接续实施的14个五年规划（计划）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为考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文本素材，70多年的春秋记录了党和人民不断发力的心路历程。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党对现代化格局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物质和技术层面的思维局限，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创造及精神富裕、生态良好等新内涵，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的新要求。《建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安排和分领域部署，提出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的建设任务，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系统观念形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整的行动方略，体现了“十五五”时期“全面发力”的实践要求。

站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新的历史方位上，“夯实基础”和“全面发力”的两个要求统一于“十五五”时期的全过程实践，落实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方位展开。“夯实基础”必须“全面发力”，“全面发力”才能“夯实基础”。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形成全面发力之势，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产出夯实基础之效，构成两个要求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夯实基础”和“全面发力”加深认识“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是增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意识，是求真务实地贯彻党中央各项战略部署的内在要求

二、“十五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说明》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根据‘十五五’时期应承担的历史任务作出的判断。”[6]

历史方位的变化标识历史任务的更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形成新的历史方位，任务更新以“承前启后”凸显“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

“承前启后”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自身奋斗历史时经常使用的话语，具有历史连贯性和实践整体性相统一的时空观哲学意蕴。首先，“承前启后”表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观点，体现事物自身联系和内外普遍相联系的基本原理。其次，“承前启后”体现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思想逻辑，构成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贯通的认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历史的过程表现时间的持续性，以场域的变化表现空间的延展性，时空不能割断。连贯性的历史与整体性的实践在“承前启后”的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时空观，现实以今天的开始而延续昨天的历史，以继承历史的奋斗而创造现实的未来。

“承前”与历史相对应，是指把前人的奋斗视为今人的实践根基，以期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走向光明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7]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镜子、最好的清醒剂、最好的营养剂，割断历史必将否定真理的存在，否定历史必将迷失前进的方向。历史虚无主义不承认“承前”的必要性，在其逻辑中历史、现实、未来都是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因此在否定历史价值、抽空现实基础的同时也抹杀了“启后”的意义。“承前”不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 “承前”包含三个核心要义：一为接续奋斗，二为坚定自信，三为坚持原则。接续奋斗要求总结历史经验，沿着继续发展的轨道前进。坚定自信要求从历史中汲取能量，自觉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坚持原则要求向历史寻找真理，明确实践的根本遵循。这三个核心要义凸显了“承前”的重要价值。

“启后”与现实和未来相对应，要求增强认清时代、顺应大势、遵循规律的自觉，以期引领实践创新发展。继承历史不是沉湎过去，回眸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社会不可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停止发展。“启后”以“承前”引出发展的逻辑，由此才能迈出前进的步伐。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启后”包含三个核心要义：一为开辟新征程，二为作出新部署，三为昭示新前景。开辟新征程要求认准前进的历史方向，迈出接续奋斗的新步伐。作出新部署要求结合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行动方案。昭示新前景要求着眼长远，擘画砥砺奋进的战略蓝图。这三个核心要义彰显了“启后”的厚重分量。

从理论上阐释“承前”和“启后”的核心要义，有益于加深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重要地位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守正创新是“承前启后”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8]党治国理政以守正创新为重要思想方法，创造了以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经验。《建议》作出的重大部署体现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守正创新。从文本看，《建议》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大历史观，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这是开启“十五五”规划新征程的前提和基础，坚持以“承前”的守正推动“启后”的创新。《建议》以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战略目标，对“十五五”时期的奋斗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坚持以“启后”的创新实现“承前”的守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9]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制定“十五五”规划，连续制定和实施十五个规划（计划）的时间跨度为75年，并呈现了世纪更替的时代变迁。在历史的时空演进变化中，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历程以持续发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以人民团结奋斗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们党治国理政以规划（计划）引领发展的显著成效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卓越智慧。中国共产党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施改革开放，到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艰辛探索中积累经验，在遭遇挫折中总结教训，在守正创新中砥砺前行，通过完成一个个五年规划（计划）所设定的目标，引领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深刻认识“十五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个理论观点的思想意蕴，有助于继续以规划引领发展的重要经验推进治国理政创新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优势通过“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得到进一步彰显。

三、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

《建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0]这个重要观点以动态的发展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步推进的发展逻辑。历史的永恒运动形成阶段的定位发展，接续奋斗衔接起一个个阶段，串连起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实践全链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犹如接力跑，一棒的赛跑争抢一个赛段，每一棒的赛跑都决定最后冲刺的结果。“十五五”时期的接续奋斗将跑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关键一棒，取得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新成绩。

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动态的发展观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这“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1]这一论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联系，“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以阶段的提升形成“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建议》把这个表述用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凸显“十五五”时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的意义和分量。

阶段是一个时间概念，有长有短，阶段期限伴随发展的过程，过程中的阶段显示发展的进度。漫长的过程构成一个大的阶段，大阶段通过一个个小的阶段的发展而完成其过程。每个小阶段以实现量变形成局部质变，局部质变的总和促成事物向根本质变的结果发展。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接续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就是要引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12]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相契合。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构成其历史过程中的小阶段，每个五年规划的任务完成意味着将转入下一个新的小阶段，新的五年规划开启又一个阶段奋斗的征程。由此而言，“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内在统一。“十五五”时期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个五年规划取得的成就铺垫，新阶段的使命任务意义非凡。“十五五”时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后的乘势而上，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后的深入推进，是确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后的全面发力。这些新内涵赋予“十五五”时期促成阶段性局部质变的新动力。今后五年的奋斗既巩固此前量变叠加的成果，又为下一个五年（“十六五”时期）实现新的质变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并轨而进、相向而行、同步而成。

“阶梯式递进”与“不断发展进步”具有不同的含义：“阶梯式递进”指一级级台阶向上攀升，要求走实求稳不踏空一步；“不断发展进步”指一次次提升目标，要求接续动能不间断推进。两层含义相辅相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十五五”时期肩负推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使命任务，以新作为新成就促进阶段性的局部质变，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内在要求。

“行百里者半九十。”经历了漫长奋斗历程的人们深深懂得，越接近胜利的目标，越需要谨慎，前功可能因懈怠而尽弃，曙光可能因麻痹而消失。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议，准确把握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为继续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建议》围绕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是推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过程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纲领性文件，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中知晓了奋斗新征程要干什么、将做成什么、怎样做才能把握历史主动，才能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党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科学精准的指导方针、清晰明确的主要目标、求真务实的任务举措，为党和人民“一张蓝图干到底”提供了思想指南、确立了行动纲领。

四、关于“五个以”的指导方针

明确指导方针是党中央指导五年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前提，指导方针科学精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确定主要的目标、部署奋斗的任务才有了思想的“魂”和实践的“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明确规定，既体现了指导思想的一以贯之，又结合每个五年规划实施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提出了新要求，体现了反映现实、符合实际的针对性。

从新时代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看，党中央明确指导方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导思想，二是具体要求。关于指导思想，以坚持守正创新为原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同时，明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实践中结出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成果的坚持，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具体要求，以坚持与时俱进为原则，新时代三个五年规划建议分别用“以……”的表述加以揭示（见表1），体现了坚持指导思想与规定具体要求相统一。从“十三五”规划建议 “一个以”到“十五五”规划建议“五个以”的发展，既突出了以阶段性重点聚焦形成的具体要求，又显示了以“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逻辑。“十五五”规划提出的“五个以”，围绕“中心”、“主题”、“动力”、“目的”、“保障”的系统架构提出具体要求，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指导实践的整体方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规定。自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和人民认定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发展之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扭住中心就是抓牢牛鼻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强国之要，党执政兴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体现“十五五”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逻辑，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必须始终不动摇。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以显著的韧劲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这样的奇迹背后显示出坚持数量与质量辩证统一的道理。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不讲质量的发展只能使数量增长成为暂时的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论断，高质量、高水平成为新常态发展的核心词语，成为坚持新理念、肩负新使命、奋斗新阶段、开创新格局的行动准则。党的二十大提出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3]“十五五”规划建议贯彻这一精神，全文中“高质量”一词出现25次，“高水平”一词出现13次，这两个高频词的使用突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有坚持高质量发展才能创造新的奇迹。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是进一步激发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的题中之义。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以创新型政党的特质推进伟大事业，创新动力永不衰竭。改革本身就是创新的举措，改革永远在路上要求始终以创新为驱动。改革开放以勇于创新实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改革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深化改革以不断创新为必由之路，把改革进行到底“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固步自封”。[14]从抉择改革、推进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伴随改革的全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创新”一词使用高达61次，在倡导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外，还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如“原始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区域创新体系”、“自主创新”、“数智技术创新”、“平台经济创新”、“海洋科技创新”等。以改革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才能产生经济和社会活力充分迸发的效能。

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是党治国理政价值取向的根本所在。对任何执政党来说，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普遍的诉求，然而，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实现谁的利益、依靠谁发展，各国执政党则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最核心的思想是坚持人民至上，把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根本目的，谋划经济社会发展都旨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始终是党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所秉持的精神，通过各项任务的完成和成就的创造，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十五五”规划建议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围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战略部署，着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15]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是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逻辑。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这个论断落实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党的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证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历史传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强度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崭新局面。“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16]“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17]“十五五”规划建议从根本保障上提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强调“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18]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使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为奋斗新征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

五、关于“六个坚持”的原则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康庄大道并不等于一马平川。要把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变为成功实践，把鲜明特色变成独特优势，需要付出艰巨努力。”[19]乘“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之势擘画蓝图、接续奋斗，但新征程的奋斗必将是又一个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肩负的使命更加艰巨，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走好前进之路，必须有原则的遵循，坚持原则才能行稳致远。

党中央提出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运用好成功经验，二是把握好发展要求，三是定准好实践指向。明确必须遵循的原则，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意志、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五年规划建议都对必须遵循的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见表2）。“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五个坚持”的原则，“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从这些原则看，既有保持不变的规定，又有新要求的规定。不变的规定体现战略定力，新的规定体现策略要求。

新时代三个五年规划建议提出的必须遵循的原则都包含“人民”、“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三个核心词语，表述不同而精神一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始终如一的规定。“科学发展”、“依法治国”、“新发展理念”、“系统观念”、“高质量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分别提出，体现策略要求的变化。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变化不构成替代的关系，而是基于现实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以前规定的原则在新的规划建议中没有再提，并非表示不需要遵循了，提出新的原则与以前规定的原则相耦合，需要融会贯通加以贯彻执行。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遵循，贯彻“五个以”的指导方针，围绕“中心”、“主题”、“根本动力”、“根本目的”、“根本保障”作出规定，为新征程锚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而奋斗定规立矩。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首要的原则遵循，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党中央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推进。坚持人民至上是根本立场的原则遵循，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全一致，恪守这个原则才能凝聚起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持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原则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21]“首要任务”和“硬道理”凸显了遵循“坚持高质量发展”原则的重要意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的原则遵循，奋斗新征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前进的力量。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原则遵循，发挥以规划引领发展的治国理政优势，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的有效性与政府的有为性相统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原则遵循，发展和安全都是硬道理，而且具有内在联系，缺乏安全的发展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发展停滞会带来安全的隐患。总之，“六个坚持”的原则遵循建立在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以总结既往发展经验、明确现实发展要求、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实践遵循，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往直前指明了方向。

《建议》指出：“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22]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演进、深度演化的背景下，“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3]经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既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更要增强本领和提高能力。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历史定位，坚持党的指导思想，贯彻指导方针，遵循重大原则，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愿望。新征程发出新召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目标把理想转化为力量，铆足干劲把蓝图变成现实，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从而把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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